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003-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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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霞落燕园》中，她这样记录了“文革”时期老知识分子的被迫自杀的情形：“‘文化大革命’初始，一张大字报杀害了物理系饶毓泰先生，他在五十一号住处投环身亡。数年后翦伯赞先生夫妇同时自尽，在六十四号。他们是‘文革’中奉命搬进燕南园的。那时自杀的事时有所闻，记得还看过一个消息，题目是刹住自杀风，心里着实觉得惨。不过夫妇能同心走此绝路，一生到最后还有一同赴死的知己，人世间仿佛还有一点温馨。”以乐写悲，更进一层。由于宗璞长期置身于知识分子群中，在反右运动中也曾戴过荆冠，因此，对同类的软弱和错失能够予以谅解，包括其父亲冯友兰在内。在文革时期，著名哲学家冯友兰为“四人帮”所利用，引起知识界的普遍责难。她为之辩护说：“首先，一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促使多少有智慧的人迈上走向炼狱的历程。其次，知识分子前冠以资产阶级，位置固定了，任务便是改造，又怎知自是之为是，自非之为非？第三，各种知识分子处境也不尽相同，有居庙堂而一切看得较为明白，有处林下而只能凭报纸和传达，也只能信报纸和传达。其感受是不相同的。”应当承认，无论是作为儿女或是同行，这些说法都是可以接受的。在“全国山河一片红”这样的大一统的体系之内，自愿或被迫，直接或间接地服从，服务于打着“党”、“国家”、“人民”和“革命”旗号的旗手们，到底算不算变节？确实成了当今政治伦理学中的一大问题。鲁迅曾经说过中国历史上少有坚卓的人物，又说过在中国论人往往太苛，都是着眼于对社会环境的认识的。但是必须指出，理解是一回事，要求是另一回事。对于知识分子——由来是国家的精英部分——的过分顺从，我们不能仅仅止于理解。我们有理由提问：对于为我们所百般诅咒的文化大革命何以会发生，又为何得以以如此的方式进行，其中有没有知识者的责任？当知识者已经被剥夺了自由言说的权利以后，是否还有沉默的可能？在不自由言说的范围内，又是否可以把谀词和假话的使用减至“必要”的限度之内？对此，宗璞本人是放弃了追究的责任的。更多地作为政治运动的受害人，宗璞能追究谁呢？但觉日夜交驰，生死相逐，年华飞逝，此时还有力量追究吗？甚至，还有必要追究吗？作者对时间——尤其是生死大事——特别敏感。在她看来，生命个体是惟一的，舍此没有什么真理可言。世界上有什么真理比生命的真理更雄辩、更珍贵呢？她自白说：“我是注意今世的。”又说：“人生匆匆，真如过客。过客的身份，是每一个人都一样的……。”时间可以淹没一切。那些依凭权力而无端地剥夺了别人的自由和生命的人，他们有能力偿还这一切吗？而且重要的，能够在人生的大限之内偿还这一切吗？在这里，显然是一种无奈，但也隐含着深深的诅咒。宗璞对生命是热爱的。关系到人事方面，她多注重衰败，寥落，逝亡，笔调是伤感的。《哭小弟》、《霞落燕园》、《三松堂断忆》、《柳信》、《小东城角的井》，都极其哀婉动人。后一篇好像不大为人所注意，写一少女投井之死；井在这里，成了中国女人的一种宿命。体制虽小，寄托遥深，其实是一篇大文章。作者还有不少礼赞大自然的篇章。笔及山川草木，却是一派生机，有着异常明丽的色调。相形之下，作者眼中的人间世当是更可悲悯的了。汉诗十九首，集中地表达了古人对生命的感悟。魏晋文学，尤其建安诗文，常言生死，是对这一传统的承传。也许在艰难时世，生命哲学特别容易为人们所把握的罢？鲁迅称魏晋时代为文学的自觉时代，并非仅仅是文体学意义上的，而是指创作主体对生命本体及其表现形式的独异的发现。唐宋以后，文人深陷于禅学和理学之中，个体生命形态难以得到彰显。明末本极黑暗，竟生出麻醉的小品来。五四时期，生命与个性在文学中空前高扬，然而不幸很快就沉没了。一九四九年以后，所谓生命，大抵是一种集体的表达，正如流行口号所说的：“誓死捍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等等；所以，宗璞在散文中如此表现对个体生命的珍爱，对生死大事的敏感与激情，可谓空谷足音。到了八十年代，中国作家出现明显的分化。可以说，这是一种“内分化”。如果说此前在作家中曾经存在着不同的派别和集团的话，一般来说，都是权力政治从外部实行干预的结果。这种情况，在许多时候是无从选择的。但是，“文革”结束以后，在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里，他们多少可以获得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学道路的余裕。大的分野，仍然如延安时期所凸显，为毛泽东著名的《讲话》所论述的关于“歌颂”与“暴露”两大方面。在理论上，对作家的创作立场作如此归纳，未免过于简单化，但是，它毕竟把是否承认知识分子作家的批判立场问题，以鲜明的对比形式，放到关于文学创作的整个价值系统的首位。对于作家群的划分，当然可以取不同的角度，而“歌颂”或“暴露”这种社会学视角的切入，对于刚刚从“文革”，从长期的“瞒和骗”的大泽中杀出一条生路的中国文学来说，无疑更为重要。右派作家群的分化是有代表性的。刘宾雁公开主张文学“干预生活”。邵燕祥没有这类过激的宣言，但从他的杂文创作的倾向看，对现实问题的介入及所取的态度，是十分明朗的。王蒙则从来反对这种提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是毛泽东的“两结合”理论的追随者。邵燕祥的杂文就品类说，相当于鲁迅的“伪自由书”和“且介亭”系列，一重现实生活，是社会批评；一为文史随笔，是文明批评。总的说来，旨在承续被中断的五四传统，宣传科学与民主。关于法治，关于教育，关于反对现代迷信等等，都在科学的范围之内；而民主，就五四时代的本义，是包含了自由和人权问题在内的。邵燕祥尤其重视民主建设，许多现实题材的文字都集中在这上面；而作为民主的反面，极权主义及其表现，则多选择同历史有关的材料承担了。时代的动向，一直为邵燕祥所关注。二十年间，凡重大的事件，问题和论争，他都未曾忽略过。关于“全民经商”，关于“新权威”，关于“弘扬民族文化”及“国学热”，他都表明了独立的立场，不为时流所左右。写作于他是一种发言，所谓“骨鲠在喉，不吐不快”，或者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总之，文论家的什么“题材”呀，“风格”呀之类，对于一个迫切要求说话的人来说，都未免显得过分的从容、优裕了。八十年代末，文坛显得相当沉寂，这时他却一气写开了，有如伤口洞穿，热血流注，为历史留下了一组鲜明如烙印般的文字：《历史中的今天》《说欺骗》《“读史可以使人明智”吗》《读〈大清洗〉的日子》、《呜呼！冷漠、苟安与自欺》，以及九十年代初的《联想无端》，等等。首先，这是道义的选择，而非文学的选择。文学在道义之中。“联想无端，从窗外纷纷扬扬的雪，想到茫茫雪原，想到西伯利亚，想到流放，囚徒，监狱。想到沙皇俄国的监狱里，也有刑事犯管政治犯的陋规。”在《联想无端》一篇中，邵燕祥写道：“早在读上个世纪历史和文学作品的时候，形成一个观念：在彼得保罗要塞或伊尔库茨克矿坑底层的囚徒，固然常是刑事犯管政治犯；那星散在众多流放地的政治犯也不必说了，即使是千百万在名义上算自由民的普通俄罗斯人，在俄皇当局眼中何尝不是政治犯或政治嫌疑犯？而君临他们头上的沙皇贵族，第三厅的密探、刽子手，和整个俄罗斯国家的上层官僚集团，难道不是一大群双手沾满鲜血和铜臭的，凶杀、贪婪、奸淫成性的刑事犯吗？”邵燕祥好像特别看重历史。他有数篇长文，如《避席畏闻篇》《无可羡慕》《读布哈林遗嘱》等，写的都是政治史，思想史和文网史。正如有人极力主张消灭记忆一样，他相反顽强保留个人的，其实也是集体的记忆；这些记忆，大体上同权力，人道，自由和民主相关。对于中国历史，他常取材于五四与文革；在国外，最多提及的，恐怕还是斯大林的肃反，和希特勒的反犹等灭绝人性的纳粹行径。其中，单独成篇的很不少，可见他的情结所在。在法西斯历史已成陈迹的今天，他指出：“反法西斯：不但是我们上一代和我们这一代的口号，也是我们下一代的口号。”这是一种独特的历史观。在这里，历史是一种生命的延绵，它不但存在于民族的文化传统中，也存在于人性的遗传和变异之中。于是，在邵燕祥的文字里，我们可以看到古老的幽灵在现实中游荡，而现实中的人物，又往往回到过往的场景，蒙覆了别样的面具、衣装和阴影。历史与现实彼此呼应，互相发明，从而扩大了自由思想的空间。邵燕祥继承了鲁迅的批判传统，不同的是，鲁迅自“华盖时代”之后，几乎不停顿地进行论争；在公共论争中，独创地使杂感带上私人论战性质：褊狭，刻毒，大量使用反语。而这些，在邵燕祥的文集中是少见的。对邵燕祥来说，更多地接受一种“公民意识”的支配，直接揭示真理，诚实而庄严。如《中国还需要革命吗》《话说“人民的胜利”》《写一本集会结社史》《有个集团又何妨》《罪和非罪》《真的比假的更可怕》《“公仆”之名不能成立论》《入党动机》《“靠党吃党”》《检阅天安门》等等，都是这样。鲁迅始终把自己看作是“奴隶”，因此，他的意见是决不会向“主人”直说的。在文章中，邵燕祥善于选择典型，概括全般，利用矛盾，指陈悖谬。他也会如鲁迅一样正话反说，但更多的时候是反话正说，虽然有时也不免弄点“小狡狯”。作为诗人，他富于灵感和想象；做起文章来，便多出一种便利，各种比喻、象征，可以信手拈来。在杂文界中，很少有人像他这样，常常借助于诗的比兴的。他的《盲窗》《饕餮现象》《鸦雀篇》等等，都能给人以丰富的联想。所谓“诗无达诂”，正是指由联想引起的歧义性。邵燕祥有一些文章，看得出来在有意制造岐义，借以揭示事物的众多层面，非此非彼，亦此亦彼。比如《我代表我自己》，就存在着一个“谁代表”，“代表谁”这样一些有关“代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问题。文章写道：“作为北京人，我不能代表北京；作为中国人，我也不能代表中国。”“谁又能代表我呢？……我以为，我只代表我自己，而且，只有我代表我自己。自己的代表权，是没有人能替代的。”“少年时代，的确想要代表人民的利益、人民的思想和感情，做人民的代言人。几十年过去，我想老老实实承认，我只代表我自己，我只说我自己的话。”这是诚实的话，也是觉悟的话。文字也许是单调的，但思想显然是复调的。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鲁迅的自我解剖是著名的。往后，这种精神就日渐式微了。在当今文坛，邵燕祥算是具有这种自审能力的罕有的一位。他的《人生败笔》，集历次运动的自我检查及“媚世”之作以示人，为一般人所不愿为，不能为。在《谈吃》一文中，他介绍说曾经接到友人关于编辑“作家谈吃”一书的约稿信，因自觉“没有资格谈饮食文化，更不足以言什么生活艺术”而谢绝。在所处的一个充满诱惑和危机的环境里，是需要保持足够的警觉的。这种警觉，在邵燕祥这里，更多的得自良知。良知是一架天秤，而健全的理性，则在天秤之上。文章的续篇，从“吃文化”写到“人吃人”——六十年代发生大饥荒，有千万人直接间接死于饥馑——由是，作者自觉生理心理上的痛苦。文章结尾是：“说吃而说到吃人，真是难说了。”在《忧郁的力量》里，他再度说到痛苦，说：“我长久以来确认：在多灾多难的国土上，若不感到痛苦，就是没有心肝；而说到有害的事物若不愤怒，就会变成无聊。——这一思想，我得之于十九世纪的俄国，用之于二十世纪的中国，我懂得了中国的痛苦和愤怒，也从而懂得了痛苦和愤怒无由表达时的忧郁。”仅此一端，便把他同众多优雅的文士彻底分开了。在《大题小做集》自序中，邵燕祥一再引用了帕斯卡尔《思想录》里关于“人只是一根芦苇”的一段文字，然后表白说：人之贵有思想，乃因思想是独立的、自由的；独立思想来自独立的而不是依附的扭曲的人格，自由思想，来自自由的而不是禁锢的奴役的精神。为了能够思想，哪怕会像脆弱的芦苇一样折断，也应是在所不惜。思想会使人的如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