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秘闻-第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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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稼夫:“右了?不会的。我这里有这个小册子,康生同志,您可以看看。”张稼夫说着把小册子递给康生。
康生甩掉手中的纸烟,把小子哗啦哗啦翻一下,而后往地下一扔,说:“要按这个东西来,晋绥就会找不到地主的,
就不要搞土改了。这东西在重庆或许还可以用,在晋绥不是能用的。”
张稼夫“呼”地站起来,想说什么,但又没说出来,一屁股坐在凳子上抽起闷烟来。
康生:“同志们,土地改革是一场伟大的革命,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在这种时候,往往有些同志会掉队。从大革命
到土地革命有人掉队,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有人掉队,而从抗日到土改也会有人掉队的。划成份的问题,我们主要的根据
群众的意见来定,不能让群众服从咱们的意见。”康生点燃了一支烟,接着说:“过去印了好多小册子,这个册子,那
个册子,究竟能顶多少事?不从农民出发,不从实际出发,而是从上级出发,从教条出发,那不仅不能起好的作用,只
能糊模视听,使人们犯错误。”
康生不仅否定了晋绥分局印发的《怎样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小册子,还否定了过去一些“小册子”。早在土地革
命战争时期,我党就制定过《怎样分析阶级》和《中华苏维埃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康生提出过去印的《
小册子》,究竟能顶多少重,是因为他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他认为:“划成份的问题,确实是问题,弄不好要出毛病。
新民主主义(即现阶段),经济上的变化是大的,使我们不容易把一个问题弄清楚,但一般的说要看四点:一是现在的
土地和财产;二是土地财产历史上的根源;三是过去同现在的经营方式;四是群众对他的态度”。这就从根本上搅乱了
划分阶级成份的客观标准。
会议结束,许多心里犯疑的人都因为怕犯“右”倾错误而默不作声了。
不久,晋绥分局发出指示,将《怎样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小册子统统收回烧掉了。这件事,后来被毛泽东同志知
道了,他在一九四八年路经晋绥时说:“在你们这里,马克思主义本来就不多,有那么一点还烧掉了。”毛主席说的
“那么一点”,指的就是那本《怎样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小册子。
就在康生主持的那次会议之后,郝家坡土改走了样,该村原有三户地主,三户富农。按照康生的标准定成了六户地
主,八户富农。地富占全村总户数的比例,由原来的4。8%增长到11。3% ,这个做法波及开来,临夏县一百二十一个行政
村,总户数58400 户中,定地富9557户,占总户数的16。3% ,错定4844户,占总户数的8。3%。 据老区偏关、河曲、平鲁、
离石、兴县等六个县(其中一个全县,三个全区、四十五个行政村和八十二个自然村的材料统计,在总户数397001户,
定地富8829户,占总户数的22。3% ,错定5855户,占总户数的14。7%。从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七日开始,郝家坡土改工作进
入诉苦与清算斗争阶段。
第一天的斗争大会,不少人还习惯于减租减息斗争时方式,向主义团“提意见”、“提问题”,而且上台诉苦的多
是积极分子,大多数人抱着观望态度。晚上的检讨会上,康生做总结说:“我们许多同志斗争地主好像很有经验,但他
的经验仍然是‘五四’以前剥削封建的作法,而不是消灭封建的作法。”“我们的同志常常是把地主照顾得像个地主,
好像是社会上没有地主就不成样子。”“我们对地主太客气了,应该把地主先搞去,不是群众等他,而是让地主先去,
地主同老百姓没资格坐在一起。地主老婆还坐凳子,明天最好到太阳晒不到的地方,不让他们受热,不让他们坐板凳。
今天的诉苦除了薛永艮外,诉得不沉痛,很平常,要指着鼻子骂。”“反对起来地主不讲理,群众气愤了,要打他几个
耳光,有何不可?!诉苦中提的要求也不高,还是个人提个人的,要提出让他倾家荡产,要教育农民敢于同地主撕破脸
斗争,要把地主的气焰打下去。”
第二天即三月十八日,斗争大会继续在地主王荣贵的院子里举行。大会由退伍军人李振山主持,严朝臣、贺占桂坐
在两旁,经过康生的批评教育,特别是对积极分子的发动,群众胆子大了。一开始,李振山便吼道:“地主老财有什么
资格和咱们坐在一起?”下面有人喊:“让他们滚到一边去!”于是,拉的拉,扯的扯,把地主赶到一个见不到阳光的
角落里。
诉苦开始了,刘成保诉说了刘荣昌曾诬陷他偷了东西,并要他给刘荣昌磕头,他说:“今天,我要他给我磕头。”
“对,磕头,要他磕头!”群众愤怒了,12个后生把刘荣昌连拉带扯到主席台前,有人摔碎两片瓦,把刘荣昌压倒
在地,跪到瓦渣上。
当旺保娘诉说了刘荣昌告密阎军,致使旺保爹和村里其他三户人被作为红军探子而惨遭杀害的罪恶时,群情激奋了,
人们大声喊着:“让他偿命!”“打狗日的!剥了他的皮!……”
这时,有人跑上前来打耳光,吐唾沫;有的脱下鞋底抽嘴巴;不知谁还从而所舀来毛粪,浇在刘荣昌头上。妇女们
也动手了,她们剥下地主婆姨身上的好衣服,给穿烂衣服的人换上,一时间,男人打地主,女人打地主婆,小孩打“小
地主”一片混乱。
康生微笑着看着这一切,许多想制止这种乱打现象的人都望而却步了。
此后,乱打之风四起,并逐步升级为动刑,甚至把人斗死。
对于这种错误做法,中央已有明文规定予以制止。“五四指示”中就曾明确规定:“除罪大恶级的汉奸分子及人民
公敌,为当地广大人民群众要求处死,应当赞成群众要求,经过法庭审判,正式判处死刑者外,一般的应施行宽大政策,
不要杀人或打死人。”“五四指示”的规定,康生置之度外,他认为,“总起来看,我们的政策是很温和的,假如要有
赞美的话,那也恐怕是右的,而不是左的。”
在康生的一手操纵下,郝家坡对地主的斗争不断深入,斗争形式也由“大会诉苦”、“等帐追交”,发展到“刨窖
清家”、“扫地出门”了。
三月十八日斗争大会之后,地主一下变得老实了。刘荣昌的老婆姓秦,人称“刘秦氏”,在一次斗争会上,群众把
她往瓦渣上拉,一下子扯破了外面的烂衣服,露出了里面的好衣服,康生当时只是笑了笑。散会后,他对大家说:“今
天的现象很有戏剧性。你看刘秦氏外面穿得烂,里面穿得却好,这说明地主化形了,把财产开了铺子。”“不要看表面
上地主穿了破袄,在土地上装作贫农和破产,在政治上对我们表示开明或同明等等,但实际情况常常是在经济上把土地
变成白洋藏起,在政治上常常用一种奸滑的手段来篡夺我们的政权。”
于是,“化形”地主名词创造出来了。一场“湫化形地主”的运动也一轰而起。许多工商业者(其中相当一部分原
为地主,减租减息和“五四指示”后,其土地大量转移到农民手中,他们受党的政策的鼓励和保护转而经营工商业)被
当作“化形地主”揪出来了,财产没收,店铺倒闭,致使市场萧条,街景冷落。据晋绥边区一、二、三、五、六分区十
个城镇统计,原有商号2603家,因土改征营业税,揪化形地主、惩治经济反革命“而停业者756 家,占总产数的29%。”
更有甚者,“朔县农民进城大闹三天,全市被没收的500 多家史,有240 家是正当的工商业。”
与此同时,康生又组织发动了更为浩大的“挖底财”运动,他说:“底财问题,从陇东到兴县、临县,没感到是问
题,一到郝家坡我才发现是个大问题。”“表面看地主没地主了,实际上他是把地埋到地底下了,所以底财问题我们一
定要挖。但地主总是舍命不舍财物,逼起底财来就要死人,但死也不怕。昨天张永龙问,底财要不出可不可打?我说不
打要出来更好,但今天还没有那样一个好要的办法。”“要解决农民的问题,必须把地主埋在窖子里的土地拿出来,农
民是非要底财不可的。农民要底财,我们坚决赞成,农民不要底财,我们要引导农民去要。”“只要掌握不是冻死或是
饿死地主,农民要甚就给甚。”“坚决地要,只要不逼死他就行,但地主要自杀我们是怕的。”
在这种号召“鼓舞”下,许多农民拿着铁锹、镢头,大挖底财,挖不出便追,追不出便打。
在三月下旬的10天时间内,郝家坡就有1 个地主外逃,一位开明士绅投井自杀,还有六户地主被扫地出门。
四月下旬,郝家坡进入土地分配阶段。一开始,有两种不同的分配意见,一种主张按人口分,一种主张按劳动力分。
按说,对这个问题,中央已有明确指示。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毛泽东就在《迎接中国革命高潮》一文中指出:
“各区都有约三分之二的地方执行了中央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的指示,解决了土地问题。”“还有解决不彻底的缺点存
在”,“在这种地方,必须认真检查,实行填补齐,”填平补刘正是老区用抽肥补瘦、抽多补少的办法合理调剂土地的
一种方式。强调按人口彻底平均分配,势必抽动中农土地过多,侵犯了中农利益,发生绝对平均的现象。
然而,康生在郝家坡却另搞一套。四月十二日晚,康生在听取汇报中指出:“按人口与贫苦程度分及按劳动力与生
产情况分这两个不同意见,是分配土地中贫农、中农斗争的集中表现,前者代表无地少地产,后者代表中农,而我们在
分配中一定要从无地少地农民出发。”“其它果实也按贫苦程度分”,“最中心的是解决无地少地农民的问题。”
那么,怎么才算解决了无地少地农民的问题呢?康生认为:“所为满足无地少地者土地问题,满足到什么程度,我
的意见是按全村人口除去全村土地的平均数,把无地少地的土地达到这个数目就不差去了。”只要是从天地少地农民出
发,“有的村庄解决不了无地少地农民的土地(动了地富的也不够),而动了中农的地不叫左。有的村庄动了地主能解
决问题,不动富农不叫右。两头扯平的口号不合适,扯不平。”结果,郝家坡土改,不仅过左地打击了地主、富农,也
分掉了不少中农的土地,侵犯了中农利益。
据临县档案馆一九四八年统计资料,临县土改中共收回土地190415亩,其中中农84939 亩,占收回土地总数44。6% ,
共动地主1352户,富户1446户,中农6203户。郝家坡所在白文五区共收回土地37172 亩,其中中农14343 亩,占收回土
地总数的39% ,共动地主238 亩,富农206 户,中农1308户。
郝家坡在土改分配斗争果实同时,开展整理党政民运动。四月二十五日,康生在工作团全体会议上阐述了整理党政
民的意义。他说:“从土地改革上看,我们的党还不是土地改革的党,”“政权我的影响不深,也没有研究,但我们可
以肯定地说,政权也不是土地改革的政权。”“至于说农会,说有也可以,说没有也可以,从郝家坡来看,农会干事绝
不干农民的事,更不干贫苦农民的事。”“不能下决心彻底改造常政农,那么土地改革不会彻底。”
第七章晋绥土改中的“左”倾错误 2
以此开始,康生的“左”倾做法对准了党政干部和农会积极分子。他说:“凡压迫过群众的干部,群众要求斗争就
斗争,要求开除党籍就开除党籍……彻底地走群众路线。”“对张炳英(张家湾行政村支书)群众也可能打他两个耳光,
我们虽不发动,但群众真的要打他,我们也不能制止。”“我们与群众在处理方法上不同,群众要把手全伸开,而我们
是要他展开3 个指头。我们要相信群众,让群众自己去处理。”“交给群众审查所有干部,不是说把所有干部都让群众
去打,不是不打彻底,打了才彻底。当然罪大恶极群众要打,你也不能因他是党员而阻拦。”总之,“一切事情经过群
众,一切问题让群众解决,一切工作都通过群众。”
康生以为旧干部都是土改中的“绊脚石”,需要“踢开”。于是,运动被少数坏人钻了空子。不少干部过去在要公
粮、要军鞋派抗勤等问题上工作方法简单,得罪了一些人,于是这些人便挟私报复,乘机殴打干部。许多战争年代出生
入死为党工作的基层干部,就在“惩办主义”的打人之风中含冤死去。
当时,工作团的绝大多数同志都对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