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史郎日记 作者:东史郎-第2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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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方的战壕里散乱着装有白粉的瓶子、女人的红手帕和鞋子，娘子军一个也没死，全都逃走了。
上午十点左右，重炮观测班来了。他们爬上屋顶，安装了电话。炮兵少佐爬上屋顶，用望远镜观察情况，向通讯兵下达命令。因为包扎所收容伤员的担架兵还没来，我们只得请炮兵大队长把野战重炮队的军医叫来看病，他很痛快地答应，并打了电话。残敌随时都可能来袭击，而我们还带着三名伤员，心里很不安，炮兵的到来仿佛让我们吃了颗定心九，但是军医还没来时，却来了转移的命令，炮兵们又不知跑到哪儿去了，突然降临的福星什么都没留下。
我们必须加强戒备。伤员的痛苦和出血在增多，我们不能坐视不管，必须与外界取得联络。后方张学良的家里还留着我们中队的伤亡人员，我顺着冲锋过来的路走回去。
那儿有四具尸体正在火化，火焰熊熊地燃烧着。另外一间屋里有两名伤员，担架兵把伤员抬走了。
其中一个伤员叹息着伤感地问：“那个死掉的家伙已经火化了吧？”
“已经烧得差不多了，再过两小时就全变成灰了。”
“是吗？”他的声音冷峻而悲哀，“我得救了，不会被烧了。”
他声音颤抖他说，拼命否定死的可能性，但嘴好像被什么粘住似的，战战兢兢的，声音发抖。然后他用外套把头蒙起来，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抽泣起来。
“是啊，你的伤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要担心，到包扎所呆上十天就会痊愈而归的，放心！他脑袋似乎受了伤，什么也没回答，只是起身半躺着。室外的木头在劈里啪啦地燃烧着，他在外套里嘟囔着：“我昨天排在第四号，一、二、三、四，是第四号，我的心里很难受，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很胆小，虽然处处都很小心，但还是受伤了。”（在日语中，“四”与“死”同音，所以日本人常有“四”即“死”的迷信。）。
我说：“这是迷信啊！列队在第四号并不意味着要死或是负伤。”但这时我突然想起，我也曾因为列队是第四号而心情不好过，想起我们出征时，在兵营走廊遇到的领取金属编号牌吵架的事。有一个士兵的认尸牌编号是十四，另外一个士兵看了他的编号说：“你一定是第一个死。”十四号的士兵听了以后非常生气，和那个士兵大吵了一架。接着又发生了另外一场争吵，这次是领了四十四号的士兵。“死就是死。”这个士兵被别人取笑道。
这种认尸牌是金属制的，椭圆形，用细绳斜挂在背上，如果谁战死沙场，尸体变得支离破碎，已经无法辨认的时候，这块认尸牌就派上用场了。
相信这毫无根据的迷信其实质是拒绝科学，应该受到嘲笑，但日本人却不能不信。把“四”和“死”联系在一起，就觉得厌恶和不安。心里偷偷地占卜吉凶，如果占卜的结果是吉利的，他不会把这好的结果跟别人说，只是深深地藏在心底，惟恐说了以后吉利会从体内逃走。如果占卜的结果是坏的，他会把这结果说出来，试图减少它的功效，认为只要说出来，它就不会留在体内，而会从嘴里逃出去，所以总是喋喋不休他说。但这时他不说：“我占卜了一下，结果不好。”而是说：“今天总觉得不大对劲，是不是我要死了？”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如果把“占卜了一下”说出来，就等于在告诉人们：“我已经做好死的准备了。”
人对生存的欲望是非常强烈的啊！即使嘴上能平静地说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但多数人却是言不由衷的。
我们总是在面临死亡的时候，越发强烈地感觉到生的宝贵和美丽，越发对它强烈地向往，也越发羡慕能在山野里四处奔跑的健康。
文学殿堂 整理
东史郎日记第四节
第四节
总而言之，人是软弱的。
我们也清楚地认识到，心里充满胆小、不安、猜疑、恐惧的人更容易受到诱惑。
在什么地方都有死的可能，子弹扫帚在贪婪地吸着血。
人在极度软弱、不安、猜疑的时候，如果神宣布“在五点三十二分三十秒放屁一定会死”，这个士兵一定不会在五点三十二分三十秒放屁的。对于这种芝麻绿豆大的小事，他可能会信以为真，或者即使不相信，他也肯定会认为不能干坏事。
但是这种实际上很无聊的迷信，也只限于战争爆发之前。
一旦战争开始后，置身于枪林弹雨中，恐惧、不安、猜疑全都抛到九霄云外，只相信生死命中注定，这“生死”二字犹如灯光，不知在脑海里闪现过多少次了。在战场上谁都必须认命，这是最后的哲理。
在最后关头，不管是躲开子弹，还是迎着子弹，都没有安全的地方，哪儿都有危险，哪儿都可能死，那时必须认定生死由命。
即使把小事放在心上，相信迷信，怀疑占卜结果而恐惧的时候，只要去一个地方躲开死亡，时间仍然绰绰有余。
认为生死命中注定，确信自己绝对不会死，这在战场上是非常重要的事。确信子弹打不中自己，是因为心中在想：经历了这么多次战斗，一点都没受伤。这样的确信，或许是因为自己像内山准尉一样信仰日莲宗，相信神会为自己特别祈祷；或许是因为今天占卜的结果是好的；或许因为今天自己带了护身符。我虽然没有这些根据，但我却确信子弹不会打中我。
我不由得心潮起伏，想起了大阪的姐姐曾为我参拜日夜神，向神祈祷。她给我来信说：不管多么可怕的子弹向你袭来，你也决不会死。我一直相信这句话。
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活着，不想死，虽说如此，我们打仗的时候并没有胆怯、退缩。这是因为我们既想活，又相信生死命中注定。命运到底是什么？对此我不能做出诠释，但我们却感到了它的神奇莫测的力量。现在有一个负伤的士兵正面对着死亡，极度地恐惧，留恋着生的美好。他裹在外套里，扭动着，挣扎着。他这种心情谁都会有。
空中弥漫着烧死人的臭味，屋外传来火焰燃烧的声音。
“喂！不要难过，卫生队马上就来了，你很快就会痊愈回中队的。再见。”
我一路上沉思着，离开那蓝色的房子越来越远了。突然传来汽车“咔嗒咔嗒”的声音，抬头一看，原来是辎重兵装着粮食和弹药的车子，是第一大队的小件行李队。因为路不好，他们登陆后没赶上大部队，慢腾腾的，到现在才到这里。
他们当中有一个姓中口的，是我的老乡。
“听说第一大队全军覆没，是吗？”他问。“没这么严重。”
我忧郁地答道。“是吗？那就好了。南京陷落了，我们胜利了！”他兴奋地大声说道。我像被抽了一鞭的马一样跳了起来：“是啊！南京陷落了，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并且说：“是啊，金藏君，我们胜利啦！”我边跑边喊着。
大家都在等我回来。他们刺刀上枪，在严密警戒以防敌人袭击，他们说想尽快安置伤员，因为伤口没有治疗非常疼痛。下午，好容易来了两名担架兵。
我们把伤员移交给卫生队时，夜幕快要降临了，我们决定今晚在此住宿，但是没有粮食，必须自己解决。
傍晚，炮兵队、辎重队也来到了这里，我穿着小船似的硬得作痛的鞋，在柏油路上咔嚓咔嚓地走着。路旁立着一块牌子，写着“四方城路”四个字，郁郁葱葱的树木整齐地排列着，树的下面放着白色的长凳，是姑娘们散步、情侣们谈情说爱的地方，但是把视线移至左边的斜坡，那里有一条难看的战壕，在挖出来的黄土上面，散乱地放着娘子军的化妆用品，支那兵抗日英雄的尸体横七竖八地躺着。
我走近炮兵队。炮兵们把马拴在路边树上，整理车辆，正准备做晚饭。我向其中的一个士兵恳求要一点米，他说他想给我，但是因为他们也很少，而且也不允许给其他队的士兵。
我像化缘的和尚一样，到处乞讨。突然发现了佐世保的辎重队，他们驻扎在一所遗族学校里。我跟哨兵讲了从昨晚夜袭到现在带着伤员的所有情况，问他能否给一点米让伤员吃。哨兵似乎非常同情我，他让我稍等一下，跑到里面去了，过了一会儿出来了，把我带到了少尉那里。少尉很同情我，给了我四升米。哨兵又详细地跟少尉讲了我们的情况，于是少尉把豆酱作为副食品给了我。我没想到还能弄到豆酱，连声道谢，敬礼后刚准备走，少尉说：“稍等一下，还有好东西给你吃，不要跟别人讲。”少尉边说边从里面走出来，手里拿了个纸包。“这是干萝卜丝，很好吃。可别跟别人讲啊，我部队也很少有，这是特等餐，特地给你的。”少尉低声说着，像把宝石递给我一样。
我千恩万谢后离开了那里，途中有一个像是自来水水源的四方形水池，很多士兵在那儿淘米，我也把水壶装满后回到了四方城。
我们睡在地下室的一个角落里，哨兵站在地下室的楼梯口放哨，不管来多少敌人也能对付。我们把木板拼起来当床，铺上外套，就成了一间卧室。
十四日，上午十点半，我们在阳光的照耀下，精神抖擞地走在四方城路上。佐世保的辎重队还在遗族学校里。我非常感激给我干萝卜丝的那个少尉。这所遗族学校，据说是孙文革命军遗族子弟的学校。校内堆放着十几架日军飞机的残海这条路和正道相交叉向右拐，在斜坡草地上，有几个石头镶成的字，写着“新生活运动”，路旁躺着已经发黑浮肿的尸体。高高的城墙终于展现在我们眼前，城墙外侧是护城河，里面的水很深。桥已被破坏，只能通过一个人。中央有三扇大门，这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城门。为了占领这扇门，死伤了许多战友，而我们却顺利地到达了终点。这是多么的幸运啊！
开在城墙中的三个城门，构成隧道形据点，没有装饰，异常坚固。两旁土包内侧的铁门关着，只有中间的一扇门半开着，铁门上有一些对历史表示感慨的白色文字：大野部队十三日凌晨三点十分占领。
啊！大野部队是第一个占领的！是第一个占领南京的！
记者“咔嚓咔嚓”地拍照。胡子拉碴的士兵们面带笑容，连车马声都仿佛表示了欢笑，大家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激动而兴奋。万里无云，太阳好像洒下了明媚的春光。
“喂，记者，你们有没有向内地报道是大野部队第一个占领的？”
“报道啦！今天一大早就发过电报了，现在内地一定是一片欢腾。”
我们如释负重，一身轻松，心里满足，喜悦而踏实。走进被炮击坏的城门，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宽广的南京市街，宽广的道路两旁，排列着红、黄、蓝三色的美术广告牌，向前几步，右侧有一幢用青瓷大瓦和朱红圆柱建成的宫殿般的房子，左侧是一个旧货市场。我们在旧贷市场的广场上吃了午饭，寻找回中队的路。前天敌人还四处奔跑的大街，今天我们的士兵已经毫无危险，佩着刀在上面行走了。
南京的街道几乎没有遭到破坏，几乎看不到炮击或轰炸的痕迹，家家户户的门都紧闭着，看不到一个市民。
暖洋洋的太阳照在身上，我们吹着口哨走着。中央饭店门前有很多大野部队的士兵，听说这里是联队本部。我向联队副馆询问中队去了哪里，那个面目可憎的副官不作声，没有回答。这时来了一位第一大队的副官，他非常热情地告诉我，第三中队过不了多久就会回来，现在正在城内守卫。我行了个军礼，走出了副官室。在我参军成为现役军人时，联队副官中西已经是少佐了，而现在还是少佐。他是一个好色又好酒的冷酷的军官。士兵在他眼里只是傻瓜，死一个士兵就像他军服上掉一颗纽扣那样毫不在意。饭店前通讯班的士兵正忙着架线。
没过多久，中队回来了。“向右看齐！”我让队员整好队，向中队长举枪敬礼。
“放下！”
“我们把伤员送到了卫生队，一切顺利，现在到达。”
中队长询问了伤员情况后，就去了本部，第三中队向城门行进。
中队士兵有很多点心，据说他们昨晚在点心店住了一宿。
我已经很久没有用点心塞饱肚子了。野口不知何时带了两个苦力回到了中队，他真有本领，竟然塞满了一口袋巧克力。
“昨天（这里的“昨天”指12月17日。）举行了入城仪式，第一大队作为大野部队的代表参加了，你们不在，但是大家都参加了。”战友对我说。
“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我们一直战斗到最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