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秘闻-第1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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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这就是我的物证。他们让我用石头杀人。”
刹时间，会场上的人们惊愕了，感到不解。
接着又一件奇迹发生了。一个十四岁的女孩子，神情紧张地跑着小步来到主席台前。会场上几乎所有的人，都注视
着他。
“我要控诉”，她面对大家，痛哭流涕地说道：“我根本不是真心实意地参加革命，而是受了万恶的特务指使的。
他们让我用美人计来腐蚀拉拢干部，从他们身上搜集情报，把你们拉下水。我已经腐蚀了几十个人了。”
康生很得意地欣赏着自己的杰作，连十四岁的女孩子都打破了禁区，将这样的内心秘密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有人
对这场“抢救”运动百般刁难，他们只知道瘸子打围坐山喊，站在一边说风凉话。现在，在大量的事实面前，我看你们
还有什么好说的。
康生在攻破思想防线方面，确实有他的独到之处。就拿劝来说，也是与众不同的。他发明了：大会劝、小会劝、硬
劝、软劝、苦劝、哀求劝、哭着劝、个人劝、集体劝、带着感情劝、甜言蜜语劝。所用的劝的功夫，舌头都能把车轴锯
断。
不少人在“抢救”运动中喜怒无常，成了精神病患者。“坦白”时，声泪俱下，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一下台，拍
胸打掌，后悔莫及。有的人今天痛哭流涕地“交代”了，明天又痛哭流涕地翻供了：“我冤枉啊！交代的都是假话，是
被逼出来的。”有的披头散发，蓬头垢面，大哭大叫：“天大的冤枉啊！”逢人便说。有的上吊，有的投井，以死来逃
避现实。而因“顽抗”长期被关进黑窑洞里的。就更不计其数了。
延安的天变了，充满阳光的革命圣地延安，变成了阴森恐怖的世界。
康生的所作所为，中共中央不能不地问了。正当他野心勃勃地推广“抢救经验”的时候，任弼时亲自进行调查了。
他听到不少受害才的申诉，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提出制止事态向恶性方向发展的措施。也恰恰在这时，周恩来也过问了
：“什么红旗党？怎样能这样搞呢？我在四川这么多年，四川党的状况我是清楚的。我从来就没听说过有什么红旗党！
一定要甄别。”毛泽东也指出：“这样搞肯定有问题。”
康生惹的乱子，没法收场了，任其发展下去后果不堪设想。中共中央采取了紧急措施。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日，中
央作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决定中指出：严禁逼、供、信、反对乱捉、乱打、乱杀等等。
康生只身孤影，在窑洞前漫步。上面的压力，同级的指责，下边的怨恨，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了。是甩手
不干，急流勇退，还是坚守阵地？忽然，一个不祥的念头从他脑子里闪过：曹操手下的运粮官王的脑袋是怎样丢的？不
就是为了平息士兵哗变，被曹操借去了吗？自己会不会落到这个下场，他有些害怕了。但现在是骑在老虎背上，进退维
谷，只能硬着头皮干到底，没有别的路好选择了。
康生没有刹车，他略施小计，变换了一下花样，“这一次我党在整风中审查干部，并准备审查一切人员。”他反复
琢磨中央的这一提法大有文章可做。
“对！给它来个移花接木，”他暗暗算计着：“这样做不但不违背中央的精神，反而有先见之明，中央决定之前就
按照中央的精神做了，看你们还有什么可说的。”
“绝路逢生了。”他兴奋地自言自语：“死店活人开。你们有政策，我有对策。反审干运动改为广大群众的防奸运
动。两字这差，大家都来动手抓‘特务’、‘汉奸’、‘叛徒’了。”“差之毫百，失之千里。这么一改，便成为审干
二防奸二抓特务。他成了先知先觉者，又胜人一筹了。”
一九四三年十月八日，康生批转《绥德全县控诉国民党特务罪行群众大会经过》的材料中说，反特大会开了十天，
有两千六百人参加了大会。在大会上自动坦白者二百八十八，被揭发者一百九十余人。在这之前，即九月二十二日，《
解放日报》在报导这个大会情况时说：有的学校半数学生是特务！
然而，就在这份材料上，毛泽东批道：“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是此次反特斗争必须坚持的政策。”
这时，康生所制造的恶果，几乎不可收拾了，只好由中央来替他擦屁股。
开始对康生定的案子进行甄别了。事实证明：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冤假错案，中共中央为这些受冤屈的人平反，予
以释放和恢复名誉。
一九四四年冬日的一天，延安大礼堂里坐满3 人，都在焦急地静候福音。中共中央领导人来了。毛泽东心情沉重地
对大家说：“这次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主要责任应该由我来承担。”他郑重地向受冤屈的人鞠躬，赔礼道歉。
此刻，康生坐在主席台上故作镇静，表面上纹丝不露。但他心里却翻江倒海般很不是滋味。他倒不是为这次“抢救”
运动给党、给干部、给民众造成的严重后果而内疚。不，他从来没有天良发现过。他的处事哲学是从曹操那里学来的，
宁肯我负天下人，决不让天下人负我。现在他想的是总结教训：自己一向是见了泥水，先叫别人去趟，自己拣干道走的。
这一回，却是自己趟了泥水，虽人走了干道，越想越觉失策。在大庭广众之下，别人用高姿态，几句话便把人心拉了过
去。人家拔了萝卜，自己却扮演了一个填坑的角色。原来以为“抢救”运动中创造的奇迹，是十拿九稳了，谁料到落了
这么一个结果。政治和赌博一样，瞬息万变。眼看是赢家了，一转眼又输个精光。熟悉历史的康生，十分崇拜刘邦。刘
邦同项羽争天下，下多次成为项羽手下的败将，后来九里山一战成功。连诸葛亮也有失误的时候。《空城计》里，演的
是他用人不当，错用了马谡，失了街亭，几乎当了司马懿的俘虏。一时失策有什么了不起。
眼下，需要的是镇静，沉住气，按兵不动，守住阵地。
一九四四年底，到平反甄别结束的时候，还有王实味等一百多人，关在延安保安处的窑洞里。这都是康生亲自“鉴
定”的“特务”、“汉奸”、“叛徒”、“托派”。不与审理、平反。到了一九四七年三月，胡宗南侵占延安时，这一
百多个犯人，随着部队撤离延安到黄河边，在康生的命令下秘密处决了。
康生的记忆力是惊人的，凡是被他点过名的，哪怕事隔几十年或调到天涯海角，他都记得一清二楚，一有机会便加
以“关照”。曾经被他封为第一个“抢救”典型的张××，在一九六八年就得到了“特别关照”。当时正是“十年内乱”
期间，康生在北京接见甘肃的群众代表时说：“你们省的张××历史上有严重问题，应该抓住不放。”把康生的话当作
“圣旨”的造反派，岂敢怠慢，手持康生的上方宝剑，立即把张××作为“大特务”，开除公职，开除党籍，投入监狱。
直到康生死去，“四人帮”垮台了，张××才又一次重见天日。
在康生坐镇指挥下进行的“抢救”运动中，一些人含冤而死；一些人背站沉重的历史包袱，压得喘不过气来，直到
三十五年之后才恢复了历史的真实面目。
第七章晋绥土改中的“左”倾错误
一九四七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派康生、陈伯达率土改考察团，到西北考察并帮助解决土地问题。
二月中旬，康生、陈伯达抵达晋绥协边区首府兴县。下旬，分两路分赴临县、静乐。康生在临县听取了县委的汇报
后，选定五区郝家城为土改试点村。
三月二日，康生率土改工作团进村了，成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康生及其随行的曹轶欧、李伯钊、毛岸英；谷
羽、凌云、义虎；晋绥分局张稼夫、周颐；吕梁地区党委魏怀礼、任玉；三地委秦力生；临县县委樊不屈、杨乃选、李
宗林；临县五区郭荣胜；郝家坡行政村严朝臣等。此外，还有太岳区党委派来实习的郑海等人。
郝家坡行政村位于临县北部、湫水河上游，包括郝家坡、徐家沟、张朝里、铁芦沟、李家湾、郝家圪塄、袁家梁、
高家、张家、小圆则十个自然村，计有六百一十六户，二个五百七十七人。郝家坡自然村有一百二十四户，其中地主三
户，富农三户，中农四十九户，贫农六十九户；全村有土地3310。5亩，其中山地2510。5亩，平地435 亩，水地365 亩。
土改工作团进村后半个月，开了七次支部会，数次村民小组会，访问了全村所有的贫雇农。
通过调查发现，经过多年减租减息，地主赖以剥削的地租和高利贷收入受到极大的限制，同时，公粮政策的贯彻执
行，也大大削弱了封建经济。全村地、富人数年下降，经济持续低落；中农人数则不断增加，阶层扩大；贫雇农生活也
都呈现上升趋势。地、富土地大量以出典、出卖、回赎等形式转移。特别是贯彻“五四指示”后，封建经济受到更为沉
重的打击，完全无地户近乎没有。郝家坡最大的地主刘浩生，全家8 口人，原有水地160 多亩，山地100 亩，平地30亩，
人均36。25 亩。土改工作团进村时，刘浩生只有山地13亩，水地50亩，人均近8 亩。而像李恩雄这样的雇农，全家6 口
人，已有水地6 亩，平地12亩，山地17亩，人均近6 亩。
按照“五四指示”分析上述情况，工作团大部分同志认为，郝家坡属于老区，土地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只要进行
合理调剂，“中间不动，两头扯平”就可以了。康生却认为：从上述调查看“地主阶级确是大大削弱了，土地大量转移
了……说老区土地问题解决了，是有理由的。但是否定已无问题，那还不能这样说。”“老区的地主近于破落，和新区
不同。他在土地占有上者，好像不是个地主了。这些人如果要从经济上看，那就是犯了个绝大错误。”一方面“是否还
应该向他们再拿地或向他们要底财，这就是一个问题”。另一方面“我们不但要从经济上把他（地主）打垮，而且要从
政治上打垮他。”
毛泽东曾指出：“土地改革的目的是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即消灭地主之为阶级，而不是消灭地主个人。”土地改革
是一场农村所有制关系的伟大革命，即“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实行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
口号，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村的私产。”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规定了土地改革的任务，而土地改革
的任务是否完成，或是否基本完成，只能从各阶级的经济关系去看，只能以扫除封建剥削的生产关系为标准，康生却指
出：对于地主阶级，不仅要看经济，而且还要看政治。从经济上看土地问题解决了，从政治上看则还没有解决。于是，
郝家坡的土地改革，就在康生的所谓政治标准的促使下，拉开了序幕。
一九四七年三月的一天夜晚。在郝家坡沟口的学校里，康生正在主持召开工作团全体会议，讲座查阶级划成份的问
题。
土地改革最关键的一环，就准确划定阶级万分。一九四六年，中央“五四指示”下达后，为顺利完成由减租减息向
土地改革的转变，晋绥分局派出段云、梁膺庸、丛一平等同志组成工作级，调查农村阶级关系和土地占有情况，进而总
结编印了《怎样划分农村阶级万分》。这个小册子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以大量的实例，具体阐述并明确规定了农村阶级
成份的划分原则和方法，对农村基层干部正确掌握党的政策，帮助很大。
但在康生召开的这次会上，却为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康生：“我请同志们注意一个问题，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地主，已不再是过去那些土地主了。他们狡猾的很，许多人
看上去是中农，其实是地主。”
魏怀礼：“有的过去是地主，可现在已经什么也没有。还有的祖父是地主，而到他手上已成了贫农，这种情况怎么
办呢？”
樊不屈：“其实毛主席一九三三年写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对划分成份问题讲得就很清楚。”
张稼夫：“是的，分局去年搞的《怎样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小册子讲得也很具体，很仔细。”
康生：“如果按那个小册子划分，那我们就会犯错误的。小册子只强调了剥削关系，以一般的条件来定，那是搬教
条。小册子以为下面提高了成份，把中农提为地主了，其实下面的情况不是那样子。不是左了，而是右了。”
张稼夫：“右了？不会的。我这里有这个小册子，康生同志，您可以看看。”张稼夫说着把小册子递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