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秘闻-第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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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硝烟弥漫，刀光剑影，同日本侵略军进行斯杀。
直到一九三七年九月，陈独秀才被营救出狱。在这五年多的铁窗生活中，他始终坚持着自己的抗日信条，出狱之后，
也依然坚持着自已的爱国立场。不论是讲演，还是写文章，他都旗帜鲜明地主张抗日，并拥护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政策，一直到他临终时还瞻望着抗日事业“取得最后胜利。”
陈独秀是一个功过分明的人。他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某事我上确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但他又犯过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使中国革命遭受极大的损失。他离开中共之后，确实也参加过托派组织，这是他
的不幸，玷辱了自己的历史。国民党逮捕他之后，他法庭上和监狱时，都表现了贤贞不屈的气概。出狱之后，他虽然没
有接受中共中央要他“承认错误”，声明退出托派的意见，但在行动上，他并没有违反中共中央的要求，他再也没有和
托派分子搞在一起。
陈独秀在狱中的表现，使国民党当局意识到，用硬的一手对付陈独秀，是行不通的。于是又改用软的一手。一些受
国民党指使的政治团体的头目，几乎踏破了陈独秀牢房的门栏，但他都一一断然拒绝了。虽然陈独秀在政治路线上和中
共中央存在着分歧，但指他为日本特务、汉奸，这是对他的一个极大的污辱。
陈独秀的这一切表现，别人可能不知道，可绝对瞒不过掌握白区动态的康生的。他对陈独秀的一言一行都是了如指
掌的。对于一个严重的利已主义者，一旦关系到他个人的私利，哪怕是几何公理，也会失灵了。
康生在陈独秀问题上做文章，并不是凭着一时的感情冲动，而是受着强烈的权力欲的驱使的。在延安这块地方，发
挥权力欲，既不像在白区那段时间，可以利用王明，充分展示自己的威风，也不像在莫斯科，是在王明一个人之下，万
人之上，处处能显露自己的权威；而到敌后去开辟一个战场，他又没有这方面的能耐。再说，他那是把脑袋掖在裤腰带
上，随时都有登上黄泉大路的可能，这既危险又艰苦，这样的“风采”，康生向来是“礼让”三分的，让别人去大显神
通吧！
但他又不甘寂寞，仍要显露身手，不干出一鸣惊人的事，是不能表现他有与众不同的才华。他终于想到了既受国民
党迫害、又受共产党批评的陈独秀。
康生在路过新疆时便定下主意，要打陈独秀这条落水狗，这既能展露自己的不同凡响，又能显也自己是左派。但他
心里明白，陈独秀虽处境险恶，却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光靠自己一个人，是难有作为的。好在有老搭档王明在场，
让他再助一臂之力，便可开场了。
早在康生和王明回国之前，中共中央为了团结一切抗日爱国力量，周恩来曾经亲自出马，和叶剑英、董必武等人，
应陈独秀、罗汉的要求，进行过多次接触。
国民党政府判陈独秀徒刑四年之后，正是国共合作之际。在中共和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下，蒋介石才不得不把陈独
秀释放出来。
在蒋介石眼里，陈独秀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监狱都没有把他制服。他虽然脱离了中共，但他反政府的立
场却很坚决。更令人担忧的，他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是颇有影响的一位人物，如果能把他争取过来，站在自己一边，
共同对付中共，那就如虎添翼了。于是蒋介石同幕僚们进行商量，决定派人权充说客，去收买拉拢陈独秀。
这天，朱家骅摆出国民党大员的架式，把陈独秀请去。他对陈独秀十分热情，满面笑容，关怀备至，表现出一副礼
贤下士的样子。
第四章继续勾结 2
“陈先生，”朱家骅自恃带有蒋介石的尚方宝剑，施展恩威并用的手段，笑着说：“咱们也算得上老交情了，彼此
都了解，用不着绕弯子了。”他望了望面无表情的陈独秀：“我喜欢开门见山。陈先生，恕我直言，你现在的处境很不
利，天时地利不人和，你都推动了。共产党那边，把你看成是敌人，拼命骂你、攻击你，把你说得一无是处。而你对我
们，又总是格格不入。你不应该如此左右开弓！这样会四面楚歌的，古语说，只时务者为俊杰。还望陈先生三思而后行。”
陈独秀不语，他望着这位善于施展三寸不烂之舌的政治说客，琢磨着他葫芦里究竟装的是什么药。朱家骅一看陈独
秀对自己的劝说无动于衷，便迫不及待地把两个作为“诱饵”的王牌打了出来。“这样吧，陈先生，我这个人喜欢痛快，
不喜欢支支吾吾，拐弯抹角。我是奉蒋委员长之命来的。蒋委员长对你很器重，他答应给你两个优厚的条件。第一个条
件，只要是由你出面，组织一个新共产党，给你十万经费；第二个条件；给你五个国民党参政会的名额。这是蒋委员长
对陈先生的破格优待。有些政治团体，梦寐以求地想争取这两个条件，都没有给他们，对你是破格照顾。
朱家骅自以为有这两张王牌，陈独秀一定会感激涕零，拜倒蒋介石的脚下，为蒋介石效犬马之劳。哪知，完全出乎
他的意料。“
“你这两个条件是很优厚，但我无法接受。”陈独秀斩钉截铁地拒绝道：“我不能用出卖自己的灵魂，来换取个人
的安逸。”
陈独秀这种刚直不阿的行动，引起了中共的注意。周恩来、叶剑英和董必武等人在同陈独秀的多次接触中，明确地
肯定陈独秀和罗汉，不仅是“赞成抗日的，”而且还赞成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陈独秀的这种表现是有
物证的。罗汉于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四日到二十五是，曾经在《汉口正报》上发表的《致周恩来第一封公开信》和叶剑
英、董必武、博古于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一日给《新华日报》的信，都说明共产党中央争取团结陈独秀的工作，已经有
了进展。就是在给《新华日报》的这封信里，周恩来明确地说：“以后对陈独秀这一派的人，可以将‘匪徒’二字停止
使用。”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在第二十四期《解放》杂志上发表的“时评”中，中共对陈独秀表示了尊重和期待的口
气，“希望”陈独秀“重新振作起老战士的精神，再次参加到革命的行列中来。”这一切都表明，中共是把陈独秀作为
一个团结的对象，而没有把他看成为敌人。娄陈独秀派罗汉到延安，为陈独秀公开“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等
“三项条件”。就是对不愿意恢复党籍的托派，也要进行团结，提出“党外合作的办法。”
正当党中央花这么大的力气来争取团结陈独秀，而刚刚有点眉目的时候，半路里却杀出这对成事不足坏事有余的
“程咬金”来。
康生、王明知道中央对待陈独秀的态度，却突然抡起大棒，不分青红皂白地劈头盖脸的向陈独秀打去，给陈独秀扣
上“特务”、“汉奸”的大帽子，把中央的部署打乱了，破坏了，无法挽回。
在这场闹剧中，王明首先披挂上阵，打了冲锋。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刚刚回到延安没有几天
的王明，指桑骂槐地说：“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下属的反共特务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有的人则不同意
这一意见。
“陈独秀是什么人？”王明声色俱厉，又把他那骄横的劲头拿了出来：“他是名符其实的日本特务，每个月还从日
本特务机关那里领三百元津贴。”王明的武断发言，引起了争论：“不能把陈独秀看成与托洛斯基是同类。”有人针锋
相对地反驳王明说：“你说陈独秀是日本特务，有什么根据？”问得王明张口结舌。“斯大要正在雷厉风行地反对托派。”
拿着鸡毛当令箭的王明，理屈词穷，只好把斯大林这张王牌打出来，为自己壮胆助威：“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
得。”他打着斯大林的旗号，来压制持不同意见的人。
王明在政治局会议上借着陈独秀的问题，发起了攻势。王明的唯一搭档康生，也在摩拳擦掌准备上阵了。一九三八
年一月，他发表的《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斯基匪徒》一文，同王明在会上的发言，就是一个密切的合作。王明
从正面担任文攻，康生从侧面配合。康生说：“陈独秀从‘九一八’以来就与日寇勾结，然而，他还可以在武汉演讲，
使用其老奸巨猾的侦探技术……，让这些日寇汉奸在全国抗战之后方还能继续活动，这不能不是全国人民的耻辱，全国
抗战的损失。为了抗战的胜利，中国人民再不能容忍下去。”
既然陈独秀如此之坏，声名狼藉，十恶不赦，那么，让陈独秀“继续活动”当然是“不能容忍”；至于把陈独秀从
监狱里营救出来，还要把他接到延安来的哄中央，又当何罪，这岂不是犯了弥天大罪，不是同日本汉奸、特务和托派同
流合污了吗？康生这样咄咄逼人，是当着和尚的面，骂给秃子听。画外音：你们中共中央是犯了敌我不分的右倾投降主
义错误。只有我康生和王明才是响当当的“左”派，是坚持原则的。
康生和王明一到延安，便“哇啦哇啦”地指桑骂槐，匆匆忙忙地制造了这个假案。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就是
想借着苏联在国内正审判“右倾和托派同盟”大叛国案的东风，也想在中国掀起一股狂风，把中共团结陈独秀等人一到
抗日的政策一扫而光。
康生对自己和王明能力排众议，破坏团结陈独秀的这一决策，得了个满分，十分得意。同王明联合行动，首创战功，
稳操胜券。“延安也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康生暗暗主喜：“头一炮，便旗开得胜”。
第五章无中生有的特务案
自从中共在遵义会议上推选毛泽东为自己的领袖之后，中国革命转危为安了，出现了朝气蓬勃、蒸蒸日上的局面。
毛泽东成了众望所归的人物。缺乏自知之明而又自不量力的王明，想同毛泽东分庭抗礼，较量高低，失败是注定的了，
但他还想背水一战。
王明并不是绝对孤立的。历史上臭名远扬的汉奸秦桧，都还有仨亲两好的，何况是有着革命理论家招牌的王明。虽
然附和他者甚寡，但一个半个还是有的。康生就是力捧了的一个。在王明于一九三七年十王月返回延安到一九三八年十
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这不是一年的时间里，王明唯一的合作伙伴，就是康生。王明指出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
从统一战线。”这个同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唱对台戏的口号，唯一鼓掌叫好的，就是康生。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惯于施展火中取标之计的康生，这一着棋并没有走好。当然按康生的特性，如果是纯粹为王明
效劳，对自己有百害而无一利，那即使用鞭子抽打他，他也不会上阵的。这次，他为王明呐喊，是属于联合作战，统一
行动。
在这近一年的时间里，康生内心充满着矛盾，他处在一种弃旧迎新的交错状态之中。摆在他面前的，有两条可供选
择的路：一条是更换门庭，毫不犹豫地立刻甩掉王明。这就意味着王明错了，自己弃暗投明，反戈一击。这样做，确实
能博得一阵掌声。可是总代表下来一想，这不是把自己也搭上了吗？弄得不好，偷鸡不着蚀把米，得不偿失。此路不通
矣。另一条是观望一阵，看看火候，暂且同王明保持一段不冷不热，若即若离的关系；有的问题任凭，有的问题保持沉
默，不置可否，以便留有回旋余地。这是一条较为可行的路。
一九三八年十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批判王明的错误路线。会议的一项重
要议程，是由刚从苏联回来的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向全党宣读共产国际的文件，传达斯大林和季米特
洛夫的指示。
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里。会场里从满了人，大家都渴望着忙知道共产国际指示的内容。不一会儿，毛泽东、朱德、
周恩来、王稼祥等走进了会场。
“现在开会，”毛泽东走到讲台前，向全体与会者大声宣：“由刚从苏联回来的王稼祥同声，传达共产国际的文件。”
说罢，他带头鼓掌，会场掌声雷动。
王稼祥不紧不慢地宣读着共产国际的文件，会场鸦雀无声，每一个人都屏息静听着。当他念到指示的最后一段：
“中共抗战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尤其是毛泽东、东德等领导的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
政策，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