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0-11-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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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多么复杂的事情都在鱼雁往还中交谈和解决了，不仅从未发生过“辞不达意”的困扰，而且时隔多年之后还可据以向对内情毫无了解的全国公众“说清楚”，现在为了“理论上”的东西反倒怕“弄得误会了”？这如果不是另有隐情的话，说出来谁会相信呢？对此胡风是曾经有过一个说法的，他说：“和我通信，在他已毫无好处了。”〔32〕可谓一针见血。在舒芜自己，“告别”的礼数一旦尽到，接下来当然另有他的当务之急，那就是设法逐步公开自己的新立场和新身份：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日，“写了一篇《批判罗曼罗兰式的英雄主义》”，因为“一个在实际工作中发挥‘罗曼罗兰式的英雄主义’的干部”会“把一切弄得不可收拾”〔33〕；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九日，“做了一首诗送绿原：‘相逢先一辩，不是为罗兰；化日光天里，前宵梦影残；奔腾随万马，惆怅恋朱栏；任重乾坤大，还须眼界宽！’”〔34〕；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在中南文代大会上发言，公开批评“自己的个人主义”，表示要“加强学习毛泽东思想”〔35〕；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日，“开始写思想检讨”〔36〕。
如果只是在“思想改造”的意义上“完全是作为检查个人思想而写”（鲁煤语），其中不涉及自己之外的任何人，就这样发表出去，能否在“有关方面”一次性顺利“过关”固然难以预测，但不至于对自己之外的其他人造成大的负面冲击则是可以肯定的。这或者也正是舒芜先生后来觉得自己的这第一篇“检讨文章”《向错误告别》还有值得回护的价值的原因所在。舒芜先生在《后序》的《又附记》中说：“胡风先生对于我写那篇检讨文章（不是《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听鲁煤简述其内容，就看得出不能‘当作理论去看’，只能看作我的‘患得患失’，还说我攻击了绿原是‘想用别人的血洗自己的手’。其实，我那篇文章只谈自己，只在与鲁煤谈话中，说过绿原解放前的一首诗是‘小资产阶级的看不见前途的感情’，鲁煤致胡风函中也交待得很清楚。”〔37〕那么，在这件事情上是胡风误会并冤枉他了？细检鲁煤致徐放和胡风函、及胡风的回函，我们发现，事情似乎也并不像舒芜先生所说的那样。第一，鲁煤函中并没有“很清楚”地交代“他否定了绿原过去的诗”是在“检讨文章”之外的，所以如果在这一点上造成误会，责任应该在鲁煤；第二，胡风就此事给鲁煤的两封回函（1952年1月7日，2月14日）中，尽管认为舒芜的检讨“带着极强的虚伪的东西”〔38〕，却并没有“一听鲁煤简述其内容，就看得出不能‘当作理论去看’，只能看作我的‘患得患失’”，胡风的原话如次：
至于舒君，情形也不简单的。所谓理论之类云云，都不过是一种实际关系或生活态度的反应。只单纯地当作理论去看，那是要愈想愈不通的。我懂得他，其他的友人也懂得他，绿原更懂得他。他既是书生，又是打括弧的“实际”的人，这就非弄得东张西望不可，这两年来完全暴露出来了。……人，一患得患失，那就有些不好办了。〔39〕
引文中所谓“打括弧”就是今天所说的“加引号”。我所以要在这篇已经写得相当冗长的文章中不厌其烦地引用原始文献，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为了使读者可以将原文与经舒芜先生处理过的文字对照起来看，领略舒芜先生作为“文章家”的功夫和风范。在极细微的变动中，舒芜先生也是可以做进很大的文章去的。现在有了对照，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胡风到底冤枉过他没有呢？其实舒芜先生也未必是要暗示胡风曾经冤枉过他，更主要的目的，恐怕还在于借此拒绝和掩盖胡风对他的“实际”一面的揭露。其实他也看得很清楚，胡风对他的“检讨”的关注焦点，完全在于是否牵扯别人，而并不在乎其“理论”性的高低。胡风的态度非常鲜明：一旦攻击别人，就是“不可原谅”。而在接获鲁煤报告的当时，胡风对舒芜的态度其实还是相当温和的，“想用别人的血洗自己的手”云云，与其说是一种指控，还不如说是一种警告。正因为如此，胡风才会在给鲁煤的回函中仍然对“舒君”寄托期望：
回来时，也许还会见到他罢。千万不要向他谈我们的情形。关于他自己，可以给他一点忠告：（一）不要脱离实际，不要脱离历史。（二）不要牵到文艺创作，不要牵到别人。因为，他对文艺创作不懂，他并未帮助别人（只别人帮助他）。他要坦白，只坦白他自己好了。〔40〕
所谓“不要向他谈我们的情形”，是因为隔阂既生，不免要有所防备，以防无意中供给对方更多的口实，这可谓胡风在长期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养成的“积习”了。后来舒芜揭发出来的他的书信中的那些隐语、暗语、缩略语和被当作“恶毒攻击”的证据的“硬幽默”（比如“跳加官”），其实都只是此类积习的不同表现。关于这一点，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得很清楚了。
事实证明，胡风对“完全暴露出来了”的舒芜的防备并非没有道理。上述“完全是作为检查个人思想而写”的舒芜文章最终并没有发表，没有发表的原因，并非“有关方面”没通过，而是因为随着形势的发展，舒芜先生自己“现在觉得不够了”。取而代之的，就是标志着一个全新的舒芜隆重诞生的《从头学习》。《从头学习》与《向错误告别》有什么区别？舒芜先生在《后序》中花了很大的篇幅论证“这篇检讨文章……并没有说出什么新东西”，而只是在这篇论证的末尾才轻描淡写地提到“我在这篇检讨文章里，还表示同意报刊上对吕荧、路翎的批评，并指出‘还有几个人，曾经具有相同的思想’”〔41〕。有趣的是，舒芜先生回忆中的轻重主次与他当年写作时的主次轻重恰成反照。《从头学习》现在已经收入《回归五四》，并不难找，大家只要翻开这一篇，劈头就会赫然见到：“据说今天还有人——例如吕荧——在高等学校讲授‘文艺学’的时候，把毛泽东文艺思想排在讲义的最后一章，当作文艺学中一件极其偶然极其例外的现象……”，可谓先声夺人，一下子就把问题的严重性提升到了令人悚然一惊的高度。《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年，“表态八股”早被别人写过不知多少遍，日后还会被人不断地写下去，但是，一起笔就这样摄人心魄的，不仅当时少见，到现在恐怕也不多。舒芜先生这不是又一次靠文字成功地证明了他自己吗？
我说舒芜先生“为他的文字表现欲所害”，除了这个证据之外，还有他牵出路翎的方式作为证据。《从头学习》中第一次提到路翎，是被一个“我们”带出来，看起来像是迫于文势，不得已而然，其实恐怕正是为了营造这种文势而做出的刻意安排：“但是，后一种作风，我们过去居然把它说成工人阶级的‘精神状态’，还要‘充分发扬’它。所以说‘我们’，是因为还有几个人，曾经具有相同的思想。路翎就是一个。《人民日报》五月十二日的‘文化简讯’中说：‘……’这是完全确实的。我和他，曾经在一起鼓吹这种‘精神状态’有好多年。”路翎何辜，就像一只待戮的鼋龟，被一支细巧的刀笔诱出了长长的颈项。过去的密友站出来作证，证明别人对他的指责“是完全确实的”，如此一来，他还能往哪里逃？
那么，从“坦白自己”到“牵到别人”，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呢？前面提到，作出这一重大转向时，舒芜先生并没有受到任何外在压力，而完全是因为他自己“现在觉得不够了”。但自己的觉悟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舒芜先生试图证明，是胡风一九五○年三月二十九日写给他的提醒他采取主动解决“《论主观》一大公案”的信（见本节前引）种下了远因。如果说是“远因”的话，恐怕多少是有一些的，可是舒芜先生并没有这样说，而只是反复提及这件事，同时强调在他当时所处的南宁环境中，并没有其它外在的因素促使他记挂《论主观》。但这些就足以说明舒芜先生想说明的问题了吗？
如果舒芜先生从来没有、或后来成功打消了离开偏远的南宁“打过长江去”的念头，那么，胡风先生不给他写那封信，他或者会成功地忘记有关《论主观》的不愉快，甚至忘记《论主观》本身，就在那儿做一名成功的、不谈文化的文化名人；可是他没有。又如果他即使离开南宁移居中心城市，却对文化界彻底失望，没有重新进入的兴趣（就像“七月派”前期的重要作家曹白那样），那么他也有可能抛开历史的包袱，从此不相闻问；然而他不能。既没有忘记，又不能抛开，那么，这件事情在他心目中的紧迫性本来就无需任何外来的提醒。所以说到底，胡风的信，根本上只是为舒芜先生后来的自我辩护提供了一个口实而已。
难道不是这样的吗？根据《后序》提供的材料，舒芜先生在《从头学习》出笼之前思想上高度关注的，无不落实在“新社会的政治行情”和“胡风一派的实际遭遇”这样两条线索之上，在这两条线索的交接点上，我们首先得到了《从头学习》。那是真正的“从头学习”，因为从头开始就把杀伐的锋芒直接指向了过去的战友，“立功”当然是为了“赎罪”。万事开头难，有了这个开头，下面的文章自然不择地而来。舒芜先生说，他在写这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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