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读完了 金克木著-第5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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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和“中国人”并不相等。围棋是中国的，围棋的世界大赛冠军不一定
是中国人。所以我这句“卜辞”并非中国人自高自大，不过是一句旁白而已。

　　　　　　　　　　　　　　　　　　　　　　　　　　　　　　　　　　　　　　　　　　　　　　　　　　　　　　　　　（一九九O　年）


　　　　　　　　　　　　　　　　　　　　　　　古“读书无用论”

　　　　“读书无用论”这个名字起得好。其来已久。最古的主张者也许是孔子的得
意门徒仲由，即子路。他曾对老师说：“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
为学？”记在《论语》里（《先进》）。这就是说，有了人，有了土地（社）、
粮食（稷），还读什么书？有饭吃就是“学”了。书能当作饭吃吗？这话是从一
个人做官引起的，可见用意在于做官就是为学。孔子不赞成，也没有驳回。孔子
的私淑弟子孟轲也说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
矣。”（《尽心》）一捆竹简他才取两三条，公然说无书胜有书。诵读诗书的儒
家祖师爷尚且有此论调，“绝圣弃智”的道家和“摩顶放踵”的墨家之流更不必
提了。这是两千多年前的话。
　　　　不仅如此。“读书无用”实指书生无用，文人无用。此论也是由来久矣。试
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记载的，一千年前的五代时期的一些“妙人妙事”。
　　　　五代的国号是梁、唐、晋、汉、周。除第一代以外总是后一个比前一个更古。
若再有第六代，那应该是殷商了。不错，接下去的是宋。春秋时的宋国据说是殷
人的后代。只不知赵匡胤取国号时是否考虑过这一点。照国号看，这些国君应当
是“信而好古”的。然而不然。这都是文臣的主意。后唐明宗即位时，有人建议
自建国号。这位皇帝问：“何谓国号？”（卷二七五）他“目不知书。四方奏事
皆令安重诲读之。重诲亦不能尽通”（同上）。这才“选文学之臣，与之共事，
以备应对”（同上）。选出来的便是翰林学士冯道。他是历事四朝，历来挨骂的，
当时却被尊重如圣人。他官大，名大，其实不过是“以备应对”，起点咨询作用
的无足轻重的人。他自己也说：“我书生也。当奏事而已。”（卷二八七）不过
有时上上条陈提点意见罢了（《通鉴》里记了他的一些意见）。后唐明宗是沙陀
族人，不识汉字是不奇怪的。刘邦、项羽是汉族人，也是著名不读书的。
　　　　后晋一位掌权大臣说：“吾不知朝廷设文官何所用。且欲澄汰，徐当尽去之。”
（卷二八四）胡三省在这下面的注中大发感慨说：“呜呼！此等气习自唐刘赞已
为文宗言之。”……非有国者之福也。虽然，吾党亦有过焉。“（同上）他说的”
吾党“就是”我辈“，指的是做官的文人。他说不必怪武人（”夫何足责？“）　，
而怪文人自己，有点自我批评精神。
　　　　五代的后汉时，大官们曾吵过一架。一个说：“安定国家在长枪大剑。安用
毛锥？”另一个说：“无毛锥则财赋何从可出？”（卷二八九）这后一位是管财
政的。在他眼中，“毛锥（笔）”的用处也就是收税记账。他不算是“文官”。
所以他同样“尤不喜文臣。尝曰：此辈授之握算，不知纵横，何益于用”？（同
上）因此他给文官的“俸禄皆以不堪资军者给之”（同上）。俸禄大概是实物，
不能军用的才给文臣，而且故意高估价值，实际是打了折扣。（“吏已高其估，
章更增之。”）除这个“毛锥论”以外，还有个理论。后汉高祖任命的一位最高
掌权大臣“素不喜书生。尝言：国家府廪实，甲兵强，乃为急务。至于文章礼乐，
何足介意？”（卷二八八）这实际上是孔子早已讲过的：“足食，足兵，民信之
矣。”（《论语·颜渊》）国家有了粮食（廪实），有了武器（兵强），老百姓
还能不听话信从吗？所以商鞅相秦，讲求耕、战。可见所谓儒、法两家的政治主
张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
　　　　为什么武人不喜文士？为什么胡三省要文人自我反省？五代的后汉一位武官
“尤恶文士。常曰：此属轻人，难耐。每谓吾辈为卒”（卷二八八）。文人瞧不
起武人，当然要挨骂。可是顺从附和也不行。后梁太祖还没当上皇帝时，曾和僚
佐及游客（门客之类）坐于大柳树下。忽然他说：这柳树可以做车毂。有几个游
客便跟着说“宜为车毂”。这可遭殃了。这个未来皇帝“勃然厉声曰：书生辈好
顺口玩人，皆此类也。车毂须用夹榆。柳木岂可为之？”他随即“顾左右曰：尚
何待？”于是“左右数十人摔言宜为车毂者，悉扑杀之。”（卷二六五）不但武
人，文人也自相攻击。有一位官员“屡举进士，竟不中第，故深恶缙绅之士”。
他趁那位未来皇帝大杀朝士的时候建议：“此辈尝自谓清流。宜投之黄河，使为
浊流。（同上）被杀的都被“投尸于河”。这个建议人“见朝士皆颐指气使，旁
若无人”。“时人谓之鸱袅。”（同上）也有不这样的，处境就不妙。后晋时一
位大臣（节度使），“厚文士而薄武人，爱农民而严士卒，由是将士怨之”（卷
二八一）。结果是引起了一场兵变。
　　　　还有更倒霉的。黄巢入长安建立齐朝后，“有书尚书省门为诗以嘲贼者”。
结果是：“大索城中能为诗者，尽杀之。识字者执贱役。凡杀三千余人。”（卷
二五四）可见读书又会作诗，不但无用，而且有害了。
　　　　以上这些不过是从几本《通鉴》里抄出来的。若不嫌麻烦，大翻典籍，“读
书无用论”的传统恐怕是代有新义的。不过分析起来，认“读书无用”者即认书
生无用者，也只有两派。武官不喜文官是一派。文人也不喜文人是又一派。后一
派中，不仅有讲政治经济实用的瞧不起“舞文弄墨”的，还有“文人相轻”的。
　　　　上溯到孔、孟，可发现他们和后来的不一样。孔老夫子很重视学习。《论语
》一开头便是“学而时习之”。以后又多次讲为“学”。不赞成读书的子路也说
“何必读书，然后为学？”他否定书，并不否定学。除此处以外，《论语》中没
有再提到“书”。读的书好像只是“诗”。写定了没有，也不知道。《孟子》里
有两处提到“书”。一是“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尽心》）。一是“颂（诵）
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万章》）早期“读书无用”的宏论可能有
两点原因。一是书少。二是书不可靠。
　　　　书少。孔、孟当时的古书还是刻在竹片上的。也可以写下来，例如“子张书
诸绅”（《论语·卫灵公》）。《孟子》的长篇大论不像是刻竹简。不过直到汉
朝还是帛和简并用。书的抄写、保存、传播都不容易。殷商的甲骨卜辞在春秋战
国时大概已埋进土里了。口传和有文字的书是《诗》和《书》。所以《论语》多
次提到学“诗”。《孟子》才提到读“书”（》尚书》）。这两者一是文，一是
史，不是两者合一的史诗。《论语》说“文献不足”，说“史之阙文”，好像《
尚书》还未成书。只有《述而》中一次提到“易”（“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
不知是不是《周易》这部书。《春秋》是孔子时才有的。古时不但书少而且多半
口传，所以《论语》中记载，有人问孔子的儿子学什么，以为圣人可能“私其子”，
另有传授（《季氏》）。从春秋到战国，大约书写工具有发展，书多起来了。这
才有“其书五车”之说，而孟子也才有“不如无书”之叹。书少，自然“为学”
不能仅靠读书。学，靠的是经验。重口传，不重“本本”。
　　　　书不可靠。不但孟子引了《武成》，说明其夸张，也不仅是《庄子》中“寓
言十九”，就是在《孟子》这部书中，就有很多故事难说真假。乞食的人竟有一
妻一妾（《离姿》），且不说，以《万章》一篇为例，其中舜的故事成批，一个
接一个，上继尧，下接禹，很完整。子产的故事活灵活现（“得其所哉！得其所
哉！”）。伊尹的故事中自吹自擂：“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
觉也。予（我）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百
里奚自卖自身当宰相的故事也有说明。孔子、伯夷、柳下惠都有故事作为孟子讲
道理的佐证。孟献子、晋平公、齐景公以及缪公对待子思的几个故事也是这样。
孟子又说到孔子周游列国的故事，说是“好事者为之也”。又说舜的一个故事荒
唐，“此非君子之言，齐东野人之语也”。齐国东部靠海，是“百家争鸣”之处。
那里的荒诞之说也不会仅邹衍一家，早有此风气，所以孟子把荒诞派这顶帽子送
给齐东人。《孟子》中故事不少，《万章》篇更是故事集。
　　　　古书中故事多，不足为奇。这是古人的一种思想模式，或则通俗些说是思想
习惯。用故事讲道理，故事就是道理。不仅中国有，外国也有，但在中国特别发
达，长久而且普及。也许因此佛教进来后其中故事流传很多。中印思想习惯有些
不同，故事转化也快。“太子”出家的意义在中印双方大不相同。这和“读书无
用论”也有关系。因为故事多，寓言多，习惯用隐喻说话、写文，所以就不是事
实，不可靠了。不是事实，又不好懂，当然除了吃饱饭的人以外谁耐烦去猜哑谜？
何况汉字最少要认识一两千才能读书，还不一定懂。（其实拼音文字要记的词更
多，并非一拼字母就懂。各国都一样。）
　　　　早期古人不过说：“何必读书”，不尽是“信书”，后来的人一再提出“读
书无用论”，重点却在一个“用”字，而且着重在读书的人无用。这好像深了一
层，其实所依据的是一样。不识字，不读书，照样当皇帝，做大官，指挥兵马，
富可敌国。识字也不过记姓名（项羽说的），记流水账（包括《春秋》记事和给
皇帝编家谱）。书，既不能吃，又不能穿。读书常和挨饿相连。但是有的书还有
用。萧何收秦图籍，知道了各地出产，能搜刮多少。这些大概是《禹贡》一类，
记下“厥土”，“厥贡”，所以对于治国有用，而且是“速效”，能“立竿见影”
的。不过这类“图籍”好像不算正式的书，只是档案。萧何也不是读书人。靠读
书吃饭的儒生、文士，除了当“文学侍从之臣”以外，只有“设帐”收几个孩子
教识字。这怎么能吸引人呢？孔、孟是大圣大贤，都没有说过“读书高”。“天
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的歪诗本身就不像是读过多少书的人作的。
　　　　不论孔子和子路讲的“学”是什么，“学”不限于读书倒是真的。秦朝规定
“以吏为师”。官吏就是教师，教“律法”。口口相传，照着样子做，依靠经验，
不就行了？可是书总烧不完。中国的书口传笔抄，到唐末才印出来。五代还有活
字版。印刷术兴起，冯道才建议刻“九经”。宋代起，刻板和传抄并行。口传的
还有，只是秘诀之类了。奇怪的是当晚唐、五代天下大乱，民不聊生，“读书无
用论”正是兴旺之时，为什么印刷书的技术偏偏会发达起来？难道是，读书无用，
印书有用；在朝廷上无用，在民间反倒有用吗？书是有用的，但用处不在给人读，
尤其是不在于给人读懂。多数人不识字，也要书，例如流通佛经就有利益。大乱
的南北朝和五代十国并不缺少书，兵火中一烧再烧，也没烧完，正像大乱的战国
时期书也大发展那样。这是什么原故？为什么总不缺少读书和作书的书呆子呢？
书对他们究竟有用没有？有什么用？古来读书人是极少数，处在不识字和识字而
不读书的人的汪洋大海中，而竟然从“坑儒”以来没有全部“灭顶”。“读书无
用论”两千多年未绝而读书还在继续。这些坚持读书的极少数人究竟迷上了什么？
世上竟有迷上“无用”的人？
　　　　恐怕实际上“读书无用”并无此“论”，也没有“书无用论”或则“书生无
用论”。讲实用者对于能为我所用的书，对于读书而能为我所用的人，当然绝不
排斥的。司马光的《通鉴》（原名《历代君臣事迹》）不是以“资治”之名而传
吗？几千年来，有人识字读书，有人识字而不读书，有人不识字不读书，有人不
上学读书而跑书摊买画报看，各得其所，并不都是书呆子。不是个个人都那么打
算盘讲眼前实用效益的。冻饿而死的“卖火柴的女孩”不是还在亮光一闪中得到
安慰吗？有书就有人读。谁知道有没有用？“天生我材必有用。”不见得。人和
书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