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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文学新书评(书屋2004~书屋2005)-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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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的公狼与母狼”、“吉普车上开枪打狼”等。“顶级细节”细针密线织成;勾勒出一幅幅真实的草原生活图景;逼真而艺术地再现了原始游牧草原的残酷与美丽。
  书中对“小狼”从出生到死亡充满感情的描写;是全书最精彩最感人的一条主线。主人公掏挖狼崽之后;开始偷偷喂养小狼。作者精选出那些来自真实的小狼生前的生活细节;令人叹为观止:小狼抢奶;小狼喝粥;小狼围着食物兴奋地跑圈、打滚;小狼无师自通地学会打洞躲避太阳;小狼学狗叫、学狼嗥;小狼与铁链;小狼企图逃跑;小狼被掰断的牙齿;小狼之死……
  如此原汁原味的养狼细节;通贯全书。然而今天的草原游牧生活已经终结;在失去狼群的草原;作者所曾亲历的小狼这般栩栩如生的生活体验;却永远也不能再生了。
  《狼图腾》的叙述语言;有其鲜明的个性色彩。犹如绘画中扎实的素描功底;轮廓和线条沉稳准确;具有凝重、高清晰度的写实风格;充满了极为传神、独创的动感比喻;对事物有极强的表现力。细微处可细至纤毫毕现、笔笔精致;精犷处可寥寥几笔略去;整体感觉气势磅礴一泻千里。用草原画家杨刚的话来说:“作者是用百米冲刺的速度和功力;在跑马拉松全程。”书中每一句话都像是上紧了发条;让人喘不过气。
  这些由“高密度”的色彩、形状、比喻、动感镜头组成的叙事语言;构成了“高密度”的故事节奏与小说情节。而“高密度”板块中的每一“颗粒”与“元素”;都是在作者长期扎实的生活积累与观察思考下;高温冶炼而成;并由真诚浓烈的草原情愫作为黏合剂的。
  这部多声部复合结构的小说《狼图腾》;在试图寻找中华民族“狼图腾”精神回归的路径中;在“爱与死”这一永恒的主题的别样阐述中;本质上却是一部强烈呼唤自由与人格独立的作品。主人公北京知青陈阵;为了爱狼研究狼而去掏狼养狼;而失去了自由的小狼;却始终以反抗回应陈阵之爱。陈阵给小狼以真挚的爱;却无法归还小狼以自由。小狼最后是被陈阵“爱”死的;以生命作为代价抗争锁链的小狼;灵魂升入“腾格里”(天空);象征着最终挣脱了精神的羁绊与枷锁。
  在迄今为止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中;《狼图腾》中这条独一无二的小狼;教会我们关于热爱自由和生命的全部真理。
  (“北青网”2004年5月22日)


第5节 戏谑化的乡村权力


  戏谑化的乡村权力——评李洱《石榴树上结樱桃》
  陈晓明
  2004年,李洱出版长篇小说《石榴树上结樱桃》,这是李洱继《花腔》之后出手的长篇,它显得与《花腔》如此不同,李洱从遥远的历史,回到当下乡土中国的生活现实,在平淡无奇的日常性中,去触及生活的原初性的本质,以最单纯的方式呈现生活自身的无限延异的生动过程。一如这部小说的题名,“石榴树上结樱桃”。
  这部小说讲述当今中国乡村基层干部的工作和生活,围绕计划生育和选举干部两项工作,来描写当今村干部面临的种种困境和他们克服困境的独特方式。当今中国小说描写乡村基层干部的作品并不少见,但所有的作品无非是向两个极端分化,一方面是主旋律意义上的歌颂式的,延续了理想主义的英雄人物模式,把村干部作为概念化的先进代表人物来处理。另一类则是批判性的,把基层的权力腐败普遍化和固定化,基层干部就是地方恶霸的代名词。
  但李洱这部小说并不从反面表现乡村中国的权力关系,而是把乡村的权力戏谑化。这里的村长不再是一个恶霸的男性,而是一个女性,虽然也坚强精明,但却有更多女性的智慧和风情。乡村的权力被阴性化,乡土中国回到一种母性化的生活空间。有意思的是,这部小说虽然有选举和计划生育两个中心主题,而且搞好计划生育是为了换届还当上村长。但女村长领导搞计划生育,这本身是极大的反讽。乡土中国的权力被阉割了,男性被阉割之后,女性也要被阉割。这是一个关于生殖和阉割的故事,繁花替代式地占据了男性的位置,但她依然不能摆脱妇女要被阉割的命运。很显然,李洱并不想把这个想法变成一个悲剧性的深刻主题,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可笑的情境,只有一点淡淡的忧郁。他乐于在其中寻找快乐,一种男性缺席,男性被女性统治的生活情境。村里的男男女女都围着繁花转,围着计划生育工作转。
  总体上看并没有主导故事情节,也没有明确的主题,而是大量日常化的生活过程和细节。是什么推动小说叙事发展,并且始终富有活力呢?那就是不断地通过人物语言对话来展示此时此地的生活情境,始终地进行时穿行过乡村生活的那些现场。
  李洱这次算是把生活的平实、朴素、原生态推到极致,这些生活场景和细节都没有任何惊人之处,非常平易单纯,开会、搞计划生育、选举这些都是通过几个村干部的日常活动直接表现出来,没有什么大的动作。李洱并不去写那些大起大落的故事或场景,而是一些日常化的琐事。这些琐事本身构成一种相互伸展的机制。这部小说有意在叙事中消解政治工作与曰常生活、权力与玩闹之间的关系,在那些开会研究工作的场景中,总是夹杂着大量的日常玩笑,玩笑变成工作中的有机内容,玩笑使基层的最重要的工作变成一种游戏。小说并不是在另一个方位上嘲笑乡村干部,而是把玩笑交付给生活本身,这本来就是乡村生活的一部分,就是乡村生活的本质。
  “石榴树上结樱桃”,在整部小说中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所指,与其说是其中的一个故事核,不如说是意指所有的叙事情境。那些叙事是平面的、线性的、不断自我延续的生活流程,每一个叙事句子,都意味着不可知的事相出现,这来源于叙事语言不是依照故事的逻辑,而是语言表达的快感原则。问题的奇诡之处正在于,李洱要寻求的不是语言对外部世界和事物的反映,不是直接去还原生活现实,而是要再造一个语言的现实。在这里,他渴望通过语言本身来建构一个生活世界,并且以此来产生文学性。小说如此大量地运用人物对话,用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目的就是突出现场感,就是把此在的生活情境和情调直接表现出来。小说叙述中大量用了口语,有意地把乡村口语与英语日常用语混淆在一起,增强了语言现在进行时的戏谑化。
  (原载《羊城晚报》2004年10月23日)


第6节 小说家眼中的历史


  小说家眼中的历史——徐小斌与《德龄公主》解玺璋
  写完《羽蛇》之后,徐小斌沉寂了好几年。这几年,除了偶尔有个电话,很少听到她的消息。
  她有意躲开大家的目光,一定是有了新的目标。她可不是一个肯让时光随意流逝的人。果然,就在不久前,一部《德龄公主》摆到北京各大书店的货架上。这部35万字的长篇小说,正是她沉寂数年后奉献给读者的最新作品。
  她说,这部作品用了4年时间,1年读书,3年写作。
  徐小斌是一个注重个人情感的作家,我们还从未见识过她的“历史写作”。虽说《羽蛇》也写了5代女性的故事,被认为拥有“蔚为壮观的百年时间跨度,巨大的历史画卷”,但却很难说就是“历史写作”,她更关注的,其实还是作为个体的人的当下处境。她为《羽蛇》写的题记:“世界失去了它的灵魂,我失去了我的性。”是为一个佐证。
  《德龄公主》就不一样了。它不仅暗合了公众对“历史写作”的想像,而且还选择了清代这个最热门的题材。我比较担心的是,徐小斌为什么要趟这个混水儿?
  这是我没读小说时的想法。读了小说以后,我的想法发生了一些变化。表面看,《德龄公主》写的是晚清发生在宫廷里的一些故事,主人公像慈禧、光绪、李莲英、袁世凯、康有为等,都是读者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德龄一家不是很熟,但很多年前我们也读过她的《御香缥缈录》或《瀛台泣血记》。这部作品就写了德龄姐妹进宫以后发生的一系列出人意料的悲喜剧,其中不乏动人的爱情,而且是跨国之恋。
  但这不是《德龄公主》的全部,而且不是它最有价值的地方。我们谈到她的写作,徐小斌说起她对德龄的看法曾有很大转变,我觉得很有意思。她说,她写德龄是因为偶然看到一段逸闻,德龄姐妹在法国的时候,曾是现代舞蹈之母伊莎贝拉·邓肯的入室弟子。这一点使她对德龄姐妹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如果说我们只读过德龄的《御香缥缈录》或《瀛台泣血记》的话,她却读了德龄的所有7部作品。同时,也读其他人的一些作品。结果是她对德龄大为失望。“她的写作,越到后期越明显地表现出是在投人所好,为了取悦西方读者,连基本的真实性都不管了。”徐小斌说到这里的时候明确表示:“我不喜欢德龄这个人物。”这就看出了一个作家的率性和纯真。很显然,她不喜欢德龄,是要冒很大风险的,甚至可能为此付出代价。我甚至觉得,她是在拿作品的前途作赌注。但是她成功了。当她以一个作家的诚实面对历史的时候,她终于摆脱了德龄的羁绊,将写作真正提升到历史的高度。在这里,她看到了许多作家和历史学家没有看到或不愿看到的东西。比如光绪皇帝、隆裕皇后、慈禧太后及其身边的那一群女眷、女官。
  徐小斌从容地建构了她的历史叙事。这是一个作家眼中的历史,它不可避免地在这种叙事中倾注了作家的个人情感,张扬了她的艺术想像。这突出地表现在她对光绪皇帝和隆裕皇后的写作中。她重新发现了他们,也重新塑造了他们。在他们不多的篇幅里,徐小斌一直保持了十分饱满的情绪。但是她说,她不希望自己的想像离开历史很远。在动笔之前,她读了大约1年的书,据说,有关的史料就读了百十余本。有了这些书垫底儿,她的心里踏实多了。不过,她更不希望被史料束缚了手脚,理想的境界是,把史料嚼碎了,吃到肚子里去,然后吸收为自身的一部分,这时再写,也就得心应手了。徐小斌初涉此地,就有这样一番见识,实在是很难得的。
  现在的历史写作,在有些人看来,只有两类,一类是正说,一类就是戏说,好像没有“第三条道路”。这种看法显然是过于简单化了。《德龄公主》一出,令人刮目相看,不敢说从此有了更多的叙事可能性,至少是表现手段更加丰富了。它既不同于正说,也不同于戏说。她是独树一帜的。徐小斌曾说:“写这部小说有个初衷,就是想给历史小说做一个新样式,让历史更加小说化,而不是像有些小说那样,板着历史的面孔。”她的这个初衷应该说还是实现了。
  (原载《北京日报》2004年08月01日)


第7节 又一种上海生活


  又一种上海生活——评王安忆新作《桃之夭夭》
  康瑾
  王安忆的小说总是让人充满期待,因为她不仅二十多年来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造力,而且从风格到内容,始终在不断地自我突破。翻开她的新书《桃之夭夭》,第一章叫做“梨花一枝春带雨”,下面标明出自白居易的《长恨歌》,细心的读者还会发现,这句话在王安忆1995年完稿的《长恨歌》中亦有引用(第二部第一章第四节),难道这次王安忆要写另一本《长恨歌》吗?其实不然,虽然还是上海的弄堂,还是上海弄堂里的女儿,然而王安忆的整个视角、立意、文风,都有了重大的转变,《桃之夭夭》里的上海生活,不是张爱玲笔下那个繁华而荒凉的旧上海,亦不是王安忆自己笔下的那个风情万种,又隐藏了无数惨痛的秘密的上海;那是一个真正属于平凡人家的上海,在时代的夹缝里,在里弄细碎的生活里,王安忆呈现给我们一个“异数”女子艰难而纯净的半生。
  《桃之夭夭》的故事简单而紧凑,主要围绕着郁晓秋半生的经历展开,第一章写她母亲,接下来四章从她的出生写到她三十二岁,从时间上来说,全书五章分别写了解放前、解放后、“文革”、下乡劳动和插队、回城。
  王安忆用开篇一整章来描写郁晓秋的母亲笑明明,一个滑稽戏女演员的人生遭遇,这似乎和《长恨歌》王琦瑶的故事从“片厂”开始有点类似,然而笑明明虽然沾了点风月场的边,到底不同于“三小姐”王琦瑶,滑稽戏在文艺里面,始终不是上得了台面的大戏,即使有“老看客”钟情,却“必要遵守世故人情,并不抱奢望”,即使有一个“老大哥”,也“非关乎男女情爱”,自然不能和《长恨歌》里的“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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