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秘闻-第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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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能不能熬到那个时候，只有天晓得！说不定还没到那个时候，自己就奔上黄泉之路了。他越想越消极，越泄气。
但目前别无它途，只能是咬着牙，不露声色，来适应这艰苦的环境。康生的适应能力是惊人的，他很快又振作起精
神来。
第四章继续勾结
一九三八年，抗日战争进入第二个年头。日本的侵略唤醒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纷纷奔向
前方和敌后。
一天，康生坐在办公室里。他的心情，已不像刚到延安时那样不安和忧虑。他佰着延安的形势。这里虽然集中了党
的精化，但自己也不是无所作为的人，各有各的优势。不过这里不是莫斯科，寥寥几个人，自己可以一手遮天。这里的
旗鼓相当，势均力敌的领导人之间，是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待人处事，必须更加谨慎。他给自己定了一个行动准则
：待人，要因人制宜；对待手握大权的铁腕人物，要学会号脉，要摸准他的脉，对症下药，投其所好，“顺情说好话，
耿直计人嫌”，这条处世哲学还是有用的。对待同级，要和蔼可亲，热情友好。对待下级，要平易近人，礼贤下士，左
右逢源，八面玲珑。他自言自语道：“要想保住既得的地位和权力，必须守信莫斯科四年工作的阵地。对于这段历史决
不能含糊。这个阵地被攻破了，那政治资本便丢光了，甚至连政治局委员都保不住，那可太惨了。”
但摆在他面前的一个经常考虑着的问题，是究竟应该怎样处理同王明的关系，这使他感到很伤脑筋。他权衡利弊，
眼下，还得和王明同搭一条船，胳膊肘还不能往外弯，只要一往外弯，正中某些人的下怀。有人正眼巴巴地盼着自己同
王明火并，其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他们想坐山观虎斗，乘机而入，自己决不能干这种蠢事，康生反复琢磨着，更换门
庭，虽然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但要掌握好火候，如果过早地甩掉王明，那就等于否定莫斯科四年的工作成绩，也岂不
是否定自己，让人看不起了。
这时在延安，副领袖是排不上康生的号了，连被他捧上天的中共独一无二的领袖王明，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但是，善于随机应变的康生，还算得上是个佼佼者，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中共决定让他担任中央党校校长的职务。康
生表面上不动声色，心里却十分高兴。他想：中央党校这块阵地很有价值，它是培养党的高级干部的场所，这是大有文
章可做的，可以利用这块阵地宣传自己的主张，培养自己的亲信。蒋介石依靠什么起家的？他原来是个光杆司令，就是
因为当了黄埔军校校长，培植了自己的势力，渐渐羽翼丰满了。以后，又靠着这支力量，在同国民党内部各派系的角逐
中，击败一个个对手爬上了头把交椅。“不能小看这决阵地”，他暗暗提醒自己。
一天上午，风和日丽，中央党校的赏都接到了通知；到大礼堂集合，听重要报告。学员们手提马扎，三五成群地来
到会场。“今天是谁做报告？”有学员问。“听说是一位重要人物”。有人回答说。
不一会，只见康生陪着一位衣着整齐、脚穿马靴、仪表堂堂的人走了进来。康生带头鼓掌欢迎。对于这个人，不少
学员只闻其名而未见过其人。“今天特请王明同志给我们做形势报告。”主持报告会的康生宣布。他寻视了一下会场，
清了清嗓子，端了端架，拉着长腔：“王明同志是我们党内享有众望的领导人，著名的理论家。他长期在莫斯科工作。
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在国际共运中，做了大量的工作。现在就请王明同志做报告！”康生面带微笑，
望着王明，热烈地鼓起掌来。顷刻，礼堂里一片掌声。
虎死不落驾。尽管此刻的王明，已面临名落孙山的处境，但他仍然摆出一副大人物的派头。他扫视一圈会场，昂首
挺胸，扬眉吐气。他的报告，由国际形势讲起，接着是国内形势，压轴子的是党的任务。他讲得有根有据，有声有色，
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一下子把听众的人心给抓住了。“还真有水平，也很有口才。”有人心里暗暗佩服；有人心里嘀
咕着：都说他过去犯过错误，这么有能耐的人还能犯错误？
“现在形势变啦，我们党的路线也应该随着变化。”他看了一眼会场，学员们都在聚精会神地听着。他的嗓门更大
了：“过去我们的头号敌人是蒋介石，现在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了；只有朋友才能称得上合作，总不能同敌人合作吧？
所以，现在蒋介石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同蒋介石的关系，如果还像过去那样水火不能相容、冰炭不能同炉地势不两立，
同室操戈，谁高兴呢？”他自问自答地说：“只有日本帝国主义高兴。我们同蒋介石要化干戈为玉帛。只有日本帝国主
义，才是我们首当其冲的敌人。所以，我们在政策上，要来一个根本的转变。”说到这，他停顿了一下，望着鸦雀无声
的会场：“现在一个重要的战略部署，就是要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于统一战线，要接受蒋介石的领导。”
话音刚落，会场顿时哗然。
人们心里纳闷：怎么政策变了，只听说要团结各种抗日力量的民主统一战线，根本就没听说过一切通过统一战线，
一切服从于统一战线。还要把一切都交给蒋介石，这不是让我们拱手把以过千辛万苦、流血牺牲建立起来的革命武装力
量，都交给蒋介石了，这岂不是等于投降了吗？人们都用惊异的目光望着这位曾几何时不但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地主
阶级和帝国主义，甚至连小资产阶级都要打倒的人，怎么变得这么突然，弯子转得这么大。
王明看到会场上有人在交头接耳地说什么，他知道是对他刚才说的话不理解，急忙来了个补充说明：“同志们，我
们的战略决策是由革命形势的发展决定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战略，就是因为我们不能再打蒋介石了，再打他，他就
跑到日本人那里去了。这样做的结果，扩大了敌人，孤立了自己，使我们处于腹背受敌的不利地位。”
王明的报告一结束，康生便激动地站起来大声说道：“同志们！王明同志的报告很深刻，也很重要。在我们党里，
谁最早提出统一战线的政策呢？是我们王明同志，他早在莫斯科第三国际工作的时候，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所以，王明
同志不愧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创始人，他当之无愧是这一政策的制定者。王明同志在共产国际做了大量的工作，这对中国
革命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说到这里，康生满脸笑容，望着王明说：“感谢王明同志今天给我们做了一个生动而又
深刻的报告。”说罢，带头热烈鼓掌。
王明也微笑着，轻轻鼓掌，表示回礼。
王明的报告和康生的举动，使他们俩人精神上得到了很大的安慰，也得到了一定的满足。原来他们认为回到延安后
的处境将是孤立和受人歧视的。现在看来，并不尽然。事在人为。重整旗鼓，东山再起的希望还是有的；同时，康生也
借着这个机会，给王明吃了个“定心丸”，表明他并没有拆王明的台，王明可以放心大胆地干，他会继续捧场的！
不论是康生，还是王明，都有共同的疮疤，这就是上海和莫斯科那段。但他们之间早有默契，不能承认这两个疮疤。
双方要死守这条防线，在这条防线上，他们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只能同舟共济，患难相助。合则两利，分则两伤。
康生的劲头又上来了。他心里有数，只要不揭开这两个疮疤，保住王明的“驾”，使他别垮下来，自己就会稳坐泰
山。论资历，论水平，自己并不比别人差多少。当然，现在是剑与火的战争时期，时势造英雄嘛！在这种形势面前，所
有能统帅千军万马的军事领导人都有用武之地了，一个大的战役打响了，叫座了，便可建立赫赫战功，威名扬天下。可
是，自己也有与众不同的优势，蝉无嘴而鸣，蛇无足而行，都各有千秋。
王明的地位虽然下降了，但他毕竟还和自己一样，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在讲座重大决策的时候，我们还有两票之权，
还可以在某些问题上继续合作。现在的问题是，究竟在什么问题上合作，怎样合作。
事实上，他们的合作，并没有因为回到延安而中断过。他们的头一项合作是：究竟把陈独秀当作敌人进行批判呢，
还是把他当作朋友团结他，共同反对日本侵略者？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同党中央发生了分歧。
康生对这个问题十分感兴趣。“对！就从陈独秀的问题上着手。”康生心里明白，光他单枪匹马，冲锋陷阵，还不
行，必须和王明一起虽这台戏，才能造成声势。这样可以一举两得，一是以攻为首，守住过去的阵地；二是大显身手，
让人们知道，我康生可不是无能之辈。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事不宜迟，说干就干。
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康生回到延安才一个月，便射出一颗炮弹，发出了攻势。他在延安《解放》杂志第二十九—
—三十期上，发表了他亲笔写的《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斯基匪徒》的长文。这篇洋洋万言的重磅炮弹一爆炸。
立刻轰动了整个延安和延安地区的党政军干部，后来又波及到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知识分子。
“康生真是神机妙算，他长期旅居苏联，才回来这么几天，就对陈独秀的问题了解得这么清楚。”有人心里这么想
着：他的情报究竟从哪里来的呢，是凭空猜想的，还是有根有据？从文章来看，他说得振振有词，有板有眼，像真的一
样，又是在党办的权威刊物上发表的大块文章。信吧，但又感到他说得太离奇。“科是莫明其妙，”有人在私下里议论。
这颗重磅炮弹是怎样炮制出来的呢？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康生早在回延安的途中，就在思考着一个问题：从莫斯
科回到陕北，完全是一个新的环境。在这个新的环境里，就像新官上任一样，不放上三把火，没有一点惊人的举动，人
家谁会知道你康生算老几呀！这要只能充当一个无足轻重、默默无闻的角色。这种角色，同窝囊废是划等号的。如果能
把苏联的“镇反肃托”这个绝招带到国内，掀起一场政治风波，起码可以起到“镇邪”的作用。可是，现在还不具备这
样的火候，还要耐心地等待时机。
当他正苦于没文章可做的时候，突然想起了陈独秀一度参加过托派组织的消息，他高兴得一拍大腿：“太好了，做
文章的题目有了。”他心里想：“陈独秀不是一般人物，曾经当过党的总书记，是一个有影响的人，他又沾过托派的边，
顺理成章，又切题。这篇文章一问世，起码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康生回来了，这叫亮相，我康生是有名的理论家。”
但他明白，要把陈独秀这样内外知名人士，扣上特务、汉奸等罪名，没有充分的“根据”，是无法令人相信的。那
么，这个“根据”从何而来呢？富于想象力的康生，不费吹灰之力就想了出来。他的“根据”是：“一九三一年‘九一
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我们的东三省。同时，上海的日本侦探机关，经过亲日派唐有壬的介绍，与陈独秀、彭
述之、罗汉所组织的托匪‘中央’进行了共同合作的谈判。当时唐有壬代表日本侦探机关，陈独秀、罗汉代表托匪的组
织。谈判的结果：托洛斯基匪徒‘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而日本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三百元的津贴，待有成
效后再增加之。这一卖国的谈判确定了，日本津贴由陈独秀托匪中央的组织部长罗汉领取了。于是中国的托匪和托洛斯
基匪首，在日寇的指导下，在各方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就大唱其帮助日本侵略中国的双簧戏。”
文章一发表出来，一位颇有头脑有中央高级领导人大吃一惊，这那里是文章，明明是乘陈独秀之危，从背后捅他一
刀子，太狠毒了。“这是浪漫主义的‘根据’，”他摇摇头，自言自语道：“说得有鼻子有眼，活灵活现的。我们正在
我争取陈独秀的时候，这一刀子捅了上来，争取陈独秀的希望渺茫了，贼咬一口，入骨三分，陈独秀跳到黄河也洗不清
了。”
康生十分肯定地说“托派中央”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之后，经过国民党内亲日派唐有壬的介绍，陈独秀同
日本侦察机关进行了“共同合作的谈判”，这位高级领导人看到这里，气愤地说：“纯粹是栽赃！这是不瞪着眼睛说瞎
话么！太不实事求是了。”可是，他仔细想一想，这种颠倒是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