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 1999年第三期-第1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作者：未知
青黄杂糅 文章烂兮——一九九八年度《书屋》读书奖推荐意见
？ 读者来信本刊特稿编者按 ：在自己的刊物上发表批评自己刊物的文章或意见，是好的，这点我们很清楚，也做了，虽然做得还很不够。但，在自己的刊物上发表赞扬自己刊物的文章或意见，合不合适，就有点拿不准，总觉得好话还是摇人讲才为好。《书屋》自一九九七年开始设立年度读书奖和读者参与奖，现已进行了两次，两次都得到了许多读者朋友的热情参与和支持。他们纷纷寄来推荐篇目和理由，其中不乏真知灼见。正是这些真知灼见促使我们在这里选登了其中的两封来信，尽管这两封来信的读者都因区区一票之差而未能获得一九九八年度读者参与奖，但是他们的认真精神和负责态度以及入情入理的推荐意见却令我们深为感佩。
编辑同志：结识《书屋》，纯系偶然。一次在友人家闲坐，书桌上零乱掩映之中可见一角青青，已露不俗之态。待抽出来细观全貌，但见一袭乌黑长袍，中央点缀以山水国画，凝重温润，未看内容，便觉翰墨四溢，缕缕书香袭人，恰如琵琶女虽只“转轴拨弦三两声”，就已是“未成曲调先有情”了。这是《书屋》一九九八年五期，封面显示第一篇文章为《毫无目的的残酷》，题目就很独特，翻开一看，就牢牢地抓住了我，一气读完。意犹未尽之余，赶紧按照友人指点，到资料室把九八年的几期全部找出，破例席卷而去，坐卧读之，颇有思致，意趣盎然。思维松弛之际，慢慢品味她精美的美术设计、插图、版式、标题等，也是一种愉悦和享受。商品大潮汹涌之世，像这样拒绝媚俗，绝不“失身”的刊物，遍观南北，恐怕已寥寥无几了。
《书屋》来自湖南，不知怎的，想起了屈子。湖南曾为楚地，汨罗江是屈子的怀沙投江之所，《九歌》中专有《湘君》《湘夫人》两章，描绘湘水之神。自屈原起，许是湘江山水中遗留下骚人行吟泽畔的足迹，积淀了太多的历代文豪墨客的灵性，《书屋》得人文、江山两相助，也显得超凡脱俗，灵秀可人。读《书屋》，想屈子，尤其想到了那首著名的《桔颂》：后皇嘉树，桔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
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
曾枝剡棘，圆果抟兮；青黄杂糅，文章烂兮……
这些句子，或也可以借来形容《书屋》：她孕育于南国，创刊不过三年，年岁尚少，充满活力，从她“绿叶素荣，纷其可喜”的精美外貌，以及“青黄杂糅，文章烂兮”的充实内容，看得出编者是很重视外貌和内美和谐统一的。《离骚》云：“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屈原就极其重视内在精神，也很在乎外在修饰之美，自称“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或“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或“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造成一种“佩缤纷之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的审美效果。这不仅仅是形式美，形式反映内容，内美外修，相得益彰；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书屋》的外修已如上述，那末，它的内美又是什么呢？
一个刊物是要有自己个性色彩的。初识《书屋》，里面的文章林林总总，青黄杂糅，一时还很难理出头绪，概括出一种特色。但阅读多篇文章以后，就朦胧地有了一种比较一致的感觉，把这感觉丝丝缕缕编织联缀起来，竟能形成一张整体思维之网。觉得这些文章虽作者不同，风格各异，但有些重点文章在思想上却很像出自一人之手，体现出一种前后连贯的人文主义编辑精神。阅读《书屋》，总能感受到她字里行间有一种对人、对正义、对生命本身的眷恋和关注之情，而这种关注又伴随着一种怀疑、批判和反思的色彩，有一种超越狭隘主义的博大的平民主义精神。二者互为表里，使《书屋》往往能触及到人迹罕至的思维深层，得出一些人们心中有而笔下无的结论，而这些看来貌似艰深抽象的思想，恰恰是从简单的人生感受和普通的人性常识出发的。如景凯旋《毫无目的的残酷》（98、5），就有一种震聋发聩的思想力度，这题目虽然出自《动物农庄》的英文版序言，但作者借来分析中国国情的智慧和勇气却令人耳目一新。文章指出，“尽管‘文革’已过去了二十多年，至今我们对‘文革’的研究尚处于原初阶段，很少见到真正深刻而有见地的文章”，“四人帮”篡党夺权论、诅咒黄河文明的传统文化论、意识形态上的阶级斗争本能论等，都已登台亮相，但都是从是非、善恶的角度出发，把一切看成有目的。而作者却认为，“文革”深层的残酷性，恰恰在于它毫无目的，“除了给迫害者带来自视优越的快感外，它的残忍的惟一意义就是毫无意义，这种残酷已成为二十世纪人类活动最重要的特征”。作者这种思想的源头之一，则是“文革”中简单的一幕：作者认识的几个孩子逼迫其老师叫他们“爷爷”，从中找乐，作者写道，“尽管我当时尚小，只是在旁观看，可那情景却使我一直难以忘怀。我一直在思索它的内蕴，想弄明白它对我所具有的意义……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愈来愈相信，对我来说，惟有这件小事才代表了‘文革’的实质”。这种思索中无疑有一种对“老师”们、对生命本身的深情关切，如果人和生命的尊严能够随意地、毫无目的地被践踏，整个民族、国家的命运也就可知了。如果说人性中有天使也有魔鬼的话，那末，人类内心深处潜藏着一种希望他人进地狱的阴暗心理，就是一只随时准备出笼的魔鬼，平时积聚能量，一旦有机会发泄，就会制造出盲目的仇恨和残酷，而“文革”恰恰为这种魔鬼的悲剧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性。由此不禁联想到，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在积聚了大量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危险的副产品：溃疡般的大面积贪污腐化，贫富距离加大，无监督的权力急剧商品化……这本是建设现代化大厦过程中不可避免要产生的垃圾，而从人性的深层来看，这却与“文革”爆发的群众基础不无联系，如果给人性的卑劣和阴暗提供机会和可能，让毫无目的的魔鬼出笼的话，就会制造新的悲剧和残酷。笔者认为，现在人们深层的思想意识并未比“文革”时进步多少，人们之间许多无缘无故的残忍和仇恨依然存在，只不过制度使其没有释放和发泄的可能。由此，更感觉今天这样一个法制相对健全的社会安定局面是多么来之不易，“稳定是压倒一切的”是多么值得珍惜！一篇好文章总是促人浮想联翩……还是回到作者那儿吧。有时，许多最深刻的思想往往源于最简单的人性感受和生活常识，这一点在文章结尾又体现出来——“就为了一个虚妄的目的，有必要在历史的祭台上献出那么多毫无意义的牺牲吗？”
无独有偶，紧随其后的文章《历史的记录与革命的反思——读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作者单世联/98、5）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记录了另一种残忍，文中同样弥漫着博大的人文主义精神。十月革命前后，俄国社会百川沸腾，山冢肳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高尔基却在《新生活报》上就当时政治形势和文化精神发表了一系列“不合时宜”的文章，批评布尔什维克，揭露“罗斯”人的野蛮和残忍。旧制度的分崩离析也意味着一切道德理性、社会规范、文明机制的解体，于是生命中古老而残忍的本能喷涌而出，一切阴暗的生物能量都被动员起来，“所有的兽人都已挣脱了文化的锁链，撕碎了披在身上的那一层薄薄的文化的圣衣，无耻地赤裸着身体。”（原引文）在呼啸向前的革命狂飙中，高尔基看到的是人类原始粗野的动物性本能的自由释放，可恶的粗野，病态的残酷，真善美、理性智慧、道德良心、精神创造力、文明素养等均被践踏在地，所谓革命只摧毁了君主专制的外部形式，“但它的灵魂你们却不能消灭，看吧，这灵魂活在你们心中，迫使你们失去了人的形象，而像野兽似的咆哮”。（同上）所幸运的是，这种违反起码人性的红色试验经过八十多年的时间检验后，自行退出历史舞台，而所谓“不合时宜的思想”被证明是具有永恒意义的思想。在高尔基看来，当然也在作者看来，没有良心、正义和人的尊严，人类是无法生活的，走向自由的人不应当把对人的爱和关心抛到一边。或许又是无独有偶，作者的慨叹与上一篇文章的结尾竟有惊人一致的相似——“但无数鲜血和生命换来了高尔基的一册小书和一些朴素话语，代价是太大了”。
在《书屋》里，像这样从基本的、现世的人道主义、人文精神出发去考虑问题，从而绽开精彩思维之花的文章，似乎俯拾皆是，一不小心就能遇到。眼睛扫到王耀文的《爱情·幸福·林道静及其他》时，仅凭直觉，就知里面有“货”。果然，它从一本人们熟知的小说入手，对影响了几代人的价值观念进行了反思和再评价。余永泽作为一个坚持自我完善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只是想构筑一个爱的巢穴去抵御这个污浊的社会，他身上有一种由理性、自由、美、爱及自知之明所营造出的典雅的学者气质，他不为时代主潮和人为的因素所动，坚守自己的一角清白，因而注定要受到所谓“解放全人类”的时代主流的嘲弄。作者指出，余的立身原则里蕴涵着一种颇具永恒意义的深刻哲理，正如赫尔岑所说的一样：“人如果不要图救世，而只救自己——不求解放人类，但求解放自己，那倒反而会大大有助于世界之得救和人类的解放。”他的爱情悲剧里已经含有一种先觉性的不祥之兆——“革命如果是以毁坏幸福和爱情为其代价的话，此中的荒谬意味不是不言自明了吗？”在汹涌澎湃的时代潮流中，余永泽小小的爱情悲剧算得了什么？连呻吟声都听不见，可不幸的是，后来在中国上演的一出出惨绝人寰的悲剧和它竟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错过了瞬间，就错过了永恒，瞬间和永恒的关系就是这么微妙。在王文中，我们又一次看到了那熟悉的终极关怀的人文精神影子，其表达方式是缱绻多情的，而其思想力度又是足以震撼灵魂的——“我想借用沈从文的话表明自己的观点：我只是一个关心生命的人，我不愿意同一个委员长谈什么民间疾苦，而愿意像会明那样和一个丰乳肥臀的女人唱着情歌到河里淘米……我认为永恒如果错过了今生今世，就恐怕永远也找不到了……永恒就在此时此地”。一位诗人说，我们只活三天：昨天，今天，明天。另一位诗人则说：其实只有一天。昨天是今天的过去式，明天是今天的将来时。读时，只觉灵魂里铿然有声，“永恒就在此时此地”——不想在《书屋》里又邂逅体验了这种陌生的熟悉。人来源于自然，组成了社会。自然是生命的家园，社会是放大的个人；自然构成生态环境，社会构成心态环境。关心人、关注生命，必然要关心自然和社会。对自然和社会的关心，是对人的关心的放大。毛志成在《庄子“混沌”解》（98、3）里忧心忡忡：“人类自己却用自己的手为地球、为自己制造了形形色色的‘烟尘’，日益毁灭着一切本原的‘浑沌’存在，最终有可能将人类自己‘窒息’掉。而且，越是‘现代化’，人类所承受的‘负积累’、‘负价值’也就越多。……人类，将一步步走入被渴死的命运。”平明《你的书值得砍树吗？》（98、6）则以一种尖锐的幽默表现出对自然的关切，令人警醒：“一棵有声有色有生命的树变成一堆无灵魂的书，这与森林火灾一样大煞风景，而且还没有那份壮观。看着一堆死书，你会替大树抱憾没能变成山涧里生满青苔的倒木、整齐的地板块和散发着香气的木柴。即使为了这些冤死的魂灵，出版社的大门上也该铭刻那句格言了：‘你的书值得砍树吗？’”而何清涟的《社会良心的呼吁》（98、5）则直指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问题：“说到底，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只是‘一箱子工具’，只注重技术分析的正统经济学家只不过是一群手持工具的工匠而已，他们无法给中国走向现代化提供明确的价值取向和人道主义目标，难以成为社会的良心和脊梁。……可以说，由贫困、收入分配等构成的社会公正问题已超出经济学范畴，而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不仅需要经济方面的技术性专家，更需要深具人文关怀的‘超经济学家’。”此外，像王安忆的《接近世纪初》（98、1）、柳鸣九《萨特的永恒价值何在？》（98、2）、赵柏田《出生于六十年代》（98、3）、陈坪《我看王小波》（98、3）、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