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0-11-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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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见。历史早已证明，正确的恰恰是那些和“百家争鸣”的精神不符的个别的遗传学家。我忍不住要设想：假设会议能够做出按照摩尔根学派方向发展的结论，而不是浪费宝贵的科研资源支持、纵容一个真正反动的（无视一百多年来生物学的发展）、唯心主义的（否认遗传的物质基础）伪科学流派；假设中学、高等学校从此只讲授遗传学，而不是同时讲授米丘林主义误人子弟……今天中国的遗传学水平也不会是这个样子了。可惜历史无法假设，而今天中国遗传学与国际水平的差距，大约也还是十二年。
　　这种“百家争鸣”一直持续了下去，六十年代遗传密码的破译、七十年代克隆技术的发明都没能结束这种局面。到了八十年代，遗传学已进入分子时代达三十年之久，被定为“米丘林生物学”研究基地的四川大学生物系还出了一本《米丘林遗传学》的教科书。当我无意中在中国科技大学的图书馆阅览室浏览到这本书的时候，其感觉，就像是在一堆高科技产品中突然见到了一件古董。
　三　　
　　　美国伟大的遗传学家、诱发突变的发现者穆勒在三十年代时曾经应瓦维洛夫的邀请到苏联工作过几年。他们希望能够并肩对抗正在崛起的米丘林主义。穆勒参加了一九三六年的列宁全苏农学院会议，在会上做了最激烈的发言，指控李森科及其同党是打着辩证唯物主义旗号的唯心主义者。他将遗传学和米丘林主义的对抗，比作是医学和巫术、天文学和占星术的对抗。第二年，穆勒灰溜溜地离开了苏联。在一个极权政府决定全力支持伪科学的时候，科学只有一败涂地，科学家的肉体甚至因此被消灭。
　　虽然在青岛会议之后，中国的决策者没有采取像苏联政权那样极端的做法，但是“百家争鸣”的号召，在允许遗传学教学和研究的同时，也保护、支持了米丘林主义伪科学的教学和研究。如果没有政治的干预、支持，这种毫无事实依据的伪科学教学和研究根本不可能维持下去。在西方国家，米丘林主义从来就没有市场，而只被视为笑柄。
　　中国的科学家并非对科学方法没有清醒的认识，但是他们只能与政府的既定政策保持一致。李汝祺教授在青岛会议上就指出：“科学的标准和对科学的态度，一方面决定于科学的事实，同时亦决定于逻辑。”对米丘林主义者不顾科学事实，不符逻辑的思维，有相当尖锐的批评。但是他在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九日《光明日报》上发表《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的文章，为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仍不得不承认米丘林主义的价值，想象“不久的将来，通过具体的研究工作，遗传学中目前存在的两个学派，会逐渐融合为一”。毛泽东命令《人民日报》转载这篇文章，并给加上了新的题目《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从此就有了一个论断，叫做“百家争鸣是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青岛会议记录在一九八五年出版时，书名就叫做《百家争鸣——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
　　如果我们按官方的定义，将“百家”理解为不同的派别，那么科学的发展，并不是必然要经由百家争鸣。对还没有定论的科学问题，固然免不了会有两家、多家的争鸣，但对已有定论的科学问题，一家独鸣也属正常。在五十年代，对遗传学的一些基本问题，早已有了定论，若无政府的干预，本来就应该只有摩尔根学派的一家独鸣。米丘林主义乃是政府人为树立的伪科学学派，本无争鸣的资格。如果我们将“百家”理解为个人，那么也绝不是人人都有在科学问题上争鸣的资格。想到科学领域争鸣，首先要遵循科学的标准，使用共同的科学语言。用穆勒的比喻，即是不能用巫术的语言到医学、用占星术的语言到天文学争鸣。片面地强调百家争鸣，就有可能为伪科学开方便之门。实际上“百家争鸣”到今天仍然是伪科学者试图插足科学领域的一大借口。
　　对科学研究横加政治迫害是一种犯罪，对伪科学研究加以政治支持也是错误的。如果非要为发展科学找一条必由之路的话，那就是：让科学按自己的规则，独立、自主地发展。
　　（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A　Critical　History；by　HelenaSheehan；　Humanities　Press　International；　1993；《百家争鸣——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1956年8月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纪实》，李佩珊等编，商务印书馆，1985）
　　　　　　　　　　　　　　　　　　　　　　　　　　　　二○○○年四月三十日　　

　
齐人物论（续三·诗歌部分）
？　庄　　周
　
　　　一个不写诗的德国阔人——起码精神上很阔——故作惊人之语：“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嗡的一声，许多不写诗的中国窄人也跟着对写诗嗤之以鼻。先是说，在街上随便扔一块石头，未必砸碎玻璃，但一定能砸在一个诗人头上。最近的时髦是，“诗人”已被用于骂人。德国阔人的名言，如果不用全称判断，而是限定为“奥斯维辛之后，德国人写柔媚的抒情诗是野蛮的”，那么尽管不再耸人听闻，但依然不失其震撼力——它唤醒每个有良知的德国人对奥斯维辛的耻辱感和罪恶感。然而奥斯维辛之后，即便德国诗人也不必全体搁笔，不写诗也不懂诗的无聊文人，有什么资格鹦鹉学舌地对中国诗人说三道四？我认为，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文学，成就最大的既非小说，也不是散文，而是诗。倒是不妨说，文革以后，中国人不读诗是野蛮的。只是由于我只能见到冰山浮出的一小部分，无法描述其全貌和至高成就，众所周知，我像许多读者一样被剥夺了知情权。
于　坚《远方的朋友》和《事件：谈话》（《90年代实力诗人诗选》）
　　有诗学主张的当代诗人相当多，有理论深度者当首推于坚。于坚的诗风多变，形式上颇多创新。《远方的朋友》和《事件：谈话》两首诗的写作时间有相当跨度，但却有相近的于坚式主题：当代人在人际交往中的无聊。于坚赋予两首诗以不同的趣味，一种和而不同的细微开掘。他对不认识的“远方的朋友”说：“该说的都已说过/无论这里还是那里/都是过一样的日子/无论那里还是这里/都是看一样的小说〃。他又这样描述与不速之客的谈话：“素昧平生这不要紧　谈话是构筑爱的工具/一杯茶的工夫就串起一大群名字　各种轶闻的冰糖葫芦……关于他的鼻子　我们讨论了十分钟/而此人的慢性鼻炎　我们一直不提　在九点一刻/我们得出结论　他的鼻子是他的运气　可怜的鼻子。”于坚称自己的诗是“非诗”，他拒绝认同“‘当代诗歌’”这一公认的美学原则，这足以显示出他的自信和勇气。
卞之琳《距离的组织》（《现代派诗选》）
　　卞之琳的《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言近旨远，意味悠长，“忽逢幽人，如见道心”，“脱有形似，握手已违”，蔚成新诗史上一道迷人的公案。但《距离的组织》也许更能代表他的风格，该诗发表后，诗人曾与朱自清往复商讨，一时传为佳话。作品的西方痕迹非常彰显，除西方现代诗人施诸卞之琳的庞杂影响外，奥人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中用以临床实践的“自由联想”术，尤其构成《距离的组织》的突出特质。诗人忧来无端，兴笔而写，诗句直追意念，意念却似不系之舟，随意浮沉，尽兴飘荡。诗人空阔无羁的“自由联想”，赋予作品极大的时空张力，诗仅十行，但在首句“想独上高楼读一遍《罗马衰亡史》”与末句“友人带来了雪意和五点钟”之间，不知经历了多少情绪波澜，意象沧桑。施蛰存先生尝拈出一味“仿佛得之”读诗法，堪称知言。
王　寅《精灵之家》（组诗）（《后朦胧诗全集》）
　　王寅是一位毫不张扬的大诗人，他的作品大多是倾诉式戏剧独白，语言极富魅力。漫不经心的家常语和凡人琐事，鲜活的感觉辅以高超的意象转换。隐逸表象下的自主人格，以及似有若无但却更本真的象征旨归，显示了诗艺臻于无技巧的素朴境界。王寅的诗作具有一种直接性，因此理解王寅的诗几乎不需要拐弯抹角地想得太复杂。他的节奏自然流畅，语言尖新圆润，技巧炉火纯青，他把现代汉语的表现力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请读一读他在《精灵之家》之后的又一组杰作《和夏日在一起的幽灵》中的诗句：“疯狂的睡莲在黎明开放/木桨柔软如同蝶翅/和夏日在一起的幽灵/狂跳的心充满忧虑”（《和幽灵在一起的夏日》）；“醒一醒吧，撒旦，我的兄弟/盛宴已散，你的杰作已就”（《撒旦的琼浆》）。
冯　至《十四行》（《十四行集》）
　　冯至先生的商籁体中规中矩，句子整齐，抱韵、交韵一丝不苟，技术上无可挑剔，并且有一种德国式的神秘。然而除了工艺上的价值，美感和诗意实在有限。在新诗的初期，脱离了古典格律，汉语新诗尚没有合适的新形式，冯至的十四行因此而具有了移植异域奇葩的一时新奇，但诗歌毕竟以意境为上，如果诗意、诗境不能别开生面，那么形式（何况并非独创的形式）毕竟没有多大价值。《之三》（“尤加利树”）有句：“我把你看成我的引导：/祝你永生，我愿一步步/化身为你根下的泥土。”这几句诗完全可以当作冯至对西方诗的“引导”作用的一厢情愿，用商籁体写的西方诗可能永生（比如莎士比亚十四行），但中国商籁体不可能成为中国新诗“根下的泥土”。《之二七》曰：“但愿这些诗像一面风旗/把住一些把不住的事体。”然而这些诗把不住的事体，其实更多。
北　岛《宣告》（《五人诗选》）
　　有人把北岛视为杰出的政治家，但我首先把他看作一位大诗人。作为民间诗刊《今天》的创办者和代表诗人，北岛的客观历史地位是任何主观意志无法抹煞的。浅薄的诗坛小丑喊出“PASS北岛”的口号，仅仅展览了自己卑琐阴暗的心理，无损北岛的真正价值。北岛的地位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历史机缘，更主要的是因为其诗艺达到的实际成就——这一成就至今是新诗史上的一座高峰。尽管北岛的功绩是开拓性的，后来者也许很容易就能站在巨人的肩上超越他。但我至今没有看到在同一向度上的超越，而只听到叫嚣。北岛唤醒了整整一个时代中国人沉睡的良知，涤清了一代人毒化的心灵：“在星星的弹孔中/流出血红的黎明”。
艾　青《大堰河——我的褓姆》（《艾青诗选》）
　　一度，艾青俨具中国第一诗人的盛名。这当然言过其实了。又尝听说艾青写诗极为刻苦，每日里闻鸡起舞，工作时间大致与都市送奶工相近。这同样说明不了问题，也许与勤奋还全无关系，如懒散的拜伦辈常常下午两点方进早餐，创作量不也更加惊人。大致说来，艾青诗作的肺活量很大，气势宽宏，感情充沛饱满，诗句在他笔下如同牧马人鞭梢下的万千奔马，老在没命地兼程，故读来也常觉淋漓痛快。但一个始自郭沫若的老问题也摆在了读者面前，即为什么中国的新诗但凡想追求气势，必要伤害文辞的经营，只能靠幼稚的排比单骑救主，大输氧气，要不就是一个劲地“我我我”，“从从从”，“当当当”，非得把个句子结构弄得乏味至极，仿佛围棋中的“单官”。说到围棋，我们发现那些国手，不管追求什么风格，宇宙流还是天煞星，大处固需着眼，小处可也一丝不肯放手的。
冰　心《繁星》（《繁星》）
　　冰心女士作为文坛上的世纪长青树，不是以杰出文学家的资格，而是以道德楷模的形象被日益称道——但这显然会随着其不久前的辞世而很快归于沉寂，因为她对文学的贡献实在过于有限。当人们发现活着的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无足称道时，最方便的颂扬之辞就是她（他）人品不错，然而这仅仅是仪式化的尊老传统，而不是真正的文学评论。冰心最有价值的作品，无疑是《繁星》，可惜那不过是泰戈尔的中国版，而且是大大逊色的中国版。这种“逊色”，恰恰正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一大“特色”：模仿者永远无法超过被模仿者。比如泰戈尔就没有这种道德训诫的热忱：“嫩绿的芽儿，/和青年说：/‘发展你自己！’//淡白的花儿，/和青年说：/‘贡献你自己！’//深红的果儿，/和青年说：/‘牺牲你自己！’”这也太弱智了一些。
李叔同《送别》（《弘一法师年谱》）
　　虽然李叔同词曲兼擅，但传记作者陈星先生却考证出此曲并非词人的自度曲，而是借用了一首美国通俗歌曲的曲调，歌词也参考了一首日本歌曲——也有论者以为词意浓缩了《西厢记》第四本第三折的意境。然而两首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