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003-第24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法吟唱》等，写的是现实生活中的劳动妇女，是平凡的生存和无声的消殒。灰色，是作者个人生命和生活的原色。这些作品，活动着她的影子，是自己与他者在平凡，孤独，日常生活悲剧的弦索中的回应与共鸣。她走出私人房间而闯进公共空间是必然的。由于她要求自己的文字忠实于自己，所以，她在这里所体现出来的文学倾向，题材，主题，都不是美学意义上的寻找，而是命运的发现，带有命运自身的逻辑。可以认为，这些散文都是作为诗人筱敏的歌唱普通女工的分行文字的一种延长。而神话，传说，历史中的女性，则是从另外的方位折射出来的关于当代女性的命运的镜象。如山鬼，她的独处是自由而悲苦的，“呼喊着人的名字，山鬼就痛哭”。《精卫》中的那只不停息飞翔的小精灵，以“绝望的执著”衔石填海，对抗和痛苦永无终期。小人鱼承受一种人与鱼、海与陆、夜与昼的撕扯的疼痛而渴望风暴，甚至焚烧深谷，并等待焚烧之后的废墟。泰山竹林寺中的竹林仙子，在作者的笔下，处于无地栖居的绝境。而厕神紫姑，生时没有人的尊严，死后却成为卫道者，降罚于如她生前一样可悲的同类。狐媚子以笑影出场，却因爱和自由的怀想而为恶犬所逐，结末是没命地逃。在《出塞》里，著名的昭君不见归路。《月上》的朱淑真，则经年在纸上漂泊，凄绝无助又不甘沦亡，遗下一卷断肠诗词，也得遭受身后千年的剿杀。总之，迄今为止，除了梦想，一无所有；作为妇女，根本无由确定个体的生存。或者正如筱敏所说：“正是一个不死的梦想，照出我们生存处境的何其不堪！”筱敏的文字存在着两大人物谱系，除了妇女，就是知识分子。对于知识分子，如果不是出于对责任的追问，她大抵是从孤独、脆弱的方面加以观察和理解的。的确，这是无权无势的一群，甚至是无皮可附轻如鸿毛的一群，这是无根的一群，漂泊的一群，享受着内心自由却又担戴着重重枷锁的一群。知识者惟以理性自觉卓立于世，然而他们的命运，在传统社会中与妇女大致相同，只有极少数才能获得上帝的宠幸。筱敏写了不少的卓异的知识者，其中女性就有：狄金森，克洛岱尔，茨维塔耶娃，等等。当她由衷赞美着以她们的创造而超拔于广大女性的少数者的时候，也不禁怆然感叹：“每个人的个人境况都是悲剧性的。我深深有感于这样的说法：为了逃避与生俱来的孤独，我们追寻爱情，追寻创造，这些生命的喜悦是我们给自己建造的光明的池塘，而旁边的道路依然漆黑一片。”《在行与行之间游荡》写本雅明在骚动的人群中肆意穿行，惟在单向街上。《致死的痼寂》写克尔凯郭尔穿过那株千年冷杉，才找到通往生命的窄门。《一切障碍都在粉碎我》写卡夫卡带着自己长长的影子穿过田野，而现在，田野只余一片褐色的凄凉。还有惠特曼　，他被阻绝而置身于文化的圈地之外，只好孤独地出售自己，辩护自己，独对自己的伤痛而奋力突围。这个惠特曼不是那个惠特曼。旷阔豪迈在一面，孤独寂寞在另一面，这也就是筱敏所窥见的“草叶的背面”。还有瓦尔登湖的梭罗，他远离文明之地而离群索居，做的也仍然是“孤身试验”。孤独未必是筱敏生而喜欢的，却是她所必须面对的。孤独是人生的实存，只是在于我们是否发现，是否有勇气面对它而已。筱敏在论及诗人的时候，把这种关于孤独的意识表达得非常明确：“我不认为诗人的出生必是因了曙光的鼓荡，事实上，更多的诗人叫喊，是因为他们感受着灾难的临近。无论在历史的深处，还是在人心的深处，最为重大的事件都是无法言说的，它们处在一个言语从未抵达过的疆域，惟赖风的呼啸，还有骨骼在风中的震栗。”一个恒在的问题：“家在哪里？”筱敏有一篇散文，叫《无家的宿命》，写的是流亡者。又有一组散文，总题就是《家》，写的是禁闭者。最后一篇题作“路上”，其终结处，恰是托尔斯泰“终结在路上”。这是具有象征意味的，所谓希望，仅仅是把一条由他刚刚开始的路留了下来。路，这很使人联想起鲁迅的名篇《故乡》结尾关于希望的譬喻。它所以让人思索不尽，是因为它所包涵的，归根结蒂，是一个“有”和“无”的哲学问题。筱敏欣赏克尔凯郭尔关于人类的中心要点在于基数“一”的说法，并且称真正的思想者都为这个高贵的基数“一”所迷，所以才有内心里和事实上的接连不断的逃亡。脆弱是因为“一”，而坚强也是因为“一”。对筱敏来说，以众凌寡，是悲剧感的来源；以寡敌众，则是英雄主义的美学依据。反抗是一种特殊的逃亡。因为除了反抗，没有别的道路，可以让人摆脱卑贱，孤独和痛苦的境遇。反抗无疑是对付霸权的，无论这威权来自何处，是统治者个人，还是社会集体，总之它是实有的，已成的，秩序的，庞大的，代表的是专制和奴役。由于女性和知识者是以弱势的角色出现在筱敏的文字中的，因此，她心目中的反抗者，叛逆者，革命者，都只能来自他们中间。反抗有着不同的方式。秋瑾，贞德，卢森堡，直到李九莲，她们是火凤凰，是轰轰烈烈地奔赴死亡的；法国大革命中的两位女刺客铤而走险，乃因为反抗蜕变的革命和盲目的暴力而走上断头台。十二月党人选择了无期的流刑，而他们的妻子，则选择了以苦难为伴，从而上升为山峦。妃格念尔是孤身的反抗，囚禁并不曾磨损她的意志与尊严。还有一种反抗。这种反抗，不是外向而呈迸裂状态，而是闭合的，固守的，静止的，拒绝屈从与同化。狄金森，克洛岱尔，茨维塔耶娃，从岩浆到石头，从火焰到碎银。居里夫人的寻索也是一种反抗，她孤独地走完全程，至死都在捍卫不可让度的自由。这些反抗者，他们只是“一”，是异数，他们注定是无助的。尤其是女性，当她们不得不去承受为男人所放弃的苦难与责任，承受非个人的悲剧时，无疑是更为残酷的。于是，一切反抗性行为，临到最后，几乎无一不是导致失败和毁灭。这就是筱敏眼中所经过的历史和人生。正是为此，她称颂的惟是残留于血迹、灰烬和废墟之上的受难的精神，不屈的精神，崇高的精神：“为了做一个人，只为了做一个有人的尊严的人，你成了英雄。在不承认人的存在的时代，你拒绝做奴隶，于是你只能选择英雄。”在这里，英雄不是君临万众之上的集体命运的操纵者，而是被孤立的个人。他们很可能不堪一击，但是之所以仍然堪称英雄，是因为他们决心改变被奴役的地位，并且把这种反抗的欲望付诸以卵击石般的行动之中。筱敏说：“一个时代哪怕什么也没留下，却留下了一个人，一位圣洁的、伟大的女性，如荒漠中兀立着一座崇高的山，这个时代就是伟大的。”“惟因为有了崇高的悲剧，人类的整个生存状态得以向上延伸。”筱敏独自奏响的英雄赞歌，同时也是英雄悲歌和英雄挽歌，此中不但富有古典的庄严与崇高，而且充满着现代的悲剧感。在作者看来，英雄主义是同牺牲和痛苦连在一起的。《在暗夜》有这样一段深情的倾诉：‘何处是我的尽头呢？’你说。当这内心的询问穿过一百年的暗夜抵达我的时候，我就在暗夜中擦燃一支火柴，然而火光瞬间就熄灭了，灼伤的惟有自己的手。我只能以内心的颤动告诉你：实在我们没有尽头。妃格念尔！反抗没有尽头，痛苦也就没有尽头。行文至此，筱敏的英雄赞歌便从最高亢处滑落低音区，而以无限低回的调子重复诉说个人的柔弱与无助。悖论是一个圆圈，她回到了原点。于是，我们看到，西伯利亚硬利的冻土上，有温软的贝加尔湖的寂光；在满天星光之夜，蓦然降下沁凉如水的泪滴；是灿烂的午后，那个女子的一双渐渐暗淡下去的眼睛，透过荧蓝的幽光，仍然在凝视着别一世界……这些结局，都是与传统的“大团圆”相反的。筱敏并不曾遮掩英雄的败绩，甚至特别注重这败绩，对她来说，或许会认为这正是人类光荣的所在，所以才用了满含崇敬而忧伤的言语，抚哭叛徒，并藉此安慰自己，和同时代的人们。由于个人无力维持自己的尊严和自由的权利，因此，也就产生了联合反抗的社会革命思想。从本质上说，革命思想是人类的理想，是人类争取自由和进步的斗争的前奏，以致贯串斗争的始终。筱敏赞美革命，一如不断地赞美理想，理想主义，乌托邦主义，是可以理解的。她有一个散文集子，名字就叫《理想的荒凉》。所谓“乌托邦”，对于她，与莫尔设计人类未来社会的“大一统”思想完全无关，不过借作理想的代名词而已；而赋予的意义，是正相反对的。当理想异化为专制的现实，革命因僭妄而演变为纯粹暴力，她坚决反对，态度十分决绝。但是，哪怕人类经历了一万次这样的劫难，她仍然不会放弃对革命理想的追求。专制与革命，在筱敏这里，是一直胶着在一起的。历史上的专制主义者总是打着“革命”的旗号，所以，对于革命，筱敏总是从个人性出发加以判断。她认为，革命不仅仅是社会运动而已，它必须使每一个人——无论贵族或平民——都能获得自由的权利与人生的尊严，而不是相反。这种检验革命的方式是极为简明的。对她来说，人道主义，自由主义，其实都是针对人类个体的生死得失而言；甚至可以归入个人主义的名下，通过个人主义去破解这所有一切。在她看来，三个概念不是并列的，她不需要那种繁琐哲学。对于那些标榜为伟大正确的主义，理论与宣言，也都同样如此，她认为是必须经由个人的体验而后才告成立的。总之，个人权利就是一切。这是颇有点“原子论”的味道的。然而，筱敏又通过人类的“类”和人道的“道”，把所有个人在无形中联系了起来；这样，不管如何言说个人，都有一个“场”的存在。她反对的，惟是通过固定的组织加强这种个人之间的联系，以致在权威的参与下，形成一种控制的力量，最后取消个人。在关于纳粹德国的一组随笔中，筱敏以浓墨书写个人自由的信念和理想；而这，不同于英雄赞歌的是，它是通过揭露权力的强化和群众的盲从，也即挑战政治霸权和社会霸权进行的。纳粹党人，这些极权主义者，一方面限制和禁止言论出版自由，大量焚书；另一方面利用语言巫术，积极推行法西斯主义的宣传活动，在社会上散播种族主义——爱国主义的“感情瘟疫”，制造群众的卑怯心理，偶像崇拜和宗教狂热，使他们“甘于服从圣命，甘于自我牺牲，甘于被奴役被蹂躏”。整个民族达成了一种共识，就是：秩序比自由更重要。集会高呼：“党就是希特勒，希特勒就是德国！”此时，在个人之上，便有了庞大的集体，有了党，有了民族和祖国。这种现代独裁无疑是比古老的君主政体更为严厉的。过去是由个人最大限度地剥夺，现在则是最大限度地剥夺个人。而对这段“别人的历史”，筱敏认为，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把属于个人的基本的东西从蛊惑人心的专断而混乱的宣传中划分出来，确定它的价值，厘定必要的界限。她断然说道：“无论怎样纯洁的血统，怎样至上的民族利益，怎样炽热的爱国主义，也绝不能取消我们的自由和权利，绝不能把自己与专制体制或大独裁者联结在一起。”这是筱敏与张承志明显不同的地方。关于民族尊严问题，她认为，这是必然地同个人尊严连在一起的。她说：“什么是民族的尊严？一个将公民的眼睛和嘴巴贴上封条的民族是没有尊严的。一个取消大脑，践踏个人自由的民族是没有尊严的。一个倒伏在专制强权之下，到处流行政治的情感瘟疫的民族是没有尊严的。一个无视个人尊严的民族是没有整体的尊严的。一个拒绝审视自己，用一些含糊的修辞遮掩罪过，拒绝忏悔的民族，同样是没有尊严的。”法国大革命是一场复杂的革命，至今学术界聚讼纷纭。筱敏涉足其中，只是出于社会运动的吸引，试图探测与个人的记忆相叠合的内容而已。关于这场震荡了整个欧洲的血腥的大革命，她有一个发现就是，平等的原则古已有之，并非为大革命所开创，惟有自由的原则，才是大革命的旗帜。个人的自由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筱敏同意按一七八九/一七九三年划界，把法国大革命分为前后两部分，就是因为前期是确立和坚持自由―人道的原则的，后期则是叛卖了这些革命的原则的。筱敏与保守主义者对罗伯斯庇尔的否定，有一个根本的不同，就是：后者是通过否定罗伯斯庇尔而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