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 1999年第三期-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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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李边不只重视“评话”的教化作用，而且十分注意“评话”的娱乐性。尽管《训世评话》的“训世”意味很重，但李边选用的故事却不是板着面孔说教，而是本着思想性、可读性、艺术性、娱乐性相统一的精神选取故事，并以汉语编成“评话”，因此很有趣，能吸引读者。为了加强《训世评话》的娱乐性，李边有时直接从《笑林》中采用故事，如《不识镜》，即是突出事例。
第四，李边在运用“评话”这一形式编著《训世评话》时，大胆创新，将动物题材的故事引入“评话”，这在中国“平话”中是罕见的。在中国的“平话”里，没有专门的以动物故事为题材的独立的“平话”（《西游记平话》中的神猴、神猪，只是借用了猴、猪的一些生活习性，它们并非畜生），而《训世评话》中却有两则“评话”完全是以动物故事为题材的。《借米不均》写一野鸟在大灾荒中饿昏了，向田鼠借粮，借得粮食吃饱了就唱歌。另一只乌鸦得知这一情况也向田鼠借粮，但田鼠不允。乌鸦怨怒，等在洞外谋害田鼠，田鼠出洞，被乌鸦啄死。这则“评话”寓意颇深。《兔与雌熊斗话》写母熊和小熊与兔子斗嘴，兔子失败，表现了熊母子的智慧。至于《蚕马》的故事，原出于《搜神记》，虽然也写了动物（马），但主要是揭露某夫妻俩对马的不守信用，还不能算作典型的动物题材故事。可见李边不只是“评话”的继承者，还是“评话”的革新者，他把动物题材故事编写成“评话”是“评话”发展中的创举！
第五，李边还把“评话”与朝鲜的国情相结合，把朝鲜的民间传说五则编成“评话”，可谓“评话”的朝鲜化或朝鲜化的“评话”。《都弥妻》写都弥妻的智慧和对丈夫的忠诚。《昔脱解》以朝鲜神话为题材。《金淑女》写金淑女夫死过哀，不食而死，死后与亡夫合葬。《耽罗国》则以朝鲜传说为“评话”。它们的思想和《训世评话》的教化倾向一致，但却具有朝鲜民族的特色，富有朝鲜的民族作风和民族气派，可以说李边把“评话”与朝鲜特色相融合了。
五百多年前，朝鲜大学者李边以《训世评话》宣传中国文化；五百年后，韩国朴在渊教授再以校点本《训世评话》让韩国人认识中国文化，这对于以弘扬中国优秀文化为己任的中国学者也是一种促进吧！
关于反右派的“公开动员令”
？ 黄一龙
史海钩沉
写历史粗好还是细好？朱正先生以此为题在《南方周末》（1998年8月21日）发表文章，举《文汇报》一度变成《教师报》的历史为例，比较粗细两者的得失，认为用粗线条写历史，便于涂上一层情绪化的、倾向性的色彩；写得细一些，才有助于显示出事件的真相。我赞成这个意见，并想补充说，流行的“宜粗不宜细”论，说的只是做政治结论；如果“写”历史也有“宜粗”的时候，那么“研究”历史，则绝对地宜细不宜粗。因为“事件的真相”都还没有弄清，“情绪”也；“倾向”也；不是没有根据了么！
我想再举一个更“细”因而更被忽略的例子。例子出自朱正先生本人的作品：《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先请朱先生谅我，我这里没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之意，看下去就会明白。
这本书在叙述一九五七年五月反右前夕实行“阳谋”期间：
毛泽东本人发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五月二十五日，他在接见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时候讲了几句话，其中说：
“……”
“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是完全错误的。”（105页）
朱著对于毛泽东讲话的叙述，除了漏一“和”字外，根据充分。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五日新华社发的通稿和次日全国各报都是这样说的。以后出版的党史著作，也是这样写的。例如《中共党史大事年表》说：“毛泽东在接见大会代表时针对右派分子的进攻……号召青年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并强调指出：“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是完全错误的。”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也引了同样的话，并说这是“反击右派的公开动员令”。
可是，如果要过细地再现历史的话，那么这个“信息”或“动员令”，在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在中南海接见团代会代表的地方，是发布得不完全的。那最后的一句话“一切……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并没有讲。
我是这次会议的代表，我们得到接见的通知时，兴奋之余好多人都准备了便于携带的小记录本。毛泽东讲话的时候，我们就低头拿出本子记。他讲得不快，而且四川人听湖南话基本没有障碍，所以回来互相对笔记的结果，所记略同。第二天早晨《人民日报》一到，大家争看接见消息，一时都傻了眼。就在消息的附题里，赫然有句“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一看内容，知道这是他讲的最后一句话。可是对这句话谁都不记得听到过，谁的记录里都没有，而且也仅仅这句话没有！我向同是四川代表的四川大学团委书记黄桂芳说了句：我们回去怎么传达呢？是说我们听见了这句话，还是说毛主席当时没说？她瞪了我一眼，似乎是嫌我多嘴吧，我就不敢再说了。
这就是“动员令”的一个聆听者亲历的“细”历史。看起来，这则“细”历史与流行的历史，并无多大的差别。第一，毛泽东头天没有讲的话次日出现在报纸上，一定经过他的首肯，或者至少为他追认。也就是说，这当然是他要说的话。第二，这一句话与他说的其他的话并无性质上的区别，没有这句话，也并不表示他赞成任何“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
可是如果要讲忠实于历史，那么即使这样细微的区别，也应该能够找到更适当的记述方法。因为无论如何最关键的这句话不是五月二十五日说出来而是五月二十六日印出来的，这是一。说它是“最关键的话”，是因为要构成一个明显的“信息”，或者简直成为“动员令”，有没有此话，在份量上是很不相同的。没有它，只从正面强调中共的领导作用和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不仅对于当时众多自以为正在维护党的领导正在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的候选右派们，而且对于广大也是这样看待他们的群众，难以唤起什么特别的感觉；而有了它，至少会使一部分敏感的人，听出某种信号，表示有什么“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正在发生了。这是二。我想这第二条理由，也许就是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讲话以后到深夜新闻稿审定以前，促使什么人也许就是讲话者本人决定加上这最后一句话的原因。
如果这个判断是有道理的，那么就引出一个不算“细”的问题：要是它真是“反击右派的公开动员令”，为何发布得这样不成样子——下午说了又嫌不明白，晚上再加一句？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对右派实行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的“阳谋”，是有着周密准备的。据毛泽东本人说，它实施于“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这个期间（《〈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而它的发端，据学者研究，却早在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的冬春之间（李慎之：《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就以可证的正式文件看，那么它至迟也在五月十四日开始向党内高层亮底，到二十五日以前，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一连发了三个文件，再加上直署毛泽东之名的《事情正在起变化》（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此文作于五月十五日；而据原稿，此文最初曾用“本报评论员”的名义，似乎准备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但很快又改为拟发党刊，而最后以文件形式发给“中央一级若干同志”和除西藏、新疆以外的各省市委的时间，是在六月十二日；在此以前，看到它的大约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四位中央副主席和彭真及杨尚昆），不公开即秘密的动员正在进行。中央书记处为准备反击右派的最后一次会议，刚在二十五日结束。要是真准备就在当天发令动手，一是不好解释为何内部动员的重头妙计《事情正在起变化》此时尚未向下布置，二是“动员令”为何不经反复斟酌，以致须在几个钟头之内仓促改动。而且按照逻辑，“公开动员令”下达以后，就该“公开”向右派进攻了。可是，进攻却发生在两个星期以后，而且另有一道“公开动员令”，即《人民日报》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反右派”当然是极艰巨的事业，但是即使如此，恐怕也犯不上用两个“公开动员令”来加以推动吧。
那么，毛泽东接见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那个讲话，以及实际上未讲却又补上的那一句话，究竟所为何来？这算不算得一个问题，麻烦史学家们再作研究呢？就我区区所见，倒有一个猜测，那就是此话的“所指”，不是尚待引导“达到顶点”的右派头面人物（须知那时“党天下”之论尚未发表），而是大学里面正在兴高采烈搞“民主广场”、“自由论坛”等等的小右派们。五月十九日下午，北京大学学生贴出了第一张参加“鸣放”的大字报，几天之间，在首都主要大学形成一股不小的潮流；五月二十三日，人民大学学生林希翎在北大发表演说，影响更大。这些十来二十岁的孩子们不是政治家军事家，不懂战略策略阴谋阳谋，也不大懂礼貌，但是他们以伟大五四传统的儿女自命，无所顾忌地向一切在他们看来是反民主反科学的东西提出挑战，真有一点势如破竹所向披靡的味道。他们一腔热血，一脸稚气，居然在大战前夜活蹦乱跳地撞入看来鲜花盛开实则杀机四伏的地雷阵里。须知当初受到邀请“帮助党整风”的，只是“党外人士”，没有娃娃们的份；现在他们不请自来地往口袋里钻，面对这种局面，为即将开始的大战运筹帷幄的伟大战略家，会有何种反应？可以设想的不外两种，一是大喝一声娃娃们滚开，这里不是你们来的地方！一是尽可能延缓他们冒冒失失触动机关，一旦时机成熟，就把他们和预定的敌人一起消灭。仅看毛泽东五月二十五日的讲话，两种解释都说得通。不过细查历史，好像后一种可能性更大。
早在一月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就讲过：“学生中间跟我们对立的人也不少。现在大学生大多数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其中有反对我们的人，毫不奇怪。”可见他不曾小看娃娃们。不过在准备反击右派的上述三个文件里，眼睛盯着的却主要是民主党派和高级知识分子，在《事情正在起变化》里，也还认为右派要号召起“大多数学生”是在做梦。在五月十五日起召开的全国团代会上，也无一字提到动员青年“帮助党整风”，说明那时还无把青年引入雷区的计划，使得并不比学生们聪明多少的《中国青年报》记者部主任王亚生在团中央贴大字报批评“当前的团代会和整风精神相去十万八千里。”到了五月下旬，局面却意外地在学校里变得可能失控，以至在六月六日民盟“六教授会议”参加者们的眼中，已到了“现在学校的情况十分严重”（章伯钧），“现在学生到处找领头的，如果老师加上去，事情就可能闹大”（费孝通），“今天学生问题很多，一触即发。他们上街，市民就结合起来，问题就闹大了”，“这次整风可能党的估计有错误，党可能认为高级知识分子问题多，青年学生一定不会有什么问题，结果恰恰相反，弄得很被动”（曾昭伦）。于是，在六月八日下发的党内文件《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里，果然不仅十分重视学生，还显著地增加了在全国组织尚未进入地雷阵的学生“向党猖狂进攻”以便加以反击的内容：“高等学校组织教授座谈，向党提意见，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登在报上。可以让他们向学生讲演，让学生自由表示态度。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然后在他们中间抓右派。以后执行的结果，是全国高校划出了一大批年轻右派，让他们用生命中最宝贵的时光去体会“政治积极性”的苦果；而在有的地方例如我工作所在的四川省，还于一九五七年底大批右派落网以后在若干中学生中“动员鸣放”，鼓励“大吐毒素”，又划出一大批刚刚摘下红领巾的“三四类”学生，不准升学甚至不给工作，让他们当了几十年“编外右派”。这种对青年学生大规模残害的计谋始于何时？我以为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