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天涯-第3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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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过去,那猫马上缩回去了。我笑一笑,吃完面把碗放在门口,下楼去了。
快到中午我提了米和菜回来,思文正伏在桌子上写作业。她见我回来了,马上放下作业过来接了菜问:“碗是你放在外面的吧?”我说:“是呀,我还以为谁拿走了呢。”她很激动说:“你站在外面吃的?”我说:“我坐在那里吃的呢。”她望了我的眼说:“也难得你这样一个好人,离婚的事再商量商量,你愿意不愿意。”我没想到这一件小事还会使她激动,说:“商量商量是可以,要真正有决心改变这种局面,你要想好了别冲动,一时的冲动也没有什么用。”她讪讪地笑笑说:“那就算了,我跟你说着好玩的呢。”
按原来的约定,星期一思文下了课就到领事馆去,我在那里等她。我骑车去了,等了一会,她穿着那件小碎花连衣裙从马路那边斜插过来。她走到跟前,我从草坪上站起来,朝里面走。她轻轻拖一下我的衣服说:“急什么呢,我是懂道理的人,会让你为难吗?”我跟她站在铁栏杆外面,她沉默着。我说:“想法又改变了?”她说:“没有。”我说:“没有你想说什么就说。”她沉吟说:“我说一句,你听就听,不听就算了。我们是不是一定要这样,高力伟你最后最后想一想!”我说:“到这个时候说这些话已经晚了点。”其实她如果作出明显的表示,我也并不是不能改变主意,我的抗拒并不那么坚定,但我需要她作出明白表示。我正想着她真表示了我该怎么办,她说:“现在进去吧,我也是信口开河问一句。”两人都在离婚申请书上签了字,又签了委托书,委托她的一个朋友在国内办手续。出来时我冷眼观察她,似乎也很平静。我推了单车和她一起走,她说:“就这么完了,做梦样的好难想象,可心里又知道这梦是真的,真的是真的。”我陪着叹一口气,不做声。她说:“你倒没有事,你回国去一群姑娘都包围上来了,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就不知道有什么样的命运等着我,可能我这一辈子就这样了也不知道。”我说:“别说那么悲观。讲句二意话放在这里,你先找着试试,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了再来找我,我这一年半年又不会回国去。”她说:“把这句话先放在这里。你如果回国去了,找谁也可以,我还希望你找个好的呢,就是不要找那个舒明明,我心里恨她。”我说:“那不是主要原因,你又不信,我跟她都快一年没联系了,我想她已经有人了。”她说:“那我心里还是恨她。”我沉默不语,她自言自语似的说:“我心里恨她。”我说:“回去吃饭吧,你在后面坐了。”我骑了车,她跳到后面坐了说:“最后一次搭你的车了。想起那年你第一次搭了我到你家去,被警察抓了还罚了五角钱,我们说自己是大学生,不敢说是大学老师。”说起过去的事我鼻子一酸一酸的,不敢接口,于是说:“我们也没有就成了仇人是不是?只是个熟人呢,他的车也搭得。”她说:“我想很多人如果能重新选择,都不会选原来那个人,看透了。”我说:“又选了别人无非是重新看透一次。”她说:“那我们今天这样做了毫无意义,只有不想那么好才有意义。”我说:“天下总还有几个例外,说不定就被谁幸运撞上了。”到了家她说:“明天你帮我搬家好不?”我说:“那当然。”她说:“下午我就把东西清好。”我说:“要什么你都拿去,反正我饭在餐馆吃。你东西也不多,叫部出租车也装下了。”她说:“我已经跟赵文斌说好了,他开车来。”我说:“才几块钱的事呢,麻烦别人干什么。”她说:“已经叫了就算了。”我说:“想不到赵文斌还买了部车,几个月不见,他派头就不同了。”她一笑说:“像你这样抠死了钱不松手的,那也没几个。到北美来一趟车也没开过,也可惜了来这一趟。”我说:“再过一年,我就回去了,车也不学了。留在这里我怕看别人的脸色。老板脸色不好看,你要赚他的钱也只好看了。白人心里也有点那个,他笑眯眯的他心里对你有点那个。在这地方我算个什么东西呢?”怎么想自己也不能算个东西。她说:“绿卡呢,绿卡也不等了?一张绿卡抵得五万块钱呢。”我说:“绿卡说起来真是个好东西,可惜我又没福气消受。”
晚上我下班回家,她还没有睡。我说:“今天你早点睡呀!”她说:“睡晚的睡惯了,每天你都回得晚。反正这是最后一晚了,最后一晚。”我脱了衣服钻到毯子里,她也躺下来。黑暗中两人似乎有什么话说,又似乎再没有什么可说。沉默着却等着对方先开口。我想等她先说点什么,又怕她说什么,过了一会她还不说话,我似乎又放了心,似乎又有点遗憾。我想说点什么又找不到话头,犹豫着终于下决心不再开口,倒了身子去睡。过一会她“嗯”了一声,我不做声。她悄声问:“你睡着了?”我说:“睡着了。”她的手在自己的毯子里似有意又似无意地轻轻触我一下,说:“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我说:“知道。”她说:“今天是最后一晚了。”我忽然有点明白了她的意思,又怕领会错了,说:“真的不好意思,不过──”不好意思。她马上说:“你别胡思乱想。你想着我是什么人吧。”
第二天上午她很平静地搬走了。往赵文斌车上搬东西的时候她还有说有笑的。她的情绪倒使我觉得自己心里那种隐隐的沉重是没有必要的。搬了过去,她上楼去开门的时候赵文斌说:“你们怎么就会离婚呢,象你们这样离婚的满世界也只有几对。下个月要搬到一起再打电话给我。”我说:“你要问我怎么回事我自己也说不清怎么,反正就这么了。”把东西搬到楼上去,赵文斌说还有事,匆匆告辞走了,在门口对我丢个眼色。我心里想:“真有什么话说还会要等到现在来找机会说?”思文说:“你也去吧。我自己清理。”她一边清理一边哼着小调。我帮她接好电视机录象机说:“那我这就去了。”她头也不抬说:“谢谢你了,有空来玩。我的电话明天接通,通了打电话告诉你。”我下楼去,把楼下贴的各种小招贴广告看了看,出门看见还有一只提桶放在门角没拿上去。我提了桶上楼,推门进去,瞥见思文侧了身子倚在枕头上,见了我马上支了身子站起来。我似乎看见她眼中有泪在闪。还没看真切呢,她转过身对着窗子,伸手去拉窗帘,顺势用衣袖在脸上一擦。我放下桶说:“忘在楼下了。”说完也不敢再望她一眼,逃跑似的走了。
五十四
突然的我又闲得发慌。每天上午懒在床上,十点多钟起来,在房里到处磨蹭一下,无聊地把什么东西都翻出来看看,摸到下午两点半钟去上班。房子里就这几样东西,空空荡荡让人心虚。我忽然着了迷似的喜欢逛商店,好多次我到依顿购物中心,从地下的餐厅一层一层看上去,连六楼的家具也细细看了,也只能看看,什么也不敢买。那些精美的东西也并没有在心中激起强烈的欲望,我知道这些东西离我都很遥远。就这么看着,心里也有了一种说不明白的充实。休息那两天实在无聊了,我到公共图书馆去看画报,又借了《红楼梦》和《金瓶梅》回去看,看累了又趴到阳台上去看汽车。我经常一两个小时趴在那里,看楼下汽车行人来来往往。看呆了好象在看,又好象没看,有时脚都站麻木了才记起已经过了很久。看着下面央街上的轿车乌龟似的爬行,人影子也蚂蚁似的移动,远远的来了又远远的去了,我觉得非常可笑,这个世界很奇怪很滑稽也很荒诞,怎么就是这个样子!又在心里设想怎么才是不奇怪不滑稽不荒诞,却想不出来,又觉得似乎也只能如此。于是我站直了身子,挺了胸,想象着一种庄重神情,又尽量在脸上表现出来,稍微探出身子对着下面行人车辆检阅似地缓缓挥手,喊着:“人民万岁,人民万岁!”。
有一次我站在窗前出神,不知怎么一来顺手拉了一下窗框,听见一阵轻微的嗡嗡声,发现一只好大的苍蝇被我关到夹层玻璃中间了。看那只苍蝇在里面飞来飞去,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搬了张椅子坐到窗前去看。对着阳光我看清楚了苍蝇脚上茸茸的细毛,停着的时候翅膀也在轻轻的颤动,两条后腿弯过来梳理翅膀,前面两只触角似的东西前后动着。它停下来我就在玻璃上拍一下,它又飞起来,在玻璃上碰得嗡嗡的响,渐渐落下去。又停下来我就再拍一下。这样有几十次,它对我拍动玻璃再也没有反应。我想:“让我也喂一只动物。”就到厨房拿了几粒米饭,飞快地拉开窗框丢进去。过了两天我又记起那只苍蝇,一看它还停在那里,米饭已经干了,似乎还是那几粒。我拍几下玻璃它动也不动,象是死了。我拿了一根筷子,把窗拉开一条缝去拨它,还是活的,轻轻动几下竟不避开。这么老实的一只苍蝇使我感到惊奇,用筷子挑了它,它就停在筷子头上。我把窗户拉开,它并不飞走。我说:“饶你一条命了。”拿了筷子走到阳台上,伸出去用手一扇,不动,再对着嘘一口气,它飞走了。我对着空气说:“本来想喂了你做个伴呢,你又要绝食。”把筷子丢到地上。
我终于有耐心坐下来,写了几篇散文杂感,投到《星岛日报》和《世界日报》去。文章刊了出来我无动于衷,这个世界离我很遥远,它承认不承认我都无所谓,我心里在计算着那点稿费。
这天晚上接到一个长途电话,是刘晓冬从圣约翰斯打来的,他找林思文。我说:“林思文到蒙特利尔去了,这几天都不会回来。”他说:“你是高力伟吧。”我说:“是高力伟,我还记得你呢,你在物理系读博士对吗?”他说:“找你也是一样的,一定帮个忙。”他告诉我说,一年多来他帮女朋友申请语言学校终于成功了,她星期四从上海起飞,应该是今天下午到,可飞机到了却不见人。我说:“在多伦多转机耽误了也不一定。”他说了那女孩的姓名特征,要我到机场去帮他找找。我说:“明天一早我要上班呢。”心想:“到机场去帮你找,你倒是敢开这口,以为机场就在这楼下吗?”他又问我有什么办法在多伦多找到她,我说:“上海航班晚点了也不一定。”他说:“我帮她订的加航的机票,不太可能晚点。”他说得有点结结巴巴的,我似乎看见了他嘴直哆嗦。
放下电话不几分钟,他又打电话来了,第一句话说:“她跑掉了,一定跑掉了。肯定现在在多伦多。”他要我帮他找找。我说:“多伦多几百万人呢,在这海里到哪里去捞这根针!”他说:“到联谊会去看看,她来了今晚很可能住在那里。”他要我现在就去,我说:“都半夜了我还去敲门呀!”答应了他明天一早去。他又告诉我那女孩可能用化名,要我问几个人有没有那个样子的人。我要他明天晚上打电话来问消息,他说:“明天中午行吗?明天中午!”我答应了。
有这样一件事情做我也挺高兴。第二天一早我骑车去联谊会,心想:“是个什么女人呢,又能够风骚到哪里去,把他挤捏成这个样子!”我查了登记名册,又问了好几个人,并没有这样一个人来过。中午刘晓冬打电话来,我告诉了他。他听了呆在那边了,我“喂”了几声也没反应,我对着话筒吼一声:“长途呢!”他在那边说:“完了,完了,这女人,我掐死她!掐死她呀!”
放下电话我没再去想这件事,就算真的跑了也没有什么稀奇。过了几天我晚上下班回来,看见刘晓冬在家门口等我。我说:“为那人就跑到多伦多来啦?”进了门他说:“等你都有几个小时了。我下午五点就到了。”他说着脸上显着亲热,象见了多久不见的老朋友,其实我跟他就那年圣诞节前说过一次话。我下方便面给他吃,说:“就干等了七八个小时?”他说:“我下去走走,又上来,上上下下也有十几个来回了。”我说:“现在知道热锅上蚂蚁的心情了吧!”他说:“知道了知道了。我打电话回上海,我妹妹送她上的飞机。”我说:“老刘,我骂你又不好,不骂又实在该骂几句,是脑袋里灌了油腻还是怎么着,这么想不通,还飞到多伦多来找!什么玩艺,值不值得嘛!她现在就是坐在你面前,倒在你怀里让你搂稳了,明天她要走还是走,你用根绳子拴了牵着也不行,侵犯人权!钱送给航空公司还不如买几箱啤酒一醉,醒来就好了。她真是个天仙吗,身上哪里都雕着花吗?就把我们老刘坑成这样!”他说:“老高,说别人的事总是一口气的事,应该这样应该那样,自己没痛在心里!她的事我办了一年多,联系语言学校,找经济担保,买飞机票,不怕你笑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