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秘闻-第3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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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并指定杨克明为具体起草人。一连几天，聂元梓等六七个人关在一间小房里反复琢磨，两次推倒重来，多次大修大
改，到五月廿五日终于炮制完毕。大字报抄清后，聂元梓第一个提起毛笔准备签名。不知怎么搞的，她觉得心里发慌，
毛笔在手中瑟瑟发抖。她不得不稍稍定了定神，终于咬了咬牙，急速在大字报末页签上“聂元梓”三个字。接着，其他
六个人也都一一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当天下午，这张大字报贴到了北大一个大饭厅的东墙上。绝大多数师生并没有发现大字报的存在。过了一会儿，来
往的们发现了它。很快，这个消息传遍了整个校园，师生们纷纷跑来观看，只见大字报醒目的标题写着：“宋硕、陆平、
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人们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惊呆了。大家读着大字报中那一行行凶狠、恶毒的语言，
又疑惑又气愤，什么“北大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什么“这是十足的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
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什么“你们想把革命的群众运动纳入你们的修正主义轨道，老实告诉你们，这是妄想”，什
么“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师生们对大字报的这
种恶劣做法极为反感，许多人当场就要去找聂元梓等人辩论，更多的师生挥笔写反击的大字报。到晚饭前后，北大校园
里自发地贴出了一千多张大字报，其中绝大部分是批驳聂元梓等人的。当天晚上，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
得知北大贴大字报的情况后，派人来到北大，重申中央关于运动中张贴大字报的有关规定，并严肃地批评了聂元梓等人
的做法。
很快，这些情况传到了康生的耳朵里，这时，老奸巨滑的康生也有点紧张了。如果真的从中央到群众都反对这张大
字报，一旦把他康生背后策划的丑闻抖落出来，那他不就要全盘输光了吗？于是，他连夜让曹轶欧派人把大字报底稿要
来。五月廿六日，康生把自己关在书房里，闭门不出，紧紧扣着大字报底稿研究对策。从早到晚，他不停地踱步，不停
地抽烟，不时地查资料。想来想去，康生觉得只有一条路可走，这就是，把大字报底稿秘密送给正在外地的毛泽东主席
批阅。康生知道，这个办法不一定靠得住，但在别无良策的情况下，也只有冒险一试了，反正要么侥幸成功，要么彻底
赌输！康生决定孤注一掷。
大字报底稿送走以后的几天，康生是在焦灼中度过的。有时，几下敲门声，或一阵电话铃响，康生都要神经质地跳
起来，不知这些响声会给他带来什么消息。他无法猜测毛泽东会怎样处理这张大字报，如果受到批评，那……康生想到
这里，不禁一阵心惊肉跳。
元月一日，康生终于得到消息，毛泽东同意这张大字报。当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大字报全文。
康生看到自己赌注得逞，不禁长长地松了一口气，神经顿时高度兴奋起来。他立即要通了陈伯达的电话，要求《人民日
报》用最醒目的标题和版面发表大字报。担任驻人民日报工作组组长的陈伯达也唯恐落后，连忙安排版面，起草高调门
的评论员文章。第二天，也就是一九六六年元月二日，《人民日报》头版以《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这样蛊惑人心的
通栏标题，全文刊登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并发表了由王力、关锋等人连夜炮制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
报》。
这张大字报的广播和发表，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好心的人们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许多正直的干部群众纷纷
表示反对，而一些心怀叵测的人则在这种刺激下蠢蠢欲动起来。此后，从北京开始，掀起了一股揪斗老干部和冲击各级
组织的浪潮。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就这样拉开了帷幕。
对康生来说，这真是一次莫大的胜利。这张大字报，是他一生中的又一件得意之作，他要千方百计啬毛的影响，扩
大毛的战果。所以，当月一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将大字报播出后群众纷纷来电质问的情况报给康生时，他气势汹汹地批
道，“这就是北京市委，大学部宋硕、陆平、彭佩云等人的阴谋欺骗，使广大群众在长期被蒙蔽，被欺骗的状态中清醒
过来……”一连几天，康生的心情极好。院里的桃花开了，树枝绿了，前一阵因为忙竟然没有注意到，康生觉得有点踞。
于是他特意叫上老婆和秘书，一起爬到假山的亭子上赏景。他想哼哼古诗，甚至想自己当场做一首诗词什么的，但总觉
得心里发虚，到底没有做出来。
随着运动的发展，康生觉得局势对他更有利了，他也就更加得意了，到处吹拜会这张大字报，趁机炫耀他对“文化
大革命”立下的这一功劳。八月四日，北京大学的大操场上正在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康生在会上洋洋自得也了他支持贴
出第一张大字报的情况。他说：“五月廿五日，聂元梓等七同志的大字报贴出来了，这是革命的大字报，这是一个重要
的有历史意义的文献。大字报揭露了陆平、彭佩云黑帮，实际上也是揭露了彭真黑帮。这张大字报实际上已经点起了文
化大革命的火焰……元月一日下午四点我接到通知，我感到聂元梓同志解放了，我也感觉解放了，因为我们支持这张大
字报。”这以后，康生又在各种场合吹嘘这张大字报，说主是“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是“廿十世纪门十年代北京
公社宣言”，简直把它捧上天！
聂元梓等人的所谓“第一张大字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什么样的祸害，现在人们已经很清楚了。在这张大字报的产
生过程中，聂元梓等人固然是直接的前台炮制者，而真正的策划都都是康生！人们不难看出，康生在其中充当我角色和
所起的作用比其他人更为阴险，也更为恶劣！
一九六六年五月，是康生一生中少有的喜庆月份。当上中央“文革”顾问和策划“第一张大字报”的成功，这两件
事，使他踌躇满志，得意非常。康生已经多年没有这样兴雷过了，回想自己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也算历尽了沧桑，但得
意的时候并不多。他记得只有两段时间比较得势，一是三十年代他紧跟王明成为王明的副手，即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
表团副团长的时候，二是40年代在审十运动中他以社会部长，情报部长身份大搞“抢救运动”的时候。在这两段时间里，
他大权在握，着实为所欲为了一阵子，只可异好井不长，过了没有多久就被党内同志识破，受到了严肃的批评。为此，
他曾经一度情绪低落，心灰意冷。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全国人民兴高采烈，他却意志消沉，以养病为名，整整六年
未做工作。一九五六年党的八大后安排他当了政治局候补委员，他稍稍高兴了一点，做了一点组织反修文章之类的工作，
但总觉得没有受到重用，郁郁不得志。他以为这辈子再也没有发迹的机会了，谁想到，来了一场“文化大革命”，眼看
着天下就要大乱，他康生凭着特别灵敏的嗅觉，预感到这样的政治气候对他是再适合不过。一股直觉告诉他，百年不遇
的大好时机来到了。
“第一张大字报”在全广播以后，一时热闹非凡。人人都感到将要发生重大事件，但又都说不清是怎么回事。人们
在不安地猜测、观望、议论，谣言蜂起，小道消息到处传播，少数居心叵测的人则象打了一针强心剂，四处奔走，上窜
下跳，唯恐天下不乱。面对这样的局势，康生止不住喜在心头。这几天，他那一度门庭冷落的“王府”又热闹起来了，
不时有人上门求教摸底，电话铃频频作响，连江青、陈件达这样不可一世的人物也常常要同他商谈要事，张春桥、姚文
元之流更是一口一个“康老”地向他请教。于是，一条条“锦囊妙计”，一道道指示，从这个“王府”飞向社会，开出
罪恶之花。
这一天，康生坐在桌边批阅秘书送来的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各种材料。一摞材料看了一大半，竟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
的东西，康生不禁一阵恼火，暗暗咒骂手下的人都酒囊饭袋。他正想扔下这些材料去睡觉，突然，几个刺激性的字眼跳
入眼帘：“武装政变！”“兵变！”康生象吸到了鸦片，顿时来了精神，一口气读完了这份材料。随后又一把挑起电话，
让手下的两个人员马上来见他。
这是一份什么样的材料，能引起康生如此巨大的兴趣呢？一九六六年二月，中央军委为了加强北京市的地方武装建
设，批准北京卫戌区新组建一个团，平时搞民兵训练和维持社会秩序，战时以毛为基础扩建地方武装。由于这个新建团
的干部战士都是从各不同单位抽调来的，人员之间互不相识，不好开展工作，因此想找一个地方集中训练一段时间。在
找房过程中，有关部门推荐，有几所大学有空房可以暂借，因为一部分学生下乡搞“四清”去了，于是，卫戌区的同志
即到一些大学去联系借房。交涉的结果，北京大学，人民大学都同意将一些空房借给部队。这一方案报到卫戌区领导那
里，有的领导同志认为部队在学校集训不方便，对双方工作都会有影响，因为决定不借学校的房子。后来，卫戌区在南
苑教导队找到了房子，又搭了一些帐蓬，这样就解决了新组建团的营房总是这件事本来是军队和地方工作中的一件日常
小事，但碰到这个见风就是雨的疯狂年头，可就遭了殃了。这期间林彪那个大讲政变的“五•；一八”讲话正在社
会上到处流传，阶级斗争的弦一紧再紧，什么商标图案里发现反动标语，牙缝里查出发报机之类的离奇谣言频频传播。
在这种草木皆兵的气氛下，一些头脑发热的青年学生听说部队曾经到学校借房子驻军，使联想到“武装政变”，并立即
把他们的怀疑写成大字报贴了出去，而且给它取了一个醒目的标题：“二月兵变”。这样一个材料报到康生那里，他真
是如获至宝。一段时间以来，他们正苦于到处寻觅整人的炮弹而不可得。特别是林彪发表“政变”讲话以来，康生就一
直想物色一个实例，以便紧跟和讨好林彪这个炙手可热的副统帅。现在来了“兵变”这么一个题目，怎么不叫他欣喜万
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他康生岂肯轻易放过？
于是，康生向他手下的工作人员交代：立即以联络员的身份去北大、人大，将了解的情况速速报来。联络员们也确
实不愧是康生的干将，明明是向北京卫戌区一问就清楚的事情，他们却根本不去，而只同大字报的起草者作了些浮皮潦
草的交谈，就写出了一份“‘二月兵变’确有其事”的局面汇报。康生读罢，连连夸奖联络员们干得好，一面把报告紧
紧锁在保险柜里。他要把它作为“第一张大字报”之后的又一件杰作，在适当的时机抛出来。
一九六六年七月的北京，骄阳似火，热不可耐。各大中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在围绕工作组问题打派仗，局
势已经相当混乱。康生觉得现在需要火上浇油，以免人们的情绪由于天热而懈怠下来。他决定把这枚“炸弹”尽快抛出
去。于是，在七月“中央文革”的一次会议上，他开始利用所谓“二月兵变”问题发难了。
这天，“中央文革”的会议开到一半，康生一眼瞥见列席会议的北京新市委成员，原人民大学党委书记郭影秘，突
然冲着他冒了一句：“郭影秘，二月兵变的大字报你知道不知道？”郭影秘虽然曾经听到过“二月兵变”这个说法，但
他根本没把它当一回事，他以为康生不过是顺便问问，所以他也就随口回答：“大字报我没有看见过，但这件事我是知
道的。”不料康生把脸一沉，厉声质问：“你既然知道，你汇报了没有？”郭影秘没想到康生对这件事那么来劲，但他
想事实总归是事实，难道康生就能无中生有？所以他据实回答说：“没有汇报。因为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大字报里所
讲的事情是没有的。”康生晃了晃手中的几张纸片说：“没有？你怎么知道没有？我这里有报告，二月兵变明明是有的！”
康生见郭影秘不配合，知道从他那里策动不起来，决定直接捅到群众中去，把这枚重型“炮弹”提供给“选择派”。
一九六六年七月月廿七日晚，北京师范大操场上灯火通明，上万名师生在这里嬉开动员“文化大革命”的大会。康生在
“中央文革”大部的身份，率领“中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