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妨碍了我们致富 作者:茅于轼-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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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一大批房地产商人亏损破产，甚至两种坏结果先后出现，先是经济失去活力，继而房地产大跌价。当然，如果价格没有太过头，平稳过渡也是有可能的。

　　如何防止出现这种情况？一种天真的想法是政府对各种房地产设置最高限价。可是政府对价格的预测能力，未必比投机商更高。投机商尚且预测错误，政府怎能保证永远正确？治标不如治根，从治根说来，无非是完善市场制度。例如限制一天内价格波动的幅度，提供上反两方面的价格信息，开辟更多投资渠道，分散投资项目。当然，政府发布价格预测也是有用的。如果政府的预测多数比较准确，它就逐渐享有很高的信誉，并起到价格风向标的作用。这对抑制盲目投机有重要的作用。

　　2．外地劳动的融合。

　　随着大量资本进入高速增长地区，必将有大量人才、物资、信息、劳动力的流入，其中必须慎重处理的是外地劳动如何能和谐地融入本地。本来，外地劳动流入可以保持当地较低的工资水平，使高速经济增长避免工资的同步上升。根据台湾、韩国、新加坡的经验，这一点是持续增长至关重要的。这三个国家和地区都经历过工资低增长保证经济高增长和工资高增长导致经济低增长的经验教训。然而外地劳动与本地环境的融合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有时外地工人的权益得不到保护，外地人拥入造成住房、交通的拥挤、治安的恶化；较贫穷的外地人与较富裕的本地人之间出现对峙，甚至发展成阶级对立；文化较低的外地人不善于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有时组成自卫性的兄弟会，这种组织很容易发展成为黑社会，变为经济成长的毒瘤。四小龙除了新加坡都有过这类经历，此问题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通过政府功能的正常发挥，应该是不难解决的。然而在经济快速起飞时，当地政府既有准备不足、人力不敷的问题，也有各级领导工作作风从管制转变到服务的思想滞后的问题。如果外地劳动问题处理得不好，社会关系出现紧张，实业界人士对前途失去信心，资金人才就会外流，经济发展顿时会受挫。

　　3．外地人才、资金和信息与当地资源的稳定结合。

　　发展经济学在比较各国经济增长的经验后得出一条规律，即直接投资是经济增长的火车头。直接投资与证券投资不同。后者具有很大的流动性，随时可能撤走；前者则直接带来人才、技术和信息。所以当地政府必须鼓励外地资金用于开办企业，为他们提供方便，特别是提供治安、交通、通讯、水电等基础设施的服务。

　　然而外地直接投资的目的是寻求利润而并非为了帮助当地经济发展。非洲有不少国家接受了大量外国直接投资。开矿办厂，表面上很繁荣，但外国企业赚得大量利润都汇回国去，高级职员都是外国人，本地人由于存在失业，只能赚一个维持温饱的低工资。结果出现一种畸形的经济结构，即高度现代化的企业、舒适的住宅、豪华的购物中心和娱乐设施基本上是外国人活动和享受的范围。当地人所得有限，郊区和农村的面貌仍旧是穷困破旧肮脏。外地流入的资金必须稳定地和当地资源结合，才能保持发展的持续性。是否能做到这一点，从几个方面可以观察到。首先是本地人士要有培训的机会，并能晋升到高级职位；其次是外地资金生成的利润在比较各种投资机会之后仍愿意留在当地再投资；三是当地大众的消费水平有上升和扩大的趋势，借助于大批量生产创造出更多的规模利益；四是城市向外扩展，新开发区有良好的规划，逐渐改变当地面貌，只有当本地资源，包括房地产、人才、劳力、经济规模，能创造利润并形成积累去扩大再生产的时候，才能认为外地资源开启了当地发展的契机，才有持续发展的可能。

　　　　　　　　　　　　　　　　　　　　　　　　　　　　　1994年4月18日

一石激起千层浪——茅于轼教授向北大师生发难

　　1994年4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团委和学生会组织经济文化月活动。在开幕式上邀请了七八位北京经济学界著名人士到会发言，每人限定10分钟。由于时间有限，许多经济学家言犹未尽。会上大则经济研究所所长茅十拭教授作了7分钟发言，提了七个经济学的普通问题，难倒了不少北大师生。

　　他认为经济学知识是每个具有高中以上文化水平的人都应具备的，所以现在高中和大学里都要教政治经济学。但是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能否传授有用的经济知识却可能存在问题，因此他出了七个普通问题，考一考非经济专业而学过一般政治经济学的学生。如果大部分问题都答不上，就证明当今的经济学作为一门大学里的公共课有加以改造的必要。这七个问题都不是冷僻怪题，但看来容易，却真难回答。七个问题激起了北大校园内一阵不平静的思考。

　　下面就是茅于拭教授所出的七个题目：

　　1．何以穷国和富国同工而不同酬？

　　从简单劳动如餐馆里洗碗，到复杂劳动如外科手术大夫，几乎一切行业中中国的从业人员所得到的待遇远远比不上美国同行的待遇。我们也可以不用货币收入，通过汇率折算，而可以直接比较吃、穿、住、用、玩的实际生活水平，这一结论仍旧成立。

　　有的经济学家解释说，一般而言，美国工人使用的工具先进，所以同样劳动产出的价值较多。可是拿洗碗，理发等服务业来说，工具的先进并不起多大作用。再说中国也有高度自动化的流水生产线，那么工人的待遇仍不能和美国工人相比。

　　由于穷国和富国同工不同酬，当他们之间发生贸易时，富国包含少量劳动的产品可以交换穷国包含大量劳动的产品，因而有的经济学家认为是富国剥削了穷国。可是在没有贸易往来时，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仍旧存在，这显然不能用剥削来解释。正因为存在这一现象，所以不少人希望移民到富国去，使自己支付同样的劳动能得到较好的享受。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一切财富都是劳动创造的，劳动是财富唯一的泉源。根据这一理论，质量和数量相同的劳动应该创造出相同的价值，可是政治经济学从来没有对富国和穷国同工不同酬的事实作出任何最起码的解释。

　　2．投机活动是否创造财富？

　　这里我们将投机活动定义为一些人既不生产又不消费，买进只是为了卖出，并从买卖差值中赚钱的活动。这包括房地产、股票、期货的投机，也包括囤积居奇，制造价格差别从中渔利的行为。

　　如果投机活动不创造财富，那么投机赚的钱只是一种变相欺骗，把别人口袋里的钱骗到自己口袋里，那就和赌博没多少区别。世界各国政府多半禁止赌博，却极少禁止投机。

　　如果投机钱确实创造了财富，那么这一部分钱应该计人国民生产总值。那么请问，投机分子为谁服了务？生产出了什么产品？对社会作出了什么贡献？

　　3．据说，市场经济的特点是等价交换，意思大概是说买卖双方谁也挣不了谁的钱，同时谁也不会吃亏。可是做买卖不是小孩子玩过家家，而是为了赚钱。无论是国际贸易或是国内贸易，任何一笔双方积极参与的公平交易，都同时为双方带来利益。当然，这并不是说做买卖永远都能赚钱，蚀本的情况是存在的。但大多数情况下只要双方出于自愿同意，任一方赔钱的交易是做不成的。

　　如果承认了交换能赚钱，试问这新增的价值从何而来？

　　假定一头羊与一柄斧交换，交换之前和交换之后都是一头羊一柄斧，仅仅是变换了他们的所有者。从劳动创造价值来看，交换能创利更不能自圆其说。

　　你是相信交换能创造价值，还是坚信交换不能创造价值，你的理由何在？另一种说法的错误何在？

　　4．汇率是由什么决定的？

　　汇率是两种货币的交换比例。货币之所以有价，是因为它有购买力，因此货币交换的比例显然应该等于两种货币购买力的比。这种论断大量地流行于当今肤浅的教科书里，但其错误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两种货币的购买力的比取决于买什么东西。例如，用美元买汽车，其购买力约为人民币的20倍，但用美元买旅游鞋，两块美元也顶不上一块钱人民币。实际上，正因为买各种商品时两种货币购买力的比价不同，才有国际贸易发生。用美元买汽车便宜，而用人民币买旅游鞋便宜，所以才有中国出口旅游鞋进门汽车。

　　对上述问题比较接近的说法是汇率取决于两种货币的供需情况，当用人民币买美元供不应求时，美元汇价上升，反之则下跌。然而这一答案只是对现实的描述，并未从经济理论上加以说明。譬如这样的汇率和购买力比较有什么关系？这种汇率有什么特点？它是有利于两国，还是不利于两国，或有利于其中的某一国？

　　5．“有计划、按比例”有什么错？

　　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是“有计划、按比例”。每当国民经济出毛病时，我们总可发现是某种比例失调所引起的，所以事先把比例掌握好，就不致发生比例失调的毛病，因而才有“有计划，按比例”的说法。市场经济则是靠着成千上万个生产者和消费者通过价格机制来调节，它无疑带有盲目性。当然价格确能调节余缺，因为供过于求时价格下降，从而消费增加，生产减少；供不应求时则相反。然而这种余缺调剂能否实现我们所需要的比例，却没有任何保证，是什么理由，我们竞放弃了这个基本规律，改换为市场的盲目调节呢？

　　6．钱能不能度量价值？什么条件下它能？什么条件下不能？

　　我们知道，凡是不能交换的东西，都不能用钱度量其价值。健康是有价值的，然而不能交换。一个人生了病，不论他愿意出多少钱给别人，也不论别人有多愿意用自己的健康去交换钱，事实上也无法做到。除了健康，还有友谊、爱情、创造欲望和好奇欲望的满足等等，也都不能用钱交换。

　　那么，凡是能交换的东西是否都能用钱来度量其价值呢？工厂产品的价格高于它原料的价格，其差价是否精确地表明了工厂创造的价值？由于市场价格的波动，即使工厂内部的生产状况完全照旧，它创造的财富是否也相应地变动？一个人做生意赚了钱是否证明他也创造了价值？

　　7．是什么决定了一物的价格？

　　我们知道，价格等于成本加利润。一般而言，产品的成本是企业已知的，所以上述问题也可以表述为什么决定了利润。

　　利润的变化很大，有时可能是负的，这就是企业亏损；有时可能超过了成本，使利润率达到百分之百。企业没有不希望多赚钱的，那么是什么限制了利润呢？

　　合理利润又是多少？如果你是一名物价检查员，你将如何去执行任务？利润率达到什么水平可以称之为暴利？如果你认为利润率达到50％以上就可以算暴利，你如何去说服坚持10％作标准的人？

　　问题已经提了出来，答卷平均能评多少分，没有人统计。但从北大校院内沸沸扬扬的议论来看，大家开始反省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教育是否有助于我国建设市场经济的大业？这种教学究竟给学生多少有用的知识？大学教学本来应该领先于现实的发展，可是这一门课程到底起了什么作用？当然，这些问题并不是仅仅针对北大的。但几十年来北大师生一直是我国学术和文化的先驱者，也许会在经济学的教学改革上率先行动。

　　　　　　　　　　　　　　　　　　　　　　　　　　　　　　　　1994年6月2日

充满辩证法的经济学

　　经济学是最容易使人陷入误区的一门学问。没有学过经济学的人常常对经济问题发表坚定的主张；学过了经济学，懂得了经济问题的复杂性，提出主张的时候往往要加上一系列前提条件；一些成了经济学大师的人发表意见时无例外地十分慎重，他们之中许多人自己也承认，对某些问题的看法随着认识的深入，也不断在改变，这使得他们更不敢发表一边倒的见解。当然，经济学的理论是牢靠的，不是模棱两可的，但在将他们应用到经济政策上时，结论就不那么明显了。中外古今，错误的经济政策，导致结果与初衷完全相反的政策实在是不胜枚举，最普遍的错误就是对竞争性的产品用行政手段管制价格，这一类的错误不但过去已经犯过几千几万遍，而且现在还在犯着，中国百姓忽然在1994年大吃注水猪肉，有人说是奸商的新花样。可是商之为“奸”己有千年历史，中国人吃肉也有同样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