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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节

康生秘闻-第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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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能不能熬到那个时候,只有天晓得!说不定还没到那个时候,自己就奔上黄泉之路了。他越想越消极,越泄气。
    但目前别无它途,只能是咬着牙,不露声色,来适应这艰苦的环境。康生的适应能力是惊人的,他很快又振作起精
神来。

第四章继续勾结 
    一九三八年,抗日战争进入第二个年头。日本的侵略唤醒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纷纷奔向
前方和敌后。
    一天,康生坐在办公室里。他的心情,已不像刚到延安时那样不安和忧虑。他佰着延安的形势。这里虽然集中了党
的精化,但自己也不是无所作为的人,各有各的优势。不过这里不是莫斯科,寥寥几个人,自己可以一手遮天。这里的
旗鼓相当,势均力敌的领导人之间,是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待人处事,必须更加谨慎。他给自己定了一个行动准则
:待人,要因人制宜;对待手握大权的铁腕人物,要学会号脉,要摸准他的脉,对症下药,投其所好,“顺情说好话,
耿直计人嫌”,这条处世哲学还是有用的。对待同级,要和蔼可亲,热情友好。对待下级,要平易近人,礼贤下士,左
右逢源,八面玲珑。他自言自语道:“要想保住既得的地位和权力,必须守信莫斯科四年工作的阵地。对于这段历史决
不能含糊。这个阵地被攻破了,那政治资本便丢光了,甚至连政治局委员都保不住,那可太惨了。”
    但摆在他面前的一个经常考虑着的问题,是究竟应该怎样处理同王明的关系,这使他感到很伤脑筋。他权衡利弊,
眼下,还得和王明同搭一条船,胳膊肘还不能往外弯,只要一往外弯,正中某些人的下怀。有人正眼巴巴地盼着自己同
王明火并,其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他们想坐山观虎斗,乘机而入,自己决不能干这种蠢事,康生反复琢磨着,更换门
庭,虽然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但要掌握好火候,如果过早地甩掉王明,那就等于否定莫斯科四年的工作成绩,也岂不
是否定自己,让人看不起了。
    这时在延安,副领袖是排不上康生的号了,连被他捧上天的中共独一无二的领袖王明,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但是,善于随机应变的康生,还算得上是个佼佼者,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中共决定让他担任中央党校校长的职务。康
生表面上不动声色,心里却十分高兴。他想:中央党校这块阵地很有价值,它是培养党的高级干部的场所,这是大有文
章可做的,可以利用这块阵地宣传自己的主张,培养自己的亲信。蒋介石依靠什么起家的?他原来是个光杆司令,就是
因为当了黄埔军校校长,培植了自己的势力,渐渐羽翼丰满了。以后,又靠着这支力量,在同国民党内部各派系的角逐
中,击败一个个对手爬上了头把交椅。“不能小看这决阵地”,他暗暗提醒自己。
    一天上午,风和日丽,中央党校的赏都接到了通知;到大礼堂集合,听重要报告。学员们手提马扎,三五成群地来
到会场。“今天是谁做报告?”有学员问。“听说是一位重要人物”。有人回答说。
    不一会,只见康生陪着一位衣着整齐、脚穿马靴、仪表堂堂的人走了进来。康生带头鼓掌欢迎。对于这个人,不少
学员只闻其名而未见过其人。“今天特请王明同志给我们做形势报告。”主持报告会的康生宣布。他寻视了一下会场,
清了清嗓子,端了端架,拉着长腔:“王明同志是我们党内享有众望的领导人,著名的理论家。他长期在莫斯科工作。
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在国际共运中,做了大量的工作。现在就请王明同志做报告!”康生面带微笑,
望着王明,热烈地鼓起掌来。顷刻,礼堂里一片掌声。
    虎死不落驾。尽管此刻的王明,已面临名落孙山的处境,但他仍然摆出一副大人物的派头。他扫视一圈会场,昂首
挺胸,扬眉吐气。他的报告,由国际形势讲起,接着是国内形势,压轴子的是党的任务。他讲得有根有据,有声有色,
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一下子把听众的人心给抓住了。“还真有水平,也很有口才。”有人心里暗暗佩服;有人心里嘀
咕着:都说他过去犯过错误,这么有能耐的人还能犯错误?
    “现在形势变啦,我们党的路线也应该随着变化。”他看了一眼会场,学员们都在聚精会神地听着。他的嗓门更大
了:“过去我们的头号敌人是蒋介石,现在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了;只有朋友才能称得上合作,总不能同敌人合作吧?
所以,现在蒋介石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同蒋介石的关系,如果还像过去那样水火不能相容、冰炭不能同炉地势不两立,
同室操戈,谁高兴呢?”他自问自答地说:“只有日本帝国主义高兴。我们同蒋介石要化干戈为玉帛。只有日本帝国主
义,才是我们首当其冲的敌人。所以,我们在政策上,要来一个根本的转变。”说到这,他停顿了一下,望着鸦雀无声
的会场:“现在一个重要的战略部署,就是要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于统一战线,要接受蒋介石的领导。”
    话音刚落,会场顿时哗然。
    人们心里纳闷:怎么政策变了,只听说要团结各种抗日力量的民主统一战线,根本就没听说过一切通过统一战线,
一切服从于统一战线。还要把一切都交给蒋介石,这不是让我们拱手把以过千辛万苦、流血牺牲建立起来的革命武装力
量,都交给蒋介石了,这岂不是等于投降了吗?人们都用惊异的目光望着这位曾几何时不但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地主
阶级和帝国主义,甚至连小资产阶级都要打倒的人,怎么变得这么突然,弯子转得这么大。
    王明看到会场上有人在交头接耳地说什么,他知道是对他刚才说的话不理解,急忙来了个补充说明:“同志们,我
们的战略决策是由革命形势的发展决定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战略,就是因为我们不能再打蒋介石了,再打他,他就
跑到日本人那里去了。这样做的结果,扩大了敌人,孤立了自己,使我们处于腹背受敌的不利地位。”
    王明的报告一结束,康生便激动地站起来大声说道:“同志们!王明同志的报告很深刻,也很重要。在我们党里,
谁最早提出统一战线的政策呢?是我们王明同志,他早在莫斯科第三国际工作的时候,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所以,王明
同志不愧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创始人,他当之无愧是这一政策的制定者。王明同志在共产国际做了大量的工作,这对中国
革命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说到这里,康生满脸笑容,望着王明说:“感谢王明同志今天给我们做了一个生动而又
深刻的报告。”说罢,带头热烈鼓掌。
    王明也微笑着,轻轻鼓掌,表示回礼。
    王明的报告和康生的举动,使他们俩人精神上得到了很大的安慰,也得到了一定的满足。原来他们认为回到延安后
的处境将是孤立和受人歧视的。现在看来,并不尽然。事在人为。重整旗鼓,东山再起的希望还是有的;同时,康生也
借着这个机会,给王明吃了个“定心丸”,表明他并没有拆王明的台,王明可以放心大胆地干,他会继续捧场的!
    不论是康生,还是王明,都有共同的疮疤,这就是上海和莫斯科那段。但他们之间早有默契,不能承认这两个疮疤。
双方要死守这条防线,在这条防线上,他们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只能同舟共济,患难相助。合则两利,分则两伤。
    康生的劲头又上来了。他心里有数,只要不揭开这两个疮疤,保住王明的“驾”,使他别垮下来,自己就会稳坐泰
山。论资历,论水平,自己并不比别人差多少。当然,现在是剑与火的战争时期,时势造英雄嘛!在这种形势面前,所
有能统帅千军万马的军事领导人都有用武之地了,一个大的战役打响了,叫座了,便可建立赫赫战功,威名扬天下。可
是,自己也有与众不同的优势,蝉无嘴而鸣,蛇无足而行,都各有千秋。
    王明的地位虽然下降了,但他毕竟还和自己一样,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在讲座重大决策的时候,我们还有两票之权,
还可以在某些问题上继续合作。现在的问题是,究竟在什么问题上合作,怎样合作。
    事实上,他们的合作,并没有因为回到延安而中断过。他们的头一项合作是:究竟把陈独秀当作敌人进行批判呢,
还是把他当作朋友团结他,共同反对日本侵略者?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同党中央发生了分歧。
    康生对这个问题十分感兴趣。“对!就从陈独秀的问题上着手。”康生心里明白,光他单枪匹马,冲锋陷阵,还不
行,必须和王明一起虽这台戏,才能造成声势。这样可以一举两得,一是以攻为首,守住过去的阵地;二是大显身手,
让人们知道,我康生可不是无能之辈。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事不宜迟,说干就干。
    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康生回到延安才一个月,便射出一颗炮弹,发出了攻势。他在延安《解放》杂志第二十九—
—三十期上,发表了他亲笔写的《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斯基匪徒》的长文。这篇洋洋万言的重磅炮弹一爆炸。
立刻轰动了整个延安和延安地区的党政军干部,后来又波及到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知识分子。
    “康生真是神机妙算,他长期旅居苏联,才回来这么几天,就对陈独秀的问题了解得这么清楚。”有人心里这么想
着:他的情报究竟从哪里来的呢,是凭空猜想的,还是有根有据?从文章来看,他说得振振有词,有板有眼,像真的一
样,又是在党办的权威刊物上发表的大块文章。信吧,但又感到他说得太离奇。“科是莫明其妙,”有人在私下里议论。
    这颗重磅炮弹是怎样炮制出来的呢?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康生早在回延安的途中,就在思考着一个问题:从莫斯
科回到陕北,完全是一个新的环境。在这个新的环境里,就像新官上任一样,不放上三把火,没有一点惊人的举动,人
家谁会知道你康生算老几呀!这要只能充当一个无足轻重、默默无闻的角色。这种角色,同窝囊废是划等号的。如果能
把苏联的“镇反肃托”这个绝招带到国内,掀起一场政治风波,起码可以起到“镇邪”的作用。可是,现在还不具备这
样的火候,还要耐心地等待时机。
    当他正苦于没文章可做的时候,突然想起了陈独秀一度参加过托派组织的消息,他高兴得一拍大腿:“太好了,做
文章的题目有了。”他心里想:“陈独秀不是一般人物,曾经当过党的总书记,是一个有影响的人,他又沾过托派的边,
顺理成章,又切题。这篇文章一问世,起码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康生回来了,这叫亮相,我康生是有名的理论家。”
    但他明白,要把陈独秀这样内外知名人士,扣上特务、汉奸等罪名,没有充分的“根据”,是无法令人相信的。那
么,这个“根据”从何而来呢?富于想象力的康生,不费吹灰之力就想了出来。他的“根据”是:“一九三一年‘九一
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我们的东三省。同时,上海的日本侦探机关,经过亲日派唐有壬的介绍,与陈独秀、彭
述之、罗汉所组织的托匪‘中央’进行了共同合作的谈判。当时唐有壬代表日本侦探机关,陈独秀、罗汉代表托匪的组
织。谈判的结果:托洛斯基匪徒‘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而日本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三百元的津贴,待有成
效后再增加之。这一卖国的谈判确定了,日本津贴由陈独秀托匪中央的组织部长罗汉领取了。于是中国的托匪和托洛斯
基匪首,在日寇的指导下,在各方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就大唱其帮助日本侵略中国的双簧戏。”
    文章一发表出来,一位颇有头脑有中央高级领导人大吃一惊,这那里是文章,明明是乘陈独秀之危,从背后捅他一
刀子,太狠毒了。“这是浪漫主义的‘根据’,”他摇摇头,自言自语道:“说得有鼻子有眼,活灵活现的。我们正在
我争取陈独秀的时候,这一刀子捅了上来,争取陈独秀的希望渺茫了,贼咬一口,入骨三分,陈独秀跳到黄河也洗不清
了。”
    康生十分肯定地说“托派中央”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之后,经过国民党内亲日派唐有壬的介绍,陈独秀同
日本侦察机关进行了“共同合作的谈判”,这位高级领导人看到这里,气愤地说:“纯粹是栽赃!这是不瞪着眼睛说瞎
话么!太不实事求是了。”可是,他仔细想一想,这种颠倒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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