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 1999年第三期-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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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俩永世难忘的是：在这一凄凉寂寞的时刻，我们竟接到了一个电话，是万没想到的，又是多年未见的曹辛之兄的电话。
辛之在电话里说，他非常挂念我，挂念我们全家。因为我也搬了家，他也搬了家；两家不似当初，离得太远了，见面不容易了。他急于见到我，但是由于这些日子身体不舒服，不能出门，只得打一个电话问好。
这是多么温暖的问好。寒冷的冬夜，毕竟会出现温暖的太阳。我对那些冷淡的朋友毫无怨怼之意，那决不是他们的无情，恰恰相反，他们、她们都是关心着的，友情如昨，只由于一点：咱们的中国，“政治”的威胁太厉害了，谁也不敢冒“政治”之险！其实，事实证明，这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我这个敢冒险的，不还是这样？在生活里我并没有受到丝毫伤害，时代毕竟在进步。后来我很快便被邀请出国，直到现在，事情过去了近十年，“改革开放”一切都好。
唯一使我感伤的是亲爱的辛之已不在人间！但我会想念他，深深地想念他，时刻不忘地想念他，我的亲爱的、善良的、勇敢、无私、无畏的朋友曹辛之。
“七七”事变六十周年夜十二时于青岛旅次
中国思想界的三匹野马
？ 丁 东
灯下随笔
如果把中国思想界比喻为一个驯马场，真正的活力往往来自场外的野马。在北京的好处，就是有机会与一匹又一匹野马相遇。具有野马基因的思想选手与自然界的野马同样稀罕，如果在我原来生活的太原，可能就更难见到了。
我见到的第一位称得上是野马的思想者是林贤治。和他只有两次接触，一次是我去广州，一次是他来北京。林贤治年龄比我大一些，我没有问他是哪年出生，但我觉得他也是老三届。后来我看介绍文字说，他当过农民，当过乡村医生，没有读过大学。他大约是八十年代初以诗人的角色步入文坛，后来倾心研究鲁迅。近年来，逐渐为读者刮目相看。我和他早就通过信，第一次见面是一九九七年初，当时他“偏激”的言论就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
当时他说，邵燕祥让他作序。他觉得，邵先生的文章绕弯子的话太多，有三分之二是废话，应该删掉。他知道我是很尊重邵先生的，其实他也很尊重邵先生。在同代作家当中，能够像邵先生那样坚持独立思考独立表达的，偌大中国也找不出几位。否则，林贤治也不会找邵先生一起编《散文与人》。但他对邵先生的文章还是不满意。从内心讲，我得承认林贤治的话有道理。但是，邵先生不是在世外桃源发言，他和我们同样处于不能随心所欲的表达环境。把真话和淡话掺在一块儿，人家还嫌他这杯酒度数太高，如果一点儿淡话都不掺，他的文章还发得出来么？可林贤治不这么看。他就是要以烈酒作标准。淡话说多了，就会成为习惯。有意用淡话包装真话，久而久之，就会把淡话当成真话。林贤治这样苛求邵先生，他自己确实把不掺水的烈酒勾兑了出来，这就是他那篇题为《胡风集团案：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邵先生看了以后说，半年以内不会出现更好的文章了。
林贤治对“学者”的称号颇为鄙夷，几次跟我说，你不要迷信“学者”，也不要当什么“学者”；崔卫平把学者和作者进行了区分，在她看来，学者是阐释别人的学问的人，作者才是提出自己的学问的人。这些想法都很有意思。中国知识分子缺乏的就是原创性。对于原创性，我们虽不能至，也该心向往之。
第二位称得上是野马的思想者是李劼。我认识他其实比林贤治早。他八十年代在华中师大读研究生时，就以青年文学评论家在沪上成名。他原来很可能被训练成学术界的一匹良驹，后来他被逼上梁山，通向教授之路被人为堵塞，他别无选择地成了野马。学院的学者可以是民间思想者，也可以不是，完全看他自己的价值取向。李劼虽然在大学还有教职，但他的价值取向却是民间思想者。
外人有所不知，一些在中国学术界产生影响的问题，都是他率先提出来的。比如八十年代在文学界产生很大冲击的“重写文学史”和九十年代波及整个中国知识界的“重建人文精神”讨论。他提出了问题，又由于某些原因退出了讨论。但我听说过这样一句话：有时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有意义。我觉得，这同样适用于评价李劼的贡献。
一九九八年，李劼一下子推出了五卷本的思想文化文集，内容已经远远溢出了文学批评的常规格局，甚至可以认为这是他告别文学批评的一次亮相。如果说，他讨论《红楼梦》还与文学批评有关，那么，他评论从曾国藩到毛泽东的中国晚近历史，评论斯宾格勒、弗洛依德、格瓦拉乃至希特勒等二十世纪的风云人物，就和文学风马牛不相及了。有文学界的朋友为李劼放弃轻车熟路的文学批评而到这些陌生的领域肆意驰骋而惋惜，我却十分理解李劼的选择。
李劼的书与其称之为学者的著作，勿宁说是性情诗人的自言自语。前几年，知识界有人呼吁重建学术规范。这对于端正学风，弘扬正气，抑制那些投机取巧、营营苟苟之徒，在学术界猎取名声以及职称、学位之类的实惠，不无积极意义。但对于李劼来说，这个命题却没有意义。他的自言自语，纯粹是为了表达自我，和世俗的利益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他有一肚子真才实学，规范的学问他也不是不会做。但他的表达方式，似乎就是为了超越规范而出现的。如果说，正派、本份的学者，都是训练有素的骏马良驹，那么，李劼就是一匹无拘无束的野马。他是中国知识界的一个另类。你无须认同他的具体观点和结论，但却无法回避他的出现而造成的刺激。训练有素的骏马良驹当然值得称道，但如果不是常有个别野马闯入，种群也难免退化。从这个意义上说，野马比良驹更重要。
最后认识的是最年轻的野马余杰。我至今还没有机会和余杰深谈，一共和他只匆匆见了两面，一次在《方法》编辑部，一次在国林风书店讨论他的新书《铁屋中的呐喊》。
如果说，前两位思想者之所以保持野性，是因为被驯马场森严的规矩拒之门外，那么余杰则是因为他开始写作生涯时还没有进入驯马场之内，所以驯马场的规则还没有来得及影响他的表达方式，因而对他没有约束力。他的文字被称为“抽屉文学”，本来就不是为拿到报刊上发表而写作，只是留给自己备忘，至多给二三好友传看。后来朋友资助他油印成小册子，才渐渐流传开来。
今日之域中，我们经常可以看见类似安徒生笔下的皇帝的新衣的现象。在这种环境中，谁的大脑能较少地受到污染？那就是涉世不深的孩子。只有孩子能够一语道破皇帝光着屁股，不是因为他有多高的思维能力，仅仅因为他还没有染上世故。成年人不是看不出皇帝没穿衣服，而是看出来也不敢说，就算有个把人想说出真相，较多的心思都花在了考虑措词的策略上，所以说出来也吞吞吐吐，含而糊之，云山雾嶂。读余杰的文字，我感受最深的就是童言无忌的快意。这种魅力，在老到的作家学者笔下是没有的。要说与他相似的想法，自己也有，惭愧的是，年龄给了我世故，我已经失去了这样直言不讳地表达的能力。
当然，余杰也面临着四重压力。第一重是意识形态的压力，第二重是商业社会的压力，第三重是学术规范的压力，第四重是朋友目光的压力。我不担心他在前两重压力面前失去自我，但我觉得后两重压力是更大的考验。尤其是朋友们又请你在他的媒体上亮相，又求你收敛思想锋芒，作一些违背初衷的妥协，你还能始终如一地保持野马的品格吗？
学习刘少奇《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纪念刘少奇百年诞辰
？ 胡绩伟
书屋品茗
群众闹事中间，反革命分子是可能参加的，但是在今天，反革命分子只能够利用群众中的切身经济问题和政治思想问题来鼓动群众闹事。反革命分子不可能用反革命的纲领和反革命的口号来鼓动群众闹事。所以群众闹起事来，即使有反革命分子参加，也要当人民内部问题处理。先把群众的问题处理了，使群众安定下来，然后，才能处理反革命分子的问题。不解决群众的问题，就不可能肃清反革命分子。（《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668页）
在纪念刘少奇百年诞辰的时候，想说的话和该说的话很多很多。
十年以前，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在纪念刘少奇诞辰九十周年时，在湖南长沙举行了一个“刘少奇学术研究讨论会”，我曾经作过一个发言，这篇稿子曾刊登在一九八九年二月号的《求是》杂志上，题目是《刘少奇路线异想》。
这篇文章开头就说：“在十年内乱中批判‘刘少奇路线’，实际上并没有这条路线。在纪念刘少奇诞辰九十周年的学术研究会上，我倒想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有‘刘少奇路线’？我有一个奇异的想法：如果真有一个刘少奇路线那就好了，可能就不会发生‘文化大革命’了。下面说说我的问题和想法。”
这是十年前的一篇文章，看过的人不会多，即使看过，恐怕早就忘记了。所以我还是先抄其中的两段在下面：
“在强调研究刘少奇的整个革命功绩和革命思想的时候，我有点异想天开，忽然想：如果真有一条刘少奇路线该多好啊！可惜，我们党掌握政权以后的十七年，党内民主遭到严重破坏，个人迷信、家长制、一言堂占了统治地位。党内有不同意见，甚至在最高领导集团中有不同意见，都很难平等讨论，畅所欲言，根本说不上形成不同的意见群，形成派别，当然就更难形成不同的路线了。更何况多年来我们总是对党内的分歧不加区别，把它完全看成非组织活动，也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办法来镇压，这就更难形成不同的派别和不同的路线了。”
在这篇文章的结尾，我是这样写的：
“我想，作为党的历史来研究，作为党的理论来研究，我们从事于刘少奇的革命思想研究的同志们，可不可以考虑，研究一下所谓的‘刘少奇路线’究竟包括哪些具体内容？它同毛泽东的路线有什么原则分歧？这条路线为什么没有真正形成？这对于改革我们党内的民主生活究竟有什么值得吸取的经验教训？我想，研究这个问题不只是具有历史意义，也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其实，刘少奇在党内民主和党内斗争方面有很多很精辟的论述，在学习他这些观点时，研究以上提出的这些问题，我想就会显得更加重要。”
一眨眼，十年就过去了。最近我看到一些内部材料，刊登了一些研究刘少奇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章，实际上是对我的提议进行着研究，引起我很大的兴趣。我重新学习了刘少奇的有关著作，认为值得特别推荐的是一九五七年四月的《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刘少奇反复阐明党的“八大”的正确路线，肯定我国的主要矛盾不是敌我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矛盾，甚至鲜明地提出：“人民内部矛盾，现在大量地表现为人民群众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更确切地讲，是表现在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与人民群众的矛盾这个问题上。”
刘少奇在上海作这个《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前，先到河北等五个省作了调查研究。他在总结了各种“群众闹事”情况后得出的结论认为，利益分配不公道，群众意见长期得不到解决，矛盾激化起来就闹事。“所以，总起来说，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是引起闹事的原因。”
他认为“人民内部矛盾还特别表现在分配问题上面。”一般的说法，就是在生活待遇上。干部利用职权在工资、奖金、住房等方面多吃多占，“不按劳取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