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秘闻-第2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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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献珍一系列的议论，有的是骂我，有的是对着毛主席的。你们火力要猛，算总帐，时间不受限制，豁出它一年半载的，
决不能姑息，这是捍卫毛主席的问题。我估计把这张王牌亮出去，杨献珍就会山崩解，众叛亲离。”康生吸了口烟，想
了一下，又阴森森地说：“我把底都告诉你吧！彭德怀都罢了，杨献珍的党校之‘王’，也当不成了。他的什么生活朴
素，工作勤恳，不摆架子，那是伪装的。他是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这个假面具要揭开。”
一听到这些机密，这位心腹更是受宠若惊。“康老，请放心，我一定按你的指示去做。”他回中央党校后，不分昼
夜地网罗力量，招兵买马。不久，便把队伍组织起来了。
康生仍然不大放心。一天，他把这支队伍召集在一起，作了上阵前的动员：“这是一场大是大非的斗争，或者是旗
帜鲜明地站在毛主席一边，或者是紧跟杨献珍走，前者是一条光明的路，后者是条死路。在这场捍卫毛主席的斗争中，
希望多个人，都要作出应有的贡献。”
一天上午，中央党校会议室里正在开会，气氛紧张而沉闷。杨献珍已经作了几次析查，仍然没有指望过关。作批判
发言的人，火力正越来越猛。一顶又一顶的大帽子，飞在他头上。
中共中央书记处发现了，为什么杨献珍的问题，老也没有个完。一天，彭真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对康生说：“杨
献珍析查了几次，我看可以了。”“我看还早得很哩！”康生不以为然地对答道。
就这样，一直批斗了八个月之久，直至最后逼使杨献珍写了“向党低头认罪书”，才算收场。
第十二章康江合污
一九六O 年，中国的经济处于全面崩溃的局面，被吹破了天的“三面红旗”，不但没有给国家带来繁荣，反而造成
了危机。
康生的神话般的《狂想曲》唱不出了。但他并没有失业。他是一专多能的。除去玩弄权术，投机钻营，他对古画、
书法、石和旧戏，虽称不上专家，也有个半瓶醋的。凭着他的身份、地位和权势，有这半瓶醋，也足以大显一番神通。
这年冬天，在全国人民正受饥挨饿之际，康生感到闲得无聊。一天，他把京剧界的负责人找到公馆来，十分热情地
让服务员给奉上一杯龙井茶，这位京剧界负责人，用一种迷惑不解的眼光望着康生，他无法摸透这位以整人出名的中央
大员的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
“我找你来，没有别的事”，康生面带笑容说：“只是谈谈京剧的剧目问题。”京剧界负责人虔诚地听着康生的指
示。“京剧中的花旦戏实在太少了，为什么胆子那么小，就不敢演花戏呢？我不理解。今后应该多演些花旦戏才好。”
这位京剧界负责人听了这番话后心里想，不让多演花旦戏，审中央明文规定的，此事别人或许不知情，你康生是主管意
识形态的中央领导人，政策是你们定的，怎么还说这样的话。但他不露声色，只是问了一句：“允许演花旦戏吗？”
“有什么不能演的，谁不让你们演了？”康生既带有质问的口气，又满不在乎地说：“比方，花田八错，就可以演嘛。
现在有些赏是不是胆子小，不敢照原样演，你们大胆演吧，我去看，不要怕，有我给你们撑腰。”
隔了不久，果然上演《花田八错》了。康生不顾严寒的冬天，兴致勃勃地前去观看。京剧界负责人早已恭候在剧场
门口。他把康生迎到休息室，坐了一会，然后又还引康生来到后台。“你们放手演好了。过去怎么演，现在还怎么演，
要演全本的。”康生对已化好妆的演员们说：“你们不要有什么顾虑，将来有什么问题，有人找你们的麻烦，你们告诉
他，是康生让演的。”演员们一方面对康生的话感到敬佩，一方面也有点惊愕。
戏开演的时候，康生坐在首长席，兴奋地边看边议论，这个动作应该怎样更好，那个唱腔应该怎样更美。
一时间，舞台上光陆离，花样百出，《大劈棺》、《访棉花》、《马寡妇开店》等禁戏，都粉墨登场。康生是每场
必到，每次他又都鼓励演员：“照原样演，你们怕什么，出了总是我替你们顶着。”
一九六一年，元旦刚过，康生在北京呆腻了，还上一行人，乘着专车，浩浩荡荡地周洲各地去了。四季如春的云南，
是他何此行的头一站。
康生一到昆明，便在地方首脑的陪同下，看了龙门，游了滇池。一天的奔波，他感到很疲倦，回到宾馆就一头扎进
客厅，仰靠在沙发上。客厅豪华而宽敞，落地的大玻璃窗，面对着远处的滇池，湖光山色，水波粼粼，帆影飘飘。“康
老！”一位随从人员轻手轻脚地走了进来，递给他一个剧目单。他从中点了《辛安驿》、《十八扯》、《宝蟾送酒》三
剧。
傍晚，夜幕降临后，康生的车队穿过万家灯火的繁华大街，在剧场门口停了下来。康生精神抖擞地走下车，进了休
息室。“都是仓促上阵，未必演得好，”文化部门负责人，小心拘谨地向康生汇报……“望康老加以指示！”
“你们只要放开手脚演，就会演得好！”康生说：“你们这些头头们，不要横加干涉，让演员大胆放手演就行了！”
这时，正是七点半刚过，剧场内的灯光已经暗了下来，准备拉幕，只见康生带着一行人，从旁门进来，穿场而过。
灯光骤然大亮，康生昂首阔步鼓着掌。场内的全体观众，也都起立鼓着掌。康生走到正中座位时，向楼上楼下的人们，
点头微笑，挥身示意。
他一边番戏，一边津津乐道、眉飞色舞地讲着《十八扯》。这天，中国京剧院出国演出归来的演员，路过昆明，也
在剧场看戏。这几出戏的上演，使他们感到惊讶，这些被禁的剧目，怎么居然在中央首长面前演出呢？是谁这么大胆？
但当他们看到康生在谈笑风生地评论时，便明白了：这是康生点的戏。可是，他们不免又产生一个疑问：康生那么左，
怎么会点这种戏，这同他的身份地位相称吗？“这让人太费解了”，有人小声议论着。
后来，康生又来到成都。他一抵，立刻把省文化部门负责人叫到宾馆，“你们演演《柴市节》、《战绵灯》、《十
八扯》吧！”文化部门负责人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但又不敢多问，只好立刻突击排练。一天晚上，文化部门负责人
亲自到宾馆把康生接到剧院，他兴致勃勃地看着戏，议论着。戏一散，他走进后台，吩咐说：“你们不要到北京去泞，
如果要去的话，必须注意一条：不要把川剧的特点给抹掉了。”
三月，康生由四川来到上海。他参加了中央工作会议后，又亲自点了《十八扯》和昆曲《八阳》两个剧目。看过之
后，他还略有不满地对演员说：“你们扯得不好，不如云南扯得好！”
三月下旬，康生回北京了。这时，戏曲编导工作座谈会正在举行。一天，在紫光阁召开戏曲编导人员大会。康生以
中央领导人和戏剧权威的身份起来发表讲话。
他说：“你们思想应该解放一些，有些过去不能演的戏，我看都可以深。比方《花田八错》、《辛安驿》、《盗魂
铃》、《十八扯》、《宝蟾送酒》等，可以上演嘛！怕什么！不要怕嘛！《宝蟾送酒》是一出好戏，无论如何，不能让
它失传了。”他让某某人教妓女戏《脂脂虎》，某某人学川剧《柴市节》、《战绵竹》，某某人把河北梆子《红梅阁》
搞一搞，“剧目搞得宽一点，不要太窄了。”
他越说越起劲，越兴奋：“我给你们讲一个山东人吹牛的故事。一个山东人向一个陕西人吹牛说：”我们山东有一
山、一水、一秀才，都是天下第一，谁也无法跟它比。‘陕西人问他：“你们有什么山？’山东人说：”是泰山，你没
听说：登泰山而小天下吗？‘陕西人说：“你读过唐诗没有？诗里说：是应天在外，不与众山齐。——这就是泳华山的。
证明我们的华日比你们泰山高。’这个牛吹垮了。陕西人又问：”你们有什么水？‘山东人说：“东海呀！’陕西人说
：”你读过李白的诗没有？李白有一首诗说：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回还。——你们东海的水，还是我们黄河的
水流去的。‘这个牛又吹垮了。陕西人再问：“你们的秀才是指的谁呢？’山东人说：”孔圣人啊。‘陕西人说：“你
读过孔子的书没有？孔子说：文王吾师——可见你们的孔圣人，还是我们陕西人的学生呢！’这个牛又吹垮了。这是十
八扯。”接着他夸下海口说：“如果你们上演这些戏，有谁找你们的岔子，你们就说让他来找我好了，我作你们的后台。”
康生的这番话，一传出去，顷刻哗然。戏曲界十分惊奇，都不相信这是康生讲的话。他怎么会鼓动演鬼戏和色情戏
呢？但这又是千真万确的事。戏曲界不由地担心起来。不听他的话吧，不行，他是代表中央文教小组讲话的，正笈戏曲
界；听他的话吧，他可是出尔反尔的。前边说的话，一转身，便可以赖账，嫁祸到别人头上。真是进退谁谷两头难。最
后仍不得不执行。于是《打樱桃》、《资魂铃》、《一两漆》、《胡迪骂闫》、《打砂锅》、《浣花溪》、《双摇令》、
《顶花砖》、《十八扯》、《翠屏山》、《大五花洞》、《花田八错》、《虹霓关》、《七侠五义》、《荷珠配》、《
战宛城》、《打佗上坟》等剧目，纷纷重返舞台。
到了一九六一年十月，康生突然对昆曲《李慧娘》发生了兴趣。这出戏，是他那有手足之情的好友孟超改写的剧本。
他们的交情，有着一段温长的历史。早在一九二四年，康生就和陵园超一起由山东去的上海。他们虽是同窗好友，
打了法个多世纪的交道，但孟超并不真正了解康生。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恰恰是康生的一句话，致使孟超被捕入狱。
陵园超在临死前夕，才醒悟到这一点。
“可惜太晚了！”他仰天长叹：“落在这样一个诡计多端，心毒手狠，卖友求荣的人手里，不会有什么指望了。”
他他不平的是为什么这样一个治国无能，乱世有方的人，总是官运享通，成为命运中的“佼佼”者。
其实，孟超改编《李慧娘》，是在康生的一再鼓励和动员下才着手的。改编过程中，孟超又经常去找康生商量。剧
本脱稿之后，还差给康生过目。康生十分认真地逐字逐句帮着修改，并对这件在他指示下完成的大事，感到十分满意。
《李慧娘》正式采排的时候，康生更是不寻常的热心，以致可以放下中央领导的架子，多次到导师场观摩指导。这
剧本里，毕竟也有他的一份心血啊，他怎能不关心呢！采排一散场，他在剧场休息室，把主要演员请来，满脸笑容地和
他们扬，“你们辛苦了，演得很出色。”他拍着演员们的肩膀，关怀备至地向他们问寒问暖。
“康生老有什么指示？”剧团负责人请示。“这个剧很好，剧本我看过，也出过主意。”他沉吟了一下，“美中不
足之处，李慧娘载的蓝色鬼穰子，不如改成红色的鬼穗子更好。剧本里有个别的词，还可以精益求精，比方，把‘美哉！
少年！’叠句的后一句改为‘壮哉！少年！’”。
正式上演这天，康生又和一些京剧爱好者，专程来到剧场捧场。他一边看，一边频频点着头，还不时用手打拍子，
一副洋洋得意的样子。
看完戏，回到住处，他趁着余兴，立刻挥笔给挥孟超写了一封信，热情鼓励说：“祝贺该剧演出成功！”除了全面
肯定《李慧娘》的编导、音乐、表演之外，他还赞扬这是“近期舞台上最好的一出戏，这回你算做了一件大好事。”不
久，他又下令：“北方昆曲今后照此发展，不要再搞什么现代戏。”
这一切，孟超本人连做梦都没有想到。编一个剧，能懂得康生亲自修改、观摩、鼓励、表扬，这太罕见了。他记得，
有多少大人物，想求见他一面，都未能如愿。如今，他这样一个既没担任什么重要职务又未掌握大权的文人，竟受到这
样的礼遇，确是一件不寻常的事。然而，他哪又知道，正是这件大好事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了他的一块落井之石。
一九六二年春，康生仍在当他的“逍遥王”。有一天，他突然听说江青去了杭州休养。“太好了！”康生心中暗喜。
虽然他同江青是老柏识，但在北京耳目众多，中南海又戒备森严，进出不便，两人之间少有机会叙谈。反正在北京也闲
着无事，除了偶尔有点外事活动，呆得实在太乏味了。于是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