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秘闻-第3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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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发动突然袭击，在既没有中央文件也未经中央讨论的情况下，一举将陶铸打倒。康生在接见中
竭力鼓励“造反派”整陶铸的黑材料，说：“你们把材料摆出来，你们就胜利了。”
一月六日，康生向中央党校几百人的群众组织“红战团”定名为“顽固的保皇团体”、“反对组织”，指使“造反
派”将其砸烂。接着，康生又亲自批准逮捕关押“红战团”的6 名青年成员，并以对康生的态度为标准，使这个组织的
成员受到残酷批斗，惨遭迫害。
一月十九日，康生前妻生的、在青岛工作的儿子张子石，受王效禹之托，来北京找康生摸底。康生在人民大会堂向
张子石面授机宜。要他回去转告王效禹立即夺权，不但夺青岛市的权，还要夺山东省的权。根据康生的指示，野心家王
效禹于1 月22日、27日先后篡夺于青岛市和山东省的党政大权。
康生就这样在紧张忙碌的活动中度过了一九六七年的年初。天下大乱的局面，的气氛，对他来说简直如鱼得水。他
的神经兴奋得连春节也不打算安静地过——他又在窥测才向捕捉新的目标了。
一九六七年春节，北京的天气特别阴冷。凛冽的寒风日夜呼号，往年常有鞭炮声和歌声已经销声匿迹，人们怀着惶
惑和不安的心情，度过了一个没有新年气氛的新年。
春节过后不久，康生接到通知，要他于2 月14日下午去怀仁堂出席周恩来主持召开的政治局碰头会。懒洋洋地坐在
沙发里闭目养神的康生，一听要开碰头会，顿时警觉起来，忙问秘书：“又要开会，都有哪些人参加？”秘书报告说：
“有中央文革的成员，还有负责党政军日常工作的陈毅、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谭震林、叶剑英等。”
“哼！这帮老家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康生听罢不禁嘟哝了一句。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康生就感到这
几个副总理和军委副主席碍手碍脚，使得他的几个“文革小组”要员不敢放手大干，心里十分恼火。但由于这些老同志
德高望重，一时还找不到什么借口把他们搬掉。康生曾经为此费了不少心机。但终究不得要领，没有想出什么高招。
二月十四日下午，政治局碰头会在怀仁堂准时开始。参加会议的人也许已经预感到会上将要爆发一场斗争，或者是
不愿意跟观点不同的人坐在一起，因而会场的座位阵线分明，呈现出两军对垒的场面。
作为会议主持人的周恩来，坐在会议桌的头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等7 位
副总理和军委副主席，还有余秋里、谷牧、坐在桌子的这一边。康生、陈伯达、江青、姚文元、张春桥、王力等“中央
文革”成员，则凑到了桌子的另一边。大家都扳着脸，人人神情严肃。康生是“文革派”一方公认的“军师”，他一看
这架势，知道斗争将不可避免，于是一面强作镇静，一面用脸色暗示他的伙伴们作好准备。
与会者的预感没有错。就在这天的会议上，老同志们与“文革派”成员之间爆发了一场短兵相接的斗争。2 月16日
下午，碰头会再次召开，双方展开了更为尖锐激烈的斗争。老战士仍义愤填膺，当面痛斥了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
桥一伙的倒行逆施，“文革派”被驳得狼狈不堪、语无伦次。这一场斗争，后来被诬为“二月逆流”，这两次会议也被
指责为“大闹怀仁堂”。
关于所谓“二月逆流”特别是怀仁堂会议上斗争的详细情况，近年来已经有不少文章作过介绍，这里似无重复的必
要。但是，康生在事情发生以后的“精彩”表演，我们还是可以欣赏一下的。
康生在这场斗争中，理所当然地充当了“文革派”一方主谋的角色。但是，这一次几个老帅和副总理的攻势着实凌
厉，差一点把他这个“军师”也给打懵。开完怀仁党会议回到家里，康生感到手脚冰凉，疲惫不堪。他一屁股倒在沙发
上，回忆着会场上的情景，只觉得后脊梁一阵阵发冷。会上，陈毅针对“文化大革命”以来许多干部遭迫害的事实，重
提在延安整风后期康生搞的“抢救运动”大肆整人，造成许多冤案的历史教训。这等于揭了康生的老底，他感到像挖了
他的祖坟一样难受。还有，李先念有力地批驳了《红旗》十三期社论引起全口混乱的恶果，周恩来当即问康生：“这篇
社论你看了吗？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你不叫我们看看！”受到周恩来的严厉质问，康生几乎招架不住，顿时像汇了气的气
球。因为这篇社论就是根据他和陈伯达的指示写的，而且是由他最后审定的。康生黩驴技穷，只有耍无赖一法，立即当
面撒谎说：“这篇社论我没有看。……”想到会场上这一幕激烈斗争，康生不禁有点后怕。是啊，当时是好不容易搪塞
过去了，可要是这些老家伙再接再厉发动第二次、第三次进攻怎么办？康生觉得这是他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第一
次受到这么大的挫折。难道就这样认输吗？当然不能！康生在苦苦思索着应付的办法。
康生到底不愧是“军师”。他在书房里转了几圈之后，一个主意想出来了。他一把抓起红机子专线电话，拨通了张
春桥的专机……
经过一番电话密商，他们决定“恶人先告状”。张春桥立即约集妙文元、王力行动起来，于当晚集中在人民大会堂，
连夜炮制出一份《2 月16日怀仁堂会议》的书面材料，又经过康生亲自补充润色定稿，然后由江青安排，跑去向毛泽东
作歪曲汇报。街头的结果，他们力图促动毛泽东恼怒的目的达到了。
这下子，康生又来劲了。他自认为拿到了尚方宝剑，又可以大干一番了。于是从2 月25日到3 月18日，在怀仁堂召
开了7 次“政治生活会”，批判这些老同志。康生在陈伯达、江青等的配合下，又是漫骂又是攻击，声嘶力竭地对着谭
震林、陈毅等叫嚷：“你们这是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十一中全会以来的一次最严重的
反党事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是一种改变的预演！”他眼珠一转，瞄准了坐在对面的徐向前，伸出一根枯枝般的
手指边点边嚷：“你徐向前有什么了不起呀！军队不是你的，你要为刘少奇、邓小平翻案吗？想要反党吗？”康生越说
越起劲，几乎挨个儿把这些老同志挑一通。他诬蔑李富春是这次“逆流”的“俱乐部主任”，攻击陈毅是这几个副总理
和军委副主席之间的“联络员”，嘲弄余秋里、谷牧，“二月逆流还有两个小伙计”。数说一通之后，他掏出手帕擦了
擦口角的白沫，幸灾乐祸地说：“嘿嘿！主席发怒啦，这是无产阶级之怒，是无产阶级之愤！你们提意见就是反对毛主
席嘛！”
散会之后回到家里，康生也不闲着。他知道光这么在政治局会上批一通还不能解决问题，只有把事情捅到社会上去，
才能把这批老同志搞倒。但是，从哪里下手，让谁去串联，要采取哪些步骤，这是需要认真设计的。康生一支接一支地
抽烟，又为这些事动开了脑筋。突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康生吓了一跳，他从深思中惊醒，连忙抓起电话。话筒里
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康老吗？我是江青。这么晚打搅你了，我也睡不着呀，吃了两次安眠药啦。我一直在考虑怎样
在全国掀起一个反击二月逆流的新高潮。我想约你和伯达、春桥几个人商量一下，当然得指望你出点子哪，你看可以吗？”
康生早就料到了这个女人这两天会来求助于他的。他知道江青之流只会咋咋呼呼，像眼前这种节骨眼上，没有他康生怎
么能成气候？当然，康生也需要他们配合呐喊，所以两人一拍即合，当即约定了商谈的时间和地点。
密商的结果，他们决定把反“二月逆流”尽快推向社会，借用“造反派”的力量攻“这帮老家伙”。阴谋家的本能
还提醒他们，干这种事情不能公开出面，而要躲在幕后操纵。好在这种手法对他们是轻车熟路，问题不大。然后，他们
进一步密定了“先从谭震林开刀”。但是，开刀总得有个借口啊？这自然也难不倒他们。“欲加之罪，何患无穷”这句
古话，他们是用得很熟的。谭震林不过是负责农林口的副总理吗？他们记得不久前去北京农展馆看过一次“农业学大案
展览”。农展馆是谭震林管辖的，那么好，就从“大案展览”找茬儿。他们知道这个展览是经过周恩来审查批准的，因
此，这一重要任务，当然由康生亲自出马过显得有份量。
3 月初的一天，康生不辞辛苦地再次来到农大大案展览馆。馆里的工作人员有点奇怪，这位首长不是在审查过程中
来看过了吗？怎么今天又来了，康生当然不岌这些，装模作样地在馆内转了一圈，好像发现了新大陆，煞有介事地说：
“这个展览有问题啊，最大的问题是不突出毛泽东思想。”
北京的春天好乱风沙，居民们最讨厌这种天气。夹着沙粒的大风呼呼作响，尘土夹着纸片满天飞舞，吹得人睁不开
眼，又无孔不入地给家家户户的每个角落撒上一层黄沙。康生坐在大红旗轿车里，望着马路上行人躲避风沙的情景，不
知怎么觉得可笑。他简直想说：“这样的风沙算得了什么？一场更大的风沙就要来了，你们知道吗？”他闭上眼睛，慢
条斯理地向旁边的秘书口述了指示：回去以后，立即让关锋通过林杰告诉谭厚兰，大案展览馆有问题，可以冲击。
指令很快执行了，3 月8 日，谭厚兰率领北京师范大学的1000多名学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击了农大案展览
馆，并占领了整个农业展览馆，宣布农展馆已为“造反派”所进驻。在行动中，他们把“打倒谭震林”、“谭震林的黑
报告是二月逆流的宣言书”等口号向全北京散布。在谭厚兰行动的带头下，经过一番串联，北京地区的“造反派”纷纷
行动起来，于3 月14日组织了十多万人的示威游行，高呼“反击二月逆流”，“用鲜血保卫中央文革”和打倒7 个副总
理、军委副主席的口号。康生、江青所期望的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已然在北京地区形成，并且正在迅速推向全国。
3 月27日，召开了大规模的“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粉碎”二月逆流“的新反扑誓师大会”。这个大会，康生当然是
要亲自出席的。目睹这样轰轰烈烈的场面康生不禁喜形于色，体会到欺骗利用天真烂漫的青年实在是一个好办法，能起
到他们几个人无法起到的作用。于是，他决定在会上进一步煽动和定调。会场上人声嘈杂，写着各种组织名称的彩旗东
倒西歪的支撑着，杂乱地人群赶鸭子似的拥来拥去，一片乱哄哄的景象，在一阵狂热的口号声之后，人们听到高音喇叭
里响起康生那嘶哑的声音：“同志们，革命派战友们，你们知道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就是公开向以毛主席为首、林副
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进攻，是反党……”
在康生、江青一伙的鼓噪活动下，一个所谓“反击全国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的浪潮在各地掀起。在怀仁堂会议及
其前后挺身而出同“文革派”斗争的老战士们，被强加上“叛徒”、“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等罪名，全部被迫
离开领导工作岗位“靠边站”，有的被打倒。中央政治局停止了活动，被“中央文革”所代替。
康生一伙并不就此罢休，他们深恐这些在党内外享有崇高威望的老同志东山再起，因此翻来覆去重弹反击“二月逆
流”的老调，挥干棍子向这些老同志打去。其中叫得最多最凶的要数康生。而且，他在攻击这些老同志的时候，经常是
无中生有，信口雌黄。例如他在一次会议上讲到“二月逆流”时说：“二月逆流打急先锋的，现在讲是谭震林，实际上
不是谭震林，是叶剑英，叶剑英讲‘不教而诛’，直接拉开了斗争的序幕。”叶剑英听说后感到莫名其妙，他对坐在旁
边的聂荣臻说：“我没有讲过‘不教而诛’呀。”聂荣臻也奇怪地说：“‘不教而诛’，是我讲的嘛，怎么扣到你的头
上去了。”后来聂荣臻还专门向中央署信澄清了这件事。可是，康生是不管什么事实不事实的，他还是照讲不误。同康
生这样的人还能有什么道理可讲呢？
到了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康生担心老同志们在即将召开的九大上重新进入政治局，再次大讲“二月逆流”。
他在10月25日的长篇发言中，又系统地批了一通“二月逆流”，而且上纲上到吓人的程度。他扯起他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