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 1999年第三期-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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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人民内部矛盾还特别表现在分配问题上面。”一般的说法，就是在生活待遇上。干部利用职权在工资、奖金、住房等方面多吃多占，“不按劳取酬，不公平合理”，“干部生活待遇太高了”。在分配上“等级分得很清楚，甚至厂长、处长、科长的办公室里面，住的宿舍里面，几个台子，几个沙发，几个凳子都有等级”。他还说过，“我们的干部，实际上享有特权，高级干部特权更严重。”“事实上存在着干部不同于群众的地位、待遇和荣誉”，所以都争着当干部，争着向上爬。他说：“我们现在有脱离生产的道路，却没有回到生产中去的道路……脱离生产的人越来越多，官僚主义越来越多，脱离群众的危险越来越严重。”他说：我们“管理国家财产的国家干部，本来是社会的公仆，可是不知不觉变成了社会的主人。如果没有一定的限制，自己分配多了，享受高了”，这就是不尊重社会主义所有制，甚至是违背和破坏社会主义所有制。在那个年代他就认为我们“开始萌芽了一种等级制度，社会主义之下的等级制度。”他警告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员有可能成为“特殊统治阶层”和“新的贵族阶层”。
老实说，当年的贪污腐化还不是很严重的，刘少奇早就发出取消特权、反对腐化堕落的警告。在“八大”会议上，他说：“在党领导了国家政权以后，党内贪污腐化、违法乱纪、道德堕落的现象有了某种程度的发展，这种现象必须坚决制止。”
刘少奇分析群众闹事的第一个原因是分配不公，那时普遍存在的是利用职权多吃多占，而贪污腐败还不像现在这样普遍，这样严重。这些年来，铁的事实证明，我们的贪污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
刘少奇分析群众闹事的第二个原因是群众意见长期得不到解决，反而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群众进行打击迫害，激化了矛盾。
他说：“群众闹事经过几个阶段：先是提意见、提要求；然后是派代表交涉；如果交涉没结果，就开会，向北京告状，或出墙报，向人民日报写信；如果还没有效果就请愿，就闹事。大体上不是突然闹起来的，往往是经过好几个月，经过了半年，采取了各种办法，官僚主义不理，解决不了问题，最后才请愿、闹事、罢工、罢课。大部分闹事，开始只是群众讲闲话。所以劝同志们要听闲话，群众闲话不可不听。刚刚有了闲话，你听了，感到有问题，就去处理，这就比较好，解决了问题可以不闹事。因此要允许群众提意见，提要求，派代表交涉，开会，向北京告状，向人民日报写信。要允许这些事，要听闲话，就是要允许小民主。不允许小民主，势必要来大民主。”
他还说：“我们一些领导干部，没有闹起来时不理，闹起来以后又惊惶失措，一惊惶失措就采取压制的办法。”“有的领导人处理群众问题是用力量去压服，而不是用道理去说服。”“是以力服人，不是以理服人。”“说是教育群众，实际是整群众，只批评群众，不作自我批评。”“只去分清群众的是非，而不分清领导上的是非。……结果就是这样：非的是群众，是的就是‘老子’。”
一九六二年五月少奇同志在中央政法小组起草一九五八年以来政法工作总结报告时，就说：“这几年的政法工作，就问题方面来说，总的经验教训是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主要是误我为敌，打击面过宽。”“用对付敌人的专政办法来处理自己人的问题，处理劳动人民的问题，这是根本错误。这不是共产党的办法，是国民党作风，是站在人民之上，向人民施用压力。”
他还说：“这几年打击面宽了，是个事实。劳动教养本来是处理人民内部问题的，结果用了同处理敌我问题的办法。行政拘留本来是有严格的时限的，结果长期拘留，不依法办事。行政拘留、集训、劳动教养，变成和逮捕一样。”
在《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中也说：“现在我们有些同志，总想搞一个敌我矛盾是主要矛盾才好，以便于‘一棍子打死’”。他说用这样的“粗暴态度”、“打来打去，打得一塌糊涂，问题还是解决不了。”他说，如果能够切实解决各种经济问题和政治思想问题，及时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是不会发生闹事的。”
我认为值得大书特书的，是他在对待群众闹事时如何处理反革命分子问题的意见。他说：“群众闹事中间，反革命分子可能参加的，但是在今天，反革命分子只能够利用群众中的切身经济问题和政治思想问题来鼓动群众闹事。反革命分子不可能用反革命纲领和反革命口号来鼓动群众闹事。所以群众闹起事来，即使有反革命分子参加，也要当人民内部问题处理。先把群众的问题处理了，使群众安定下来，然后，才能处理反革命分子问题。不解决群众的问题，就不可能肃清反革命分子。”
刘少奇这一独特的分析，一是在性质上肯定：“群众闹起事来，即使有反革命分子参加，也要当人民内部问题来处理”。二是在处理闹事问题的次序上，先处理人民的问题，如果真有反革命分子，也等处理了人民的问题以后再来处理反革命的问题。
所以，正像我在纪念他九十诞辰的文章所说的，如果真正能按照刘少奇的思想理论行事，或者说真正按“刘少奇路线”办事，就不仅不会发生“文化大革命”，而且……
一九八一年十届六中全会通过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特别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那么，刘少奇的光辉思想当然应当是“毛泽东思想”中最重要的部分。我们现在纪念刘少奇百年诞辰，特别提出他关于防止和处理群众闹事的有关论述，理所当然也属于“高举”的范围。
一九九八年十月二十五日于北京 （本刊对此文有所删节）
毛姆的小册子
？ 李 杜
书屋品茗
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 1874—1965）的书收了不少：出名的《兰贝斯的丽莎·别墅之夜》《人性的枷锁》《月亮与六便士》《刀锋》；不怎么出名的《剧院风情》《克雷杜克夫人》《啼笑皆非》，以及百花文艺出版社选编的《毛姆小说集》……这些书都十分了得，印数多，读者多，评论者也多。但我最喜爱的却是两本国内评价不多的小册子：一本叫《在中国屏风上》（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一本叫《书与你》（花城出版社1981年版）。
《在中国屏风上》
那年我乘轮船沿江而上抵达重庆。船过海棠溪，我看到朝天门码头的时候，才真正读懂了这本书。
当时我就带着这本书。一路上颠来倒去读了好几遍，那篇《山城》，我几乎可以全文背出：“他们说这里‘蜀犬吠日’。这是一座灰色、阴暗的城市，笼罩在雾霭中间，因为它座落在崖石上面。这里有两条江汇合，所以它每边都被水冲洗。但是有一边是被混浊的急流冲刷。崖石像古代单层甲板大帆船的船头，这船似乎为一个奇怪的非自然的生命所拥有，竭尽全力地颤抖；它好像永远在一点上向喧腾的江流中稳步前进。崎岖的山脉把这城市团团围住。”我艳羡一代文豪，寥寥数语，便把一座山城勾勒得如此厚重而又逼真。
那是我第一次到重庆，是为写一部叫《常芝青传》的书而到此采访。后来我便把上边的这段话抄在其中。我说常芝青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四日来此接管《新华日报》时就想到了这段话，我说：“若干年前，从一本小册子上，他便读到过这座城市。那就是英国作家毛姆二十年代初中国之行后所描述的这座城市。当时也许并不是因为这城市而是因为文字本身的魅力，所以他读后居然便记了下来。”这自然是个虚构，是我的一厢情愿。但我还是固执地认为常芝青是应该读过这本书的。这样的书倘或他竟没有读过，那也未免太可惜了。
所以我就虚构了这样一个细节。我是有根据的。这根据就是：早在一九四三年，这本小册子便由胡仲持先生翻译过来，并由开明书店在桂林正式出版。
当然，我并不知道常芝青是否读过、见过或者找过这个版本；我只知道我自己一直在找而且至今仍未找着。这的确让人遗憾。不过总算还是找到了现在的这个版本：窄三十二开；凡十二万字二百三十五页（初版印数仅6400册）；是由陈寿庚先生在毛姆诞生一百一十周年时（1984）精心译出的。
这是一本记录中国之行所见所闻的纪游体散文集。关于毛姆来华及其具体时间，时下说法不一：一说是一九二○年，一说是一九二一年；记得好像在哪里还读到过一篇文章，说毛姆根本就没到过中国，这部书是他根据别人的讲述写就的。这一论点我当然极不赞成。我曾几次阅读此书，我深信这是没到过中国的人所不可能写出的。不过这年头大家都爱标新立异；招徕视听，因而见多不怪也就不必计较；只要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不被否定就行了：这是一部与中国有关的书，最初出版的时间是一九二二年。
还有一点亦需说说，该书的英文版书名为《On a Chinese Screen》，有的书将其译为《中国一览》（如浙江人民版的《天堂之魔——毛姆传》），有的译为《中国剪影》（如海南版的《辜鸿铭文集》）；而我所收藏的这个小册子则译为《在中国屏风上》，我觉得这个书名最好，我很喜欢。
细究起来，我之所以喜欢本书，当然不能说只是因为这个名字，甚至也不能说只是因为它文风素朴，笔力遒劲；我喜欢它，更是由于它写活了当时中国的两类人：一类是“买办”，即官僚；一类是平民，即“苦力”——“他用一种忧郁的中国方式和我谈话。一种文化，最古老的世界知名的文化被粗暴地扫荡着，从欧美留学回来的学生们，正把这种自古以来一代一代建立起来的东西无情地践踏掉，而他们却拿不出东西来替代。他们不爱他们的国家，既不对它信仰，也不尊敬。”“……所有这段时间里我发现他是一个恶棍。渎职腐化，敷衍塞责，不顾是非曲直……他是个欺诈、残酷、心怀报复和贿赂收买的人。中国之所以衰败到他如此真正为之悲伤的危险地步，肯定有他的一份。”（《内阁部长》）这就是毛姆笔下的官僚买办，其憎恶之情是溢于言表的。与此相反，对于中国的劳苦大众，他则寄予莫大的同情和关切。他写轿夫、挑担苦力、在水里犁田的农民和弯腰折背的纤夫，他说：“当他们从你面前走过的时候，你只去注意那些脸，每一张都是天性善良和坦率无邪的”（《不堪的重负》）；“他们无休止地来回上下，同时当人们费劲时也无休止地迸发出他们有节奏的‘唏，噢——啊，嗬’的呼喊。他们打着赤脚和赤膊；脸上汗如雨下，于是他们的歌不过是一种痛苦的呻吟。那是一声绝望的叹息，那是令人断肠的，那是艰苦的人生，那是不过带有音乐性的在无边苦海里的灵魂的呼喊，它的最后一个音符是人性的最伤心的啜泣。生活是太艰难了，太残酷了，这是最终的绝望的抗议。这就是江上之歌”。（《江上之歌》）
我便是在这些文字中，真正地认识了毛姆；亦是在这些文字中，知道了一个作家该有怎样的立场和情感。这些文字常常使我想起现在，想到我们“先天下之忧而忧”、“哀民生之多艰”的温柔敦厚的文化传统，是怎样一点一点地被侵蚀、被剥离、被冷酷无情地嘲弄和伤害！我们该不该信仰我们的文化？该不该珍视悠久的传统？一个西方人，而且是早在一百年前，便为中国文化的处境忧虑和悲叹，而我们现在的文化人却是如此麻木、冷漠以致无动于衷。这实在是应该认真反省的。因而读毛姆的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便感慨万分，便常常想起毛泽东说白求恩的那些话。我以为引伸过来说毛姆也是合适的：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对中国的文化深表关注或仰慕，对中国人民寄予无限的关切与同情，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这是人道主义的精神！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
《书与你》
这是一本地道的小册子：三十二开本，八十四个页码，全书字数不足六万；书价亦很低，仅九毛钱。时值今日，在一本破书亦动辄二三十元、令读书人深感智商受辱的境况下，翻这样一册价格低廉却又价值高贵的书，不能不说是一种心灵的慰藉。
这自然只是现在的感觉。也就是说，当初买书时的感受，肯定并不是这样的。记得初遇此书，是在大同市新华书店的一个小书库里（好像是因为该店当时正整修门面，是在院内的书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