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0-11-第2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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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街上，只见路旁的行人纷纷恭敬地立定，向他们脱帽鞠躬。原来当地居民以衣貌取人，误认为中国来了一队传教士——也就是中国人眼里“披着宗教外衣进行精神侵略的帝国主义分子”……
　　所谓“精神侵略”论，并不是二十世纪中国的发明。早在一八七○年闹“天津教案”，民间就怀疑这帮洋和尚、洋尼姑来我们中国的目的，大抵不过非偷即抢、非淫即盗、非拐即骗。看到外国教会堂而皇之办学校、办医院、办育婴堂，非常惊奇之余，还有点怪不舒服。总觉得其中必包藏祸心，不由得一哄而起，给他一顿“打砸抢”。
　　最后的结果当然是在人家的炮舰弹压下道歉赔款。又正好引为“国耻”，一并记在西方列强的账上。
　　中国的和尚尼姑，是从不办什么学校、医院的，更别说孤儿院和育婴堂了。近年来国内几所著名的寺庙办“佛学院”，也只是为少数出家人开设的读经班，与民间百姓无缘。人一出家，六根剃净，万念皆空，哪还管得那许多其目的本不过是为着争名于朝的教育问题。办医院给人治病也显然是多余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既然人的身体空空的什么都没有，一切病灾包括不可一世的癌症与艾滋之类也就无所寄附，没什么可怕的了。所以古往今来的和尚好像只有一个肯到处给人治病的，那就是济公。他喝酒吃肉，挤眉弄眼挖耳捉虱搓脚，行为本就出格。用的方子，听说都叫人恶心丧胆，不堪究其根底。
　　道家倒是有一点悬壶济世的意思。但似乎更专精老年营养学（炼丹）与生殖工程（房中术）。其余无论什么病总离不了一把香灰和一张画符，或者设坛扶乩地念咒，披发仗剑地捉鬼；并且都是个体户开业，各自躲在密屋根据祖传秘方炮制些膏丹丸散，因此谁都搞不清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与中国的出家人相比，西式教会则显得俗气多啦，很入世。洋和尚们的教堂，大都建在人多眼杂的闹市，或居民密集的社区，你来我往非常方便，让大家都有个均等的机会与上帝对话。中国和尚的庙，多半筑在山上，远离尘世烦嚣，以免闲人跑来破坏了寺院的清规与清静。自古名山僧占多，除了山西五台、四川峨嵋、安徽九华、浙江普陀这四大庙宇林立的佛山，其他凡景致好一点的山上，都少不得要以寺院的香火来炫耀其人文背景。道士们也不甘示弱，见缝插针，战果亦颇可观。较为集中的有湖北武当、山东泰山和崂山。占住名山，横空出世，那种俯瞰芸芸众生的清高得意亦在所难免。
　　佛教和道教的教义是哲学，高深玄妙；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教义是伦理学，明白浅显。哲学家喜欢关在僻静的地方冥思苦想，修行在个人，不大作宣传讲解。“道可道，非常道”，讲了反正你也听不懂。偶尔与三两私交甚好的同行“参玄”，也只着只言片语，指东说西，天上一句地上一句，“先言他物然后引起所咏之词”，让对方隔云隔雾地去猜、似醒非醒地去悟，美其名曰“东方神秘主义”。伦理学家则善于跟民众打成一片，逮着个机会便滔滔不绝地说教。用尽可能人人都懂的比方和人人都听得烂熟的童话故事，试图把一切都讲清楚，透明度高得很。因为太玄妙的缘故，中国和尚十个有九个对经文不求甚解，根本不知自己念的是啥意思。为表示没有虚度年华，往往只好唱以高声，伴以打击乐（木鱼），虚张声势。西方的教士习惯轻读或默诵，作消化状，留着精神去拯救人类。
　　东西方的神灵却恰恰相反。西方的上帝高高在上，看不见摸不着，来无踪去无影，更别说直接聆听他的指示了。他的福音要通过大量的使者来传达，弄得教士们终日忙忙碌碌，不能宁静以致远。中国的如来佛却很具体，塑造得方头大耳、慈眉善目、白白胖胖，颇像民间福大命大钱大的财主。其余的菩萨、阿罗汉、金刚、伽蓝等等，也一个个各具性格，每人身后都有些传奇的轶事和掌故。尤其供在如来佛身后的观音菩萨，神气清爽、仪态万方，分明是个令人敬而不惧、亲而不狎的“大姐，保姆”，并无一丝马列主义老太太的罗里巴嗦、盛气凌人。关于她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故事多到难以计数。人民由是推举她为职掌生育和应付灾害的神，相当于“危机对策本部”部长兼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由于她有求必应、通情达理、不给求愿者以眼色和事必躬亲的公仆品质，使她得以与我佛如来分庭抗礼背向而坐，膝下的香火常常更盛。
　　上帝只有一个。他就是神，神就是他。此外谁都微不足道。就连他的儿子耶稣也未见得法力无边，照如今的眼光顶多有点特异功能罢了，不但要借助凡胎下世，最后仍躲不过被人血淋淋地钉死。圣母马利亚，虽然亦不乏观世音的雍容气度和端庄容貌，又有“感应受胎”的灵性与功劳，甚至多年被供在教堂正中接受顶礼膜拜与讴歌赞颂，仍然是人不是神，半点法力都没有。她似乎是仅以爱心，而不是以强大的军事实力来征服世界的。经济她也搞得不太好，穷得只能把上帝的儿子生在马槽里，不像观世音，兜里的宝瓶玉器、西海珍珠、南非钻石以及景泰蓝、唐三彩，一把一把掏出来令人目不暇接。丈夫约瑟又只是个木匠，一生默默无闻，不但没借妻子的裙带关系从上帝那里走一点后门改善改善处境，反倒受尽磨难过早去世。
　　中国的神却多到仿佛是“我家的表叔数不清”。佛门道家的寺、庙、宫、观里供的神像，身重影叠，开出来起码可以组成一个特种部队加强营。且个个神通广大武艺高强，呼风唤雨腾云驾雾无不视如等闲。其他党派的神也不少，玉皇大帝就是一个，他大概属于君主立宪派。阎罗王介乎神与鬼之间，总管牛头马面母夜叉，是地下黑社会的教父。另外还有各界代表及地方势力，如四海龙王、雷公电母、灶公菩萨乃至城隍土地之类。他们每人头上一方天，摆出一副多元政治的架势，本应该相互尊重，讲究一定的游戏规则。然而一斗起法来就顾不那么多了，凶神恶煞、面目狰狞、恃强凌弱、大打出手，让人看了只觉得政治的可怕，觉得神与鬼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凭心而论有些鬼比许多神还耐看和受用，还讲一点人道主义。
　　上帝是万物之源。上帝根据自己的形像创造了人。中国的神则都是人变的。释伽牟尼、太上老君、玉皇王母，无一不来自人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出身无论贵贱，性别不分男女，只要修炼到家，都可以飘然成仙，享尽以前做人享受不到的特权。如民间津津乐道的“八仙”，便来自从皇亲国戚到街头乞丐、从家庭妇女到幼稚儿童、从知识分子到残疾人等不同阶级。杀人如麻的凶犯也能够修成正果，而且更有捷径可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但不再追究罪责，反而比常人晋升快。即使是畜牲一类的东西，什么飞禽走兽、乌龟王八兔子贼、虾蟹虫鱼癞蛤蟆只要曾在某位佛陀或菩萨“身边长期工作过”，蹲在莲池旁或藏在瓦缝里偷听得到点真传，亦可自悟炼成精怪。名份上虽还不是“神仙”，本事可能比一般神仙大得多。如果再顺手拐一两件真迹法宝揣在怀里，那就连级别很高的真神都得被镇住，不是它的对手。
　　机会看上去多，然真正能成为其中一员的毕竟少之又少。原因是修炼的过程拉得太长，其间戒律又严，不杀生、不偷盗、不妄言、不准听流行歌曲跳迪斯科、不许性交等等。这样违反人性地苦苦打熬，还得国泰民安不遇上天灾人祸，数百上千年如一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方能脱去肉眼凡胎，修成正果。一般人哪有这份闲功与耐心？好容易捱上了神位的，又都享不尽的琼浆玉液、楼台亭阁、娈童美女，终日无事只须下下围棋搓搓麻将打打桥牌，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什么时候心血来潮俯察一下民间疾苦，也无非动动嘴巴使使眼色，根本用不着劳形伤体，所以个个身子骨硬朗得很，岂止“寿比南山”，简直都是“老不死”，腾不出位置接纳新神。
　　中国的庙无一不神满为患，机构重迭、臃肿。这个殿那个殿，里三层外三层。走进去一看，开常委扩大会一样济济一堂，烟雾腾腾。留给人的活动空间却逼仄得转身都要小心，顶多只够放三五个蒲团让你到此下跪。刚看清这尊神的脸色，又发现那尊神的脸色不对劲；刚拜完那位菩萨，到这位菩萨跟前又还得拜。西方人的教堂则大异其趣。没有谁给上帝泥塑木雕地弄一尊像放在那里让人眼见为实。上帝派他的儿子来世间显过一回肉身尽够了，要塑只塑个耶稣供着。他形单影只，又被钉在十字架上，一副因敢讲真话而遭受迫害的样子，全无开会的兴致。也有塑他母亲马利亚的，那模样软弱无助，更不像来开会的，倒好像一个因儿子被侵犯了人权而到处上访的农村妇女。很多教堂干脆什么像也不塑。不论有无崇拜偶像，总之里面基本上空空荡荡，一排一排给人坐的座位修得整整齐齐，跟剧院一样。
　　西方人星期天上教堂做礼拜，圣诞节平安夜去教堂做弥撒，办丧事请神父或牧师做祷告，结婚也到教堂举行典礼。此外还有唱诗班之类的文娱活动。中国的庙，从来不组织人们搞文艺节目，更别说为新人举行婚礼了。和尚道士们只跟人办丧事叫“做道场”。吹吹打打拍拍，除了让人感到形式繁琐、装模作样，看不出有半点诚意。所以请他们这么做的只是有钱人家。人们不到庙里做礼拜和弥撒，只去磕头的香客们大多是“平日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的功利主义者。即使有事相求，也尽搞拉拉扯扯的关系学，许愿还愿，赌咒发誓，贿赂之风盛行，市侩气十足。从这点上看，又觉得只丢几个蒲团让他们去跪，真算是一种抬举。
　　西方人只有一本《圣经》。天主教、基督教乃至犹太教都是用的它。不算很“西”因而谈不上全盘西化的中东人，也只有一本《古兰经》。它既是教义的经典又是历史，又是童话，又是小说，又是科普读物。一册在手，世间的万般要义皆一目了然。凡意义重大、庄严肃穆的场合，包括美国总统的就职仪式，都少不得要对着《圣经》起誓。中国的经书却名目繁多，汗牛充栋。道教的经书已数不胜数；佛经则更加令人瞠目，如《大正藏》，即收有一千四百六十部四千二百二十五卷。不要说美国总统拿不动，便是兰博一类的肌肉型力士来了也只得挂牌而去。为了使信徒们面对浩如烟海的经书不致于知难而退，一个变通的办法是只念“摘要”。正如文革期间念《毛主席语录》。任何识字不多或智力低下者，甚至文盲、白痴，都很易把那几句现话背得滚瓜烂熟。懂不懂无关紧要，反正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实在连摘要都念不通的，可以只念一句：“阿弥陀佛”。
　　西方传教士为了把《圣经》送到世界各地，不惜抛却先进的物质文明过苦行僧生活，到中国的偏僻乡村，到美洲的新拓荒地，到非洲最穷困的部落。其精神令人感动也令人怀疑，——主要是令我们中国人怀疑。想当年唐玄奘带领徒儿们去西方（其实就在印度，仍是东方）取经，历尽千辛万苦，只因忘了给经文馆馆长送礼，以为跟在咱们中国一样只要亮一亮公文关牒就可以到处白吃白拿，结果被塞给了一套《无字真经》便打发他开路。尽管“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却怎么教大唐的国人信服？只好返回重取，用当朝皇上赐予的紫金化斋钵这样价值连城的国家一级文物，才换来有字真经。历史上唐僧取经的真实故事，当然不像《西游记》里描写的那样神奇和富于戏剧性，但中国人向西方学习、求取真理所经历的痛苦、艰险、误入歧途与一波三折的磨难，绝对较《西游记》有过之而无不及。
　　耶稣被传教士们送到五湖四海去旅行时，一直保留着他的本来面目：胡子拉匝身穿长袍或仅以遮羞布蔽体。不用说也没有受施过整容术，显然容易引起中国人的疑虑。他那高鼻深目的长相，又满脸晦气，饿得精瘦，肋骨一根一根清晰可数，一看便能断定是个不得善终的番邦叫化子。他的话谁信？释伽牟尼就通达多了，懂得入境随俗，把脸孔打扮得比中国人还中国人，南人北相，男人女相，神闲气定，面色祥和，以不变应万变，有王者气度兼平民作风，使人深信跟着他肯定有饭吃。“佛”与“福”谐音，“佛像”又确是“福相”，塑造的时候往往极尽人力物力，不怕身岸伟大如同顶梁柱，供在庙中央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更有伟大到连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