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0-11-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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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当然是为了“赎罪”。万事开头难，有了这个开头，下面的文章自然不择地而来。舒芜先生说，他在写这些文章之前是经过长期的观察和周密的考虑，确信“整风运动以及各种思想改造运动，的确是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要把人救活，不是要把人整死”〔42〕之后才动手的，为此他列举了从延安到南宁的种种亲耳所闻、亲身经历的事情作为证据，这个我们只要去看《后序》第八至第十节所述，就知道舒芜先生所言不虚，他在新社会的政治行情的揣摩判断上的确是用了心事的，务求做到万无一失。尽管最终还是失算了，“导致了那样一大冤狱”，可是，我们不是还有“真诚”吗？至于说“不择地”，其实也还是有选择的，而且小心得很，时时注意把握一个分寸，即，报刊上没有遭到公开批评的，我的文章中决不首先提出来，这叫“不为人先”；路翎们既然已经被公开点名，我不跟上去，怎么显出我的积极？这叫“不坠人后”。披览《后序》相关部分，细细体味舒芜先生的这番苦衷，怎能不令人动容呢？在有关胡风一派的最新遭遇的试探捕捉上，他是多么谨慎小心啊，不知耗费了多少聪明才智，才为自己赢来了最后的成功。是的，他成功了。在一条行将倾覆的大船上，他成功地拯救出了他自己。这个“拯救”的情形，有点类似《泰坦尼克号》。当灾难无可避免时，有的人庄严地死去，保持了人之为人的最后尊严；有的人用尽手段活出来，却发现自己的得到的只是空虚。
四 政治敏感与理性狂热
“文字表现欲”固然首先是一种单纯的表现欲望，比如小孩子的“人来疯”，是发乎基本人性的生命表达，所谓“非功利”。可是人既然已经不再是小孩子，有了比单纯的表现欲更多的七情六欲，当然也就不再那么单纯和非功利，而不免时时“东张西望”起来。“东张西望”的结果，便是使得“文字表现欲”里面也包含了丰富的社会内容，比如上面曾经说到的借以体现自我价值，重新证明自己；借以完成弃旧图新，“打过长江去”。这些事情单独看起来尽管都不能算是大奸大恶之举，但当我们把它们串连起来，前前后后细细想过，就不能不认同于舒芜先生的自我反省：其中的确“包容了许多残酷的东西”〔43〕。残酷在哪里呢？胡风先生从最初的苗头中就已经看出来，谓之“用别人的血洗自己的手”，确乎足以触目惊心。
除开上述种种之外，舒芜五十年代初期的行为中还有诸多难于理解的地方，比如“交信”事件。在这个事情上首先要做一点澄清。过去许多言论家都在这一点上揪住舒芜不放，将这一事件简化为一个孤立行为的对错问题，敷辞虽多，我认为是完全没有抓住要害。一个孤立的行为有什么对与不对的问题呢？交不交信不是关键，如果有正常的文化环境，即便交上去也不至于轻易成为入罪的依据；如果别有用心，即使不交，而只是在什么地方一鳞半爪地利用一下，也可能会造成极大的灾难。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交”与“不交”这个单纯的行为上（根据祝勇先生在自己的一篇文章里提供的与舒芜先生的“一九九九年六月八日谈话记录”，舒芜先生曾说：“好像后来‘胡风分子’都奉命交了信，性质上并无不同。”〔44〕我认为，如果拘泥于“交”的行为的话，舒芜先生有此类自辩是非常正常的），而在私人信件可不可以不经允许地用于公共事务，以及怎样去“用”。
关于“私人信件可不可以不经允许地用于公共事务”的问题，我相信人们已经达成广泛共识，用不着再在这里加以讨论，我们需要弄清楚的，是舒芜曾经怎样使用手头的胡风信件。一旦我们把思路转向这里，线索就清楚了。现在可以肯定地说，舒芜先生决没有从一开始就要蓄意“利用”胡风书信，而是在“形势所迫”的情形下，一步步走向这个结局的。而这里的所谓“形势”，外在的大局固然不可忽略，但更主要的，却是舒芜先生用自己的文字编织出来的一个裹挟他自己、促使他不断往前走的“形势”。我的意思是，从《从头学习》到《公开信》再到《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下称《材料》），这几篇文章之间有着紧密的逻辑关联，共同构成一个表记了舒芜先生的彻底转变的整体。只有将这几个文件作为一个整体放在一起看，舒芜先生为什么会想到要“利用”信件，“利用”这些信件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才会变得可以理解。
从《从头学习》到《公开信》，前后的联系是清楚的，前面既然已经公开叫板，后面接着当然要拉开场子。《公开信》起笔就说：“路翎：作为一个曾在错误的道路上同行了好久的老朋友，我写这封信给你。”这显然是在“还有几个人，曾经具有相同的思想。路翎就是一个”的话头下“接着说”。而在《公开信》之后再抛出私人通信材料，在舒芜的思路上也是顺理成章的，并没有什么外来压力或“历史偶然”可言，两文在写作时间上虽然相隔不短，但在命意、思路、手法甚至布局上却是一脉相承的。
《公开信》的长篇大论中共有五个小标题，其中第五个是“第五、我们的错误思想，使我们在文艺活动上形成一个排斥一切的小集团，发展着恶劣的宗派主义”。从这一论点发展到后来《材料》力图证明的“多年来胡风在文艺界所进行的活动，是从个人野心出发的宗派主义小集团的活动，是反对和抵制党对文艺运动的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反对和抵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文学队伍、为他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反党文艺小集团争夺领导地位的活动”（见《人民日报》1955年5月13日第三版，下引此文出处同），其间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公开信》第五点之下分了几个层次来论述，首先论定“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使我们对于党的文艺政策领导，完全采取对抗的态度。这样，我们必然地要形成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然后从“我们当时的小集团活动，首先是竭力抗拒党在文艺上的具体领导”、“如果说，当时我们抗拒党在文艺上的领导，还是暗中进行的，还只限于私下口头谈论；那么，我们对于当时文艺上的进步力量的一概排斥，就是公然进行，无所顾忌”、“我们互相标榜，自吹自擂，到了肉麻的程度”、“我们当时的宗派主义，使我们对于进步文艺工作者的队伍，采取不合作的态度，避之惟恐不及”、“当时我们自己明明是像以上所说的那样进行小集团活动，发展着那样恶劣的宗派主义，我们却反过来咬定，除了我们之外，别人都是宗派主义”几个方面展开。在这样的基础上加以浓缩提炼，《材料》正文中的四个小标题也就并不特别惊世骇俗了：
第一、从这一类的材料当中，可以看出十年来胡风怎样一贯反对和抵制党对文艺运动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
第二、从这一类的材料当中，可以看出十年来胡风怎样一贯反对和抵制党所领导的由党和非党进步作家所组成的革命文学队伍。
第三、从这一类的材料当中，可以看出十年来胡风为了反对党所领导的革命文学队伍，怎样进行了一系列的宗派主义小集团活动。
第四、从这一类的材料当中，可以看出胡风十年来在文艺界所进行的这一切反党的宗派活动，究竟是以怎样一种思想、怎样一种世界观作基础。
论点上既然一脉相承，在论据的使用上前后文章当然也应该有一个承接关系。《公开信》其实也是检举揭发，只不过所使用的秘密材料的范围限于“私下口头谈论”，而不像《材料》所披露的那样白纸黑字可以复按，但是《公开信》里面显而易见已经出现了一些在圈外读者看来需要更确凿的证据的严重的说法，比如“我们一贯在谈论中，竭力把几位文艺上的领导同志，描写成度量偏狭、城府深隐、成天盘算个人势力的模样”、“我们对于许多进步文艺工作者的批评，那种嘲笑辱骂的态度，有时简直近于对待敌人”等。与《材料》对照起来看，《公开信》中的这些严重的说法所起到的其实是伏笔的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关于《材料》的来历，舒芜先生后来虽然反复强调过成文过程中的外在因素，但是他却从来没有否认过以私人信件为依据撰写批评文章是完全出自他自己的主观抉择。无论在他对前来组稿的编辑主动提出“写一篇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的文章之前、之时还是之后，都没有任何人要求他引用私人通信，甚至在这篇作为《材料》初稿的《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成稿之前，都没有任何人设想过他会这样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舒芜先生回忆说，《材料》是根据林默涵“画了许多记号，打了许多杠杠”的胡风原信、按他的要求分类摘编并加注解的，其中四个小标题几乎一字不改地来自于林默涵。这个说法有许多令人疑惑的地方。如果舒芜先生是想借此说明《材料》中表述的立场观点完全是别人强加于他，并无自己的创造性发挥在里面的话，那恐怕不足以服人。原因很简单，就在这同一篇回忆的下文，舒芜先生进一步说过：“当时我简略地记下了林默涵的指示要点，就取回了我的稿子和胡风的信件。回来大约花了两天两夜的时间，按照林默涵同志给拟定的四个小标题，进行摘录、分类、注释。”〔45〕
既然只是“简略地记下……指示要点”，发挥的余地自然很大。而根据舒芜先生自己提供的旧时日记，他在“思想斗争很是艰苦”的情形下写出第一篇《向错误告别》的万字长文，也不过花费了大约三天时间而已〔46〕，一篇“领导出思想、定调子、划重点”的材料摘编，又何至于要耗费他“两天两夜”的时间？如果舒芜先生关于“两天两夜”的回忆是真实的，那就只能有一个解释，即，在这两天两夜的时间里，舒芜先生再一次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文字创造力、充分满足了自己的文字表现欲。
我的这个判断是有充分的事实根据的。这些根据迭经胡风遗族梅志先生和晓风女士反复指证，可谓铁证如山，只是不知道捍卫舒芜的勇士们为何从来不看见。我知道，生而为人，人是难免有他的毛病的，其中之一就是往往只能看见自己想看见的东西，既如此，我这里就只能再次饶舌，诚恳敦请先生们去看看这如山铁证：具见《胡风全集》第九卷《书信》，其中完整包括了《材料》中取自二十九封信件的全部三十四则摘引（33则见于《致舒芜》，1则见于《致路翎》），并且摘引部分已在原信中以黑体字标出，结合《全集》的编者注，可以清楚全面地了解舒芜先生在那“两天两夜”的时间里究竟付出了怎样的创造性劳动。
限于篇幅，这里仅举两例。其一是《材料》发表后曾引起许多人愤怒的关于闻一多的那一则。其中说：“闻一多当然是投机，但他投中了，只好奉承他。这里还有比他更丑的角色。”这一则列为第十三，放在第二部分“从这一类的材料当中，可以看出十年来胡风怎样一贯反对和抵制党所领导的由党和非党进步作家所组成的革命文学队伍”中，在这一部分的结尾，还有一段总结陈述，文曰：“以上材料清楚地表明，胡风表面上虚伪地站在党所领导的革命文学队伍中，实际上，对这个文学队伍却十分仇视和鄙视。他把所有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一律骂作‘蛆虫’、‘市侩’等等，甚至对闻一多先生加以侮蔑，把他的进步也骂为‘投机’。”
在总结陈述中特别点出闻一多，说明舒芜先生充分认识到了这条材料的分量。闻一多是谁，大家当然是不陌生的，作为一位民主斗士，他当然是令人尊敬的。但是他不单只是一位民主斗士而已，而且还是为民主献身的斗士；又不单只是为民主献身的斗士而已，而且还是为民主献身之后，得到了伟大领袖的公开赞扬的民主斗士。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别了，司徒雷登》中教导我们说：“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47〕胡风居然连这样的伟人都敢骂，可见其人心肠之黑、面目之可憎。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中，这样的材料所能发挥的效用显然是震撼性的。对于社会公众来说，伟大领袖的号召言犹在耳，他们不会像学问家那样去仔细考辨其中的细节，比如胡风说这个话是在什么时候（1944）、闻一多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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