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0-11-第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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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复为荷，顺候
撰祺！
陈立夫拜十·十一（1941）
注：①此书当时未能出版，主要是陈立夫作梗，只油印五十份分送学者和文化机构，陈独秀连油印本也未见到就死了。梁实秋得到一本，七十年代初在台湾影印出版，易书名为《文字新诠》，没有著作人，删掉陈独秀《自叙》，代以梁实秋一序。一九九五年四川巴蜀书社又以《小学识字教本》原书名正式出版。
静农兄：
上月二十五、二十七、此月三日惠书均已拜悉。据仲纯说，兄之面部中风不大要紧，而痔疾却很重要。之瑜前在聚奎数月，身体大衰，因食物太劣之故也，因此思及兄病，恐亦由于营养不足，望注意此方面！弟前此入城牙痛已治好，并未拔，所缺牙亦顺便补好。韵表未补寄尹默，想彼不需要也。识字教本尚有一处必须修改（修改书稿文略）。
中大聘弟讲学之事，尚无所闻，即令有之，以政治环境，以弟之病体，均不可行也。渝商务印书馆闻已在大事扩张，识字教本必可印，惟须陈馆长请教部陈部长力与王云五交涉，始可望提前付印，否则出版仍必无期，因王云五是一势利小人，陈馆长与之接洽，未必有效。希兄代达鄙意于陈馆长（此十字旁均画圈）。弟方开始续写识字教本，黑石山看梅恐又成虚愿，仲纯医院无人，之瑜阳历二十六日后九中始放假，恐亦未能往游也。
中央图书馆来函谢赠韵表，内附有蒋复璁君一函，自称学生，不知是何人，在中央图书馆任何职？望示知！岂亦北大同学乎？
此祝
健康
弟独秀手启元月九日（1942）
静农兄：
十一日信燮康于十六日方送仲纯处，与十七日信同于十九日由仲纯处取来，以后有笨重之件不便交邮者，方托银行寄，因银行转交必然比邮局要慢些。请陈馆长寄来识字教本副本一部事二十一日已致函言之，倘交兄转，可不必真寄来，存之兄处可也。倘交代在迩，不能候重庆寄回顾吴借去之本，可否由兄以弟取校名义，将馆中仅存之一本，取存兄处，以便将来转售于商务？倘能如此办，弟可补上一签名盖章。托兄取来之信，以备交待时查问。馆事已如何决定，兄仍留与否，均望示知！识字教本编译馆必不能印，转售稿与商务事，兄可否即时（此二字旁画圈）代表弟托陈可忠向王云五一商之？天气颇寒，行动不便，决不能赴黑石山看梅矣。建功兄处两寄航空信，均未得复，不知收到否？通信时便询之。前寄韵表一份给傅孟真，竟未收到，兄寄尹默者，收到否？有回信否？
此祝
健康
弟独秀手启一月二十五日（1942）
可忠先生左右：
拙稿虽未尽善，而创始不易，弟颇自矜贵，希望能于足下在馆期间，油印五十份（弟需要二十份赠朋友）分寄全国。此时虽有原稿一份副本三份，一旦川中有乱，难免纷失也。区区之意，请勿以过虑而忽之！
此祝
大安
弟独秀手启二月二十六日（1942）
附：邓仲纯致台静农信
静农兄：
两奉来示，敬悉。尊恙已渐告全，至慰之！弟以仲兄突然卧病，于十八日再到鹤山坪。仲兄乃因食物中毒而起急性肠胃炎，十七日晚曾一次晕厥，颇形危险，今日虽经服药，已较平稳，然以年逾六旬而素患高血压症者，究属危险，实足令人惴惴不安为甚矣！……
仲兄较昨日更见好。已略有食欲，不作呕，呼吸已平稳，精神亦稍觉安宁矣。仲兄嘱转达吾兄者，以后教本印稿不必寄来校对，迳可付印，盖因此次一病，必须数月之休养，方能恢复健康，决无精力校对，以免徒延日期也。弟大约再留山上一二日，视仲兄病状如何！弟原拟于上星期日（十七日）赴渝一行，乃因仲兄病而终止也。
（邓仲纯此信分别写于1942年5月19日夜和第二天午后，七天后陈独秀逝世。此信略作删节。）
从“绝不退却”到“百家争鸣”
——遗传学痛史
？ 方舟子
一
那是自中世纪以来对科学家的最大一次迫害。地点在苏联，起因则是进化论的两位创建人对进化机制的不同看法：拉马克相信在生物内在欲望的驱使下的用进废退是生物适应环境的原因，而达尔文则认为适者生存的自然选择才是进化的主要动力。我们或许会觉得，拉马克主义更像是唯心主义，而唯物主义的达尔文主义应该更受马克思主义的青睐才对。但苏联的官方哲学，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如说是唯意志主义的，它更相信所谓“人的主观能动性”。早在一九○六年，一位叫斯大林的年轻布尔什维克就已论述说，新拉马克主义正在战胜新达尔文主义，而这再一次证明了恩格斯的从量变到质变的唯物辩证法之正确。但是与斯大林的预言相反，从二十年代起，遗传学的发展越来越显示了新拉马克主义的错误，新达尔文主义的正确，这个遗传学和进化论的综合过程，到五十年代最终完成。
苏联政权对遗传学的蓬勃发展抱着深深的敌意，遗传学成了资产阶级科学的典型。这除了意识形态的原因，还有实用的因素。从一九二八年起，苏联开始强迫建立集体农庄，被剥夺了财产和权利的农民们以屠宰牲畜、销毁粮食、消极怠工抗议，农业生产受到了灾难性的破坏。苏联迫切地需要用技术发明创造农业生产的奇迹。虽然俄国拥有切特维里科夫、菲利普琴科（这两位大师的群体遗传学方法在他们的学生杜布赞斯基于一九二七年移民美国后传播到了西方，为综合进化论的创建起了关键作用）、瓦维洛夫等一批遗传学的杰出先驱者，但是还处于实验阶段的年轻的遗传学对农业生产却无法提供太大的帮助。从理论上说，用达尔文主义的方法改进物种也要比拉马克主义缓慢得多。相信后天获得性能够遗传的拉马克主义表达了一种快速发展的良好愿望：如果那是真的，就意味着你的儿子天生就具有了你学到的知识，而不必一切从头开始。拉马克主义的表述也更为直观，更易被外行接受，直到今天仍然有许多外行对“用进废退”深信不疑。苏联需要一种新的比资产阶级遗传学更加先进、更容易为大众接受的无产阶级的遗传学。这个新遗传学需要有偶像和权威。于是，一位没有受过教育、夸夸其谈的园艺师米丘林便被树立成了新遗传学乃至新生物学的偶像。这位没落贵族家庭的后代据说在革命前受到沙皇的迫害，在政治上当然可靠。在理论上，他攻击孟德尔遗传定律是没有普遍意义的“豌豆定律”，主张获得性能够遗传，强调环境的创造性作用，与造就共产主义一代新人的信念不谋而合。在实践上，他声称用远缘杂交和嫁接的方法“定向培育”出了六百多个（一说两百多个）果树新品种，几乎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再也没有比这种神话式的偶像更能吸引人的了。“米丘林遗传学”、“米丘林生物学”在共产主义国家成了新遗传学、新生物学的代名词，即使到了当代，在这些国家，米丘林头上的光环也还未完全消失。俄罗斯社会和民族问题独立研究所去年年底发出问卷，评选出十名俄罗斯（包括整个原苏联）二十世纪杰出科学家，米丘林也入选。在一九八九年版《辞海》的“米丘林”条目，还附有一幅肖像，这是那些极其重要的正面历史人物才享有的待遇，生物学家中有此殊荣者仅寥寥数人。但是，我们现在根据遗传学知识可以断定，米丘林用所谓“无性杂交”创造的“新品种”，如果是真的，也只是一些由不同基因型的细胞组成的嵌合体，并非新种。米丘林对遗传学乃至生物学毫无贡献，如果不是在他的名义之下所进行的这场旷日持久的反科学和伪科学运动，米丘林的名字完全可以从生物学史上抹去。
一九三五年，米丘林在被授予苏联科学院荣誉院士的头衔一周之后去世，未能看到在他的战旗之下对苏联遗传学家的所进行的有系统、大规模的迫害。其实序幕早已拉开。在一九三一和一九三二年，一批遗传学家被贴上“孟什维克化的唯心主义者”的标签而赶出科学院，瓦维洛夫创建和领导的列宁全苏农业科学院植物育种研究所则被批判成“在列宁的名字掩盖下”所建立的“异己阶级的、充满敌意的、彻底反革命的研究所”。正是在这种政治气氛下，米丘林的继承者李森科正式登上了政治舞台。此君以“春化处理”（对越冬作物种子进行低温处理后推迟到春天播种）的发明者自居，而实际上春化处理既不是他的发明（早在一九一五年嘎斯塔夫·嘎斯讷就已发明了这种技术），也不是他首次在苏联推广（在一九二三年马克西莫夫就已用更为严格的方法做了春化试验，以后他对李森科的技术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的发明，就是将那些对推广他的春化处理技术有意见的人称为阶级敌人。一九三五年，这位农民的儿子已被树立为“赤脚科学家”的典型，与躲在实验室中的“资产阶级遗传学家”相对抗。在全苏第二次集体农民突击队员大会上，李森科做了《春化处理是增产的有力措施》的报告，宣称：“富农破坏分子不仅在集体农庄中有，而且在科学界，他们的危险性和破坏性也是同样的。为了保护春化处理技术，我们同一些所谓‘学者’进行了许多争论，受了不少气；在坚持春化处理的实践中，遭受了种种打击。阶级敌人永远是阶级敌人，不管他是不是科学家。”斯大林听了，大声喝采：“好，李森科同志，好！”
就在这一年，李森科先后成为乌克兰科学院院士和全苏农科院院士，并正式提出了米丘林主义的伪科学理论，否认基因和任何特殊的遗传物质的存在，认为细胞才是遗传的基础，细胞的任何部分都有遗传性。遗传是有机体和环境相互作用，将外界条件内化的结果，由外界条件引起的变异都是能够遗传的。遗传学被称之为孟德尔摩尔根主义，被宣布为资产阶级的、反动的、唯心主义的，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的观点（因为它强调基因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普遍联系的观点（因为它强调内部遗传物质的重要性）、主观能动性的观点和有规律的观点（因为它认为突变是随机的、没有方向的）是格格不入的。这种伪科学声称可以通过定向改变环境而快速改变生物体的性质，正中斯大林加快集体化和工业化的下怀。一九三六年年底，全苏农科院举行了一次特殊的会议，按官方的指示要求将“旧”遗传学纳入“米丘林生物学”。但遗传学家们并不妥协。在这一年，已有三名党员遗传学家阿哥尔、列文和列维特（人类遗传学学院院长）被宣布为“人民公敌”而被捕，阿哥尔和列文被枪决，列维特死于狱中，人类遗传学学院被关闭。一九三七年，瓦维洛夫被宣布为“人民公敌的帮凶”而撤销了全苏农科院院长的职务，他之后的两任院长和一批农科院成员先后被逮捕。一九三八年，由李森科担任了院长。被米丘林主义者视为头号敌人、处于危险之中的瓦维洛夫表明了他抗争到底的立场：
“我们将走向柴堆，我们将被烧死，但是我们绝不从我们所确信的退却。让我坦白地告诉你们，我曾经相信，现在也还相信并坚持我所认为的是正确的。……这是一个事实，仅仅因为身居高位者希望我退却就要我退却，是不可能的。”
原定一九三七年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七次国际遗传学会议推迟到一九三九年在英国爱丁堡举行，没有一个苏联生物学家被允许参加这次会议，包括在一九三六年当选国际遗传学会会长的瓦维洛夫。但是国际声誉并没能救得瓦维洛夫。一九四○年，瓦维洛夫以英国间谍、破坏分子等罪名被捕，一九四一年被判处死刑，在死牢中被关了几个月后改判徒刑。一九四二年当瓦维洛夫在狱中时，被选为英国王家学会会员。一九四三年瓦维洛夫死于狱中，终年五十六岁，正是科学家的壮年。他的死标志着遗传学在苏联的终结，从那时到现在，苏联、“独联体”没有出过一位值得一提的遗传学家。大批遗传学家先后被逮捕，有的被处决，有的死于狱中。如果不是因为德苏战争爆发而转移了苏联政权的注意力，苏联遗传学家们早已被赶尽杀绝。
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苏联政权马上开始了整肃知识界的行动。继一九四六年整肃文学界，一九四七年整肃哲学界之后，一九四八年开始整肃科学界，生物学首当其冲。一九四八年七、八月间，在苏共中央的领导下召开了列宁全苏农业科学院会议，残余的几名遗传学家被“邀请”参加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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