中苏关系内幕纪实-第1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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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日益孤立的可能使人联想到的原因，包括赫鲁晓夫被撤职之后苏联领导人所表现出的更为圆滑和更为谨
慎的态度；中国未能给予北越以有效的援助；中国拒绝了苏联提出的为了援助越南这一提议，共产党国家之间进行合作
的建议；中国提倡的“冒险主义”的政策——这一政策被认为应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的大屠杀负责；中国干预其他共
产党的事务和支持组成对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的政党；中国被指称为干预亚非国家的内政——这种干预导致了中
国同几个非洲国家外交关系的断绝以及与印度尼西亚和加纳出现的紧张关系，还有对１９６５年９月印巴战争的干预。
　　　　波兰统一工人党在１９６６年１月５日的信件中，建议召开一个由华沙条约国家的共产党和亚洲共产党国家组成的
会议，讨论对北越的援助协作的问题。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于２月１２日拒绝了这一建议，它在答复中声称，将不参加
“背信弃义的苏联现代修正主义领导”举行的任何会议。
　　　　从１９６５年４月２６日至５月１１日，由阿尔巴尼亚总理穆罕默德。谢胡将军率领的代表团访问了中国。访问结
束时发表的联合公报宣称：“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将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其中心是苏共领导集团——的
斗争进行到底，而且永远不允许现代修正主义有任何喘息。”
　　　　公报继续指出：“必须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些叛徒进行不妥协的斗争；而且永远也不对他们表示任何心慈手软；
必须全力支持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而且永远不接受他们‘停止分裂活动的要求；必须从政治
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在我们自己和他们之间划一条清楚的界线；永远不与他们’联合行动。‘……很久以来，现代修正
主义与美帝国主义勾结着。……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和反对现代修主义的斗争是两种不可分割的任务……”
日本共产党总书记宫本显治原先在１９６６年１月１日声称：各国共产党既使不能重新建立思想上的一致，但也有必要
“组成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越南问题上的一致的国际行动。”１９６６年３月，宫本显治率领的日本代表团访问北京进
行了使中国共产党相信亚洲共产党人应该与苏联合作支持北越的不成功的尝试。之后，宫本显治率领代表团又访问了平
壤，在那里，他与北朝鲜共产党一起发表了呼吁统一行动的联合声明。８月份，日本党公开采取了中立的态度，并且在
９月初发表了一份声明，在声明中，日本党在对苏联“修正主义”仍然表示遣责的同时，也强烈地抨击了中国政府对待
越南战争的态度。
　　　　日本党的声明否定了中国党的论点：即苏联援助越南的目的就是使北越依赖于苏联，以致于使她不得不屈服于苏联
的压力而赞成无条件地同美国谈判。声明遣责中国反对联合行动是完全消极的态度。声明暗示，中国害怕对北越外援的
增加可能导致战争的进一步升级，并且会危及中国自身的安全。日本党的声明还评论说，中国共产党的观点类似于赫鲁
晓夫所使用过的为苏联的消极态度辩护的观点：不过有关联合行动的所有协定必须是有条件的：即苏联应保证“最大限
度地增加对越南的武器援助，对越南的积极援助直到最后，不允许欺骗他们的期望以及绝对禁止苏联单独与美国进行秘
密交易。”声明指出苏联领导人已被划分为赞成对越南问题妥协解决的“修正主义者”和“反修正主义者”。声明提倡，
外国共产党在促进苏联党内“反修正主义”政策发展的同时，应当继续进行反对他们“修正主义”的斗争。
　　　　据说１９６６年８月４日，日本共产党已经命令其党员从党的地方总部去掉了毛泽东的画像，从共产党的书店里收
回了所有中国的书籍，不经允许不准访华和不准收听北京广播电台。９月８日，五名党的官员因违抗上述命令而被开除。
日本党政策的变化部分歧因于自身力量的日益增大，这使日本党更加不依赖于中国党的支持。自１９５９年的以来，日
本共产党党员从４５００人增加到１９５０００人，而且日本共产党青年组织的成员从４０００人增加到２０００００
人，与此同时。党报《赤旗报》的发行超过了１００万册。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２日，北朝鲜共产党也发表了声明，坚决拥护对越南的联合行动，并且肯定了自己在苏中两党问
题上的独立性。声明指责中国党通过暗示企图把自己的理论和方针强加给北朝鲜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声明宣称不允许
一个大党对“一个小党和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施加压力。所有共产党人可以独自研究马克思和列宁，声明进而指
出：“没有特别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名家”（这里明显是涉及中国自称的“毛泽东思想”是独一无二的权威）。一个党
的指导理论，只有在该国范围内具有价值“，而不能适用于所有的党，因为各国党的需要不同。因此，每一个党都必须
不受外来干预地独立决定它是否应当信奉另一党的经验，决不能”按照他人谱写的乐曲跳舞“，或者在”思想上被任何
人所束缚。“
　　　　１９６６年９月１８日，《真理报》转载了北朝鲜党的机关报《劳动新闻》的一篇文章，该文章在措词上攻击“托
洛茨基主义者”，但显而易见，攻击的矛头是攻击中国党的。文章指出，“托洛茨基主义者”企图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他们坚持认为，共产党国家生活条件的改善，将会导致资本主义的复辟；他们诽谤苏联；他们拒绝把和平斗争方式
与军事斗争方式结合起来，而只主张“疯狂的反抗。”
　　　　１９６６年６月，周恩来的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之行（他与罗马尼亚领导未能达成协议）
　　　　和后来阿尔巴尼亚对实行中立政策的各个共产党的攻击，进一步增加了中国党的孤立。

　　　　第七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
　　　　（１９６６年～１９６９年）
　　　　随着１９６６年８月１日至１２日中共中央第八届第十一次全体会议的召开，开始了中苏论战新的转折点，这次会
议正式批准了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方针。８月１３日①发表的一份长篇公报重审了中国党对苏联“修正主义”
的敌对态度，拒绝了在越南问题上与苏共的合作。虽然这个公报只是重复了中国党过去曾屡次表达过的观点，但是，这
个被中央委员会正式通过的公报被西方观察家看作是中国党与苏联党关系彻底破裂的标志。
　　　　中共公报断言，苏联的政策就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维护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统治，在社会主义世界实行资本主义
复辟。”苏联对越南的政策是“表面上支持越南的事业，但实际上背叛了越南的事业。”公报继续说：“美帝国主义是
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共同敌人。为了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美帝国主义。必须建立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最广泛的
国际统一战线。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奉行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政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中，进行分
裂破坏和颠覆活动，积极为美帝国主义效劳。他们当然不包括在这个统一战线之内……”在过去的四年中，两党关系破
裂的扩大，可以用１９６６年８月的中共公报和１９６２年９月２８日中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之后所发表的公报之间
的对比来加以说明。１９６２年的公报宣称：“现代修正主义者是以铁托集团为代表的”，“与苏共发展友谊，互助和
合作的关系”是中国的政策；公报同时表示拥护１９５７年莫斯科宣言和１９６０年莫斯科声明。而这个新公报则把苏
联领导人说成是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对苏共采取了一种强烈的敌对态度。并且，没有提到１９５７年莫斯科宣
言和１９６０年莫斯科声明。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最猛烈地谴责苏共为“修正主义者”的那些人中间，有邓小平——他在１９６０年莫斯科会议
上和１９６３年莫斯科会谈中率领了中国代表团，以及彭真——他在上述两个场合都是代表团成员，并且还在布加勒斯
特会议上代表了中国共产党。
　　　　在北京苏联大使馆处的游行示威（１９６６年８月）
　　　　数以千计的大学生和中小学生被组织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他们于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０日在北京开始示威
游行。
　　　　红卫兵们经常在苏联大使馆外面举着毛泽东和斯大林的画像进行游行示威，而且把通向苏联大使馆的那条街道刻意
命名为“反修街”。８月２０日，一群人阻止一位苏联高级外交官离开大使馆去履行正式约会。８月２６日，苏联政府
向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提出强烈抗议，反对这种“直接破坏大家公认的国际法准则”的行动，并要求立即结束苏联驻北
京大使馆外面的这种“流氓行为”。８月２９日至３０日，中国官方通过在苏联大使馆外面组织群众示威游行来予以反
击。在这次示威游行中，成千上万名红卫兵敲锣打鼓，高喊反苏口号。不过，大使馆的门口被军队和警察严密守卫着，
没有发生任何事故。
　　　　１９６６年８月３１日，苏共发表的声明把大使馆外面的这种“暴行”说成是“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事业团结的
一个新的严重措施”。８月２８日，东德大使馆在其武官和家属受到红卫兵的攻击之后，已经提出过一次强烈抗议。
　　　　１９６６年８月，红卫兵在进行反苏活动的同时，伴随着普遍的反宗教的示威活动。这种活动导致了北京和其他城
市天主教教堂和新教教堂的关闭，宗教象征被摧毁，很多外国尼姑被驱逐。
　　　　在１９６６年９月的上半个月里，苏联报刊集中报道了其他共产党对中国政策的批评，但是９月２０日，伊兹韦斯
蒂娅写了一篇社论，把中国国内最近的发展说成是“不但是中国人民的悲剧，而且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前所未有的
耻辱。”
　　　　社论在阐明了中国已经将自己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开除出去之后，表示相信：“中国共产党的健康力量最终必将
领导中国回到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上”。
　　　　苏联对中国外交政策的批评（１９６６年９月～１２月）
　　　　从１９６６年９月起，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日益对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采取了批判性的态度。在对中国所反复
声称的苏美“勾结”的答复中，苏联发言人暗示，中国政府本身在与美国发展联系的同时，企图引起美国和苏联之间的
冲突。
　　　　这一观点是由伊兹韦斯蒂娅在１９６６年９月２１日发表的一篇全部是由西方报纸的引文组成的文章中首次提出来
的。
　　　　文章不加评论地引述了被认为是“高地美洲人”的观点：“如果人们站在北京的言语逐步升级的一边，我们还没有
看到在越南冲突问题上中国的存在”。
　　　　文章特别提到陈毅元帅（中国的外交部长）会见日本政治家访问团时所发表的声明，他在讲话中没有排除就谈判解
决越南问题与美国会谈的可能性。
　　　　北京官方从来没有否认过这一声明。文章还引证了中美大使级接触时，在华沙就避免中美之间就越南问题上的冲突
而制定的“详细而系统的文件”。文章宣称，美国飞行员有避开中国边界的严格命令，而且中国政府同意把可能发生的
任何“错误”看作是“不幸的事件”。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１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１７周年庆祝会上，当林彪元帅断言：“以美国为首的
帝国主义和以苏共领导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者正在狼狈为奸，积极搞和谈欺骗的勾当，目的是要扑灭越南人民反美民
族革命战争的烈火”时，除罗马尼亚外，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外交代表们都离开了会场。１１月７日，当马利诺夫斯基元
帅（当时的苏联国防部长）说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影响，“姑息了美帝国主义的新罪行”时，中国的代表们离开
了莫斯科的俄国革命周年庆祝会。１９６７年５月１日，当格列奇科元帅（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的继任者）说：“如果所
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采取统一行动的话，侵略者在越南的赌博的失败之时将会来得更快”时，红场五一
节的阅兵场上再一次发生了类似的情况。
　　　　自赫鲁晓夫下台以来，苏联所发表的对中国政策的最强烈的攻击，是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２７日《真理报》对中国领
导人的公开攻击。《真理报》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