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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节

文学新书评(书屋2004~书屋2005)-第1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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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04年4月27日)


第29节 平静地拷问巨大的疯狂


  平静地拷问巨大的疯狂——读杜高先生《又见昨天》
  刘扬体
  这真是一本奇书:
  追溯历史的沙尘暴,用的不是常见史料;而是魅影般跟随著者长达二十四年又奇迹般出现在文物市场上的《杜高档案》(这档案曾被人宣称早已“付之一炬”);1998年却奇迹般出现在北京潘家园文物市场上;幸被青年学者李辉及时购得,并撰文刊布于世;
  它不像是史书:只解剖腥风血雨中被践踏被凌辱的作者自己,只忍痛裸露与之命运相关而同样被戕害乃至被冤殁的灵魂;
  但它又确确凿凿是史书;而且是极其难得的信史:本书既以档案为经,又以释文为纬,滴血的笔只扼要勾画档案所载苦难的轮廓,所以行文极其简省;作者面对的是不堪回首的炼狱般的非人生活,而其叙述的口吻却是那样平静,甚至近乎冷峻,所以毫无夸大之词;尤其难得的是,“全书所有附录档案及相关引文;为保持原貌,均不做文字加工”(见该书第14页尾注:以下引文凡未加注者均引自原书),——没有任何掩饰。
  毫无疑问,这是经过历史检验——以尘封的档案和作者被毁损了的青春岁月为证,充满历史可信性和文献价值的真实感,足可发人深省的好书。因为我们从中看到的,不光是杜高个人劫后余生的历史,而是整整一代人都曾耳闻目睹过,亲历身受过的历史,是我们民族不应忘却的椎心的剧痛。
  这样的书,让人读时欲哭无泪,心灵战栗,读后回肠九转,百感交集。它的价值,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
  我与杜高先生结识于上世纪80年代初,读此书前,书中许多不忍卒读的内容,很少从他口中听到。我知道,这对他来说并非羞于提及,而是在“四人帮”已被粉碎、“阶级斗争为纲”已被否定之后,他不愿像某些人那样掉过头来从另一角度标榜自己。杜高兄为人宽厚,心地善良,虽历经残酷折磨,仍然保持着襟怀的坦诚,和严于律己的正直品德。——当然,历史也塑造人,历史教会人们不可太天真太轻信太软弱,没有清醒的历史意识,几乎就无从认识变化多端的社会,无从确定变化了的人的处境和位置,自然也就不会有《又见昨天》这本书。历史意识深刻是本书特点之一,作为有良知有人格信念的知识者,杜高兄并未因昨日环境的狰狞、人性的异化和命运的残酷,而失去对光明和希望的追求,所以他能以俯瞰的态度审视历史发生过的巨大疯狂,将沉痛的笔墨完全融入大悲大恸之后的剀切陈述之中,以严格自审的眼光痛切揭露自身的精神伤痂,捧出血染的心香来遥祭那许多惨遭不幸的英灵。有比较才有鉴别。当前许多史书可信度极差,除有意隐瞒歪曲者外,出于种种原因而为“尊者贤者”讳,而误植、粉饰、掩盖史实的比比皆是,历史意识不正确——认为历史可以任意包装、可以建立在连篇累牍的谎言之上的更不乏其人。本书先有原始档案,后有作者“现身说法”:“每个人都是历史的人,都受着历史的局限。当年的政治运动留下的这份历史遗产,也早已违反了运动本身的意愿,而充分证明了它的荒谬和违反人性……”书中所述一切,不仅可信可稽,更有劫后作者自身的人格信念为后盾。在我看来,正是这样的信念,才使得此书风格之质朴与历史所要求的真实达到了高度统一。
  本书在简括特定时代特征,即人怎样不成其为人的意义上,具有无可怀疑的代表性。作为一份特殊的历史遗产,它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思维空间。杜高先生蘸血述作的本意,显然不是为着张扬自己,更不是为了教训别人。“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和遭受苦难的朋友们大都已相继离世,不论是当年整过我、斗过我的人,还是在威逼恐吓下写过不实材料的人,我对他们都早已不存在个人怨恨了”:作者在袒露灵魂之痛时热诚希望后人能从书中“看到一个巨大的历史背景下一个小人物的真实命运,同时也从一个真实的人的遭遇里认识一个大的历史时代”——这是痛定思痛的肺腑之言:老实说,初读此书时,我叹息,愤激,发竖眉立,从中看到的只是作者的勇气和心胸的宽阔;再读此书时,我的内心不只欲哭无泪而是顿生畏惧,我从中看到的似乎不仅是作者充满期待的眼光,还有昨天所透露的历史辩证法的信息。我畏惧的是,当书中所述及的那些名闻遐迩的民族英才被剥夺了自由;当姚祖彝、王桐竹、陆鲁山、孙本乔、曾水帆们,这些名不见经传但却堪称民族脊梁的正直生命负屈含冤殒于非命;当徐光霄、陈克寒、刘芝明等一大批曾身居高位奉行过极左路线、却又未能躲过路线斗争的反噬,相继惨死于“文革”时,我应否想一想那时的自己在做什么?也许,我只不过是人海中的一粒沙一滴水,我可以因此而原谅摇旗呐喊过、彷徨悲伤过、愤懑困惑过、怒发冲冠过的自己,但历史,我们民族精神理性的历史,能轻易原谅我们对自己的原谅吗?坦率讲,不光是我们这一代人中有人淡忘过去,有人回避遮饰昨天,有人掩耳盗铃总想埋葬人们对昨天的记忆,更可畏惧的是,我们对下一代并未尽到应尽的责任。“胡风、冯雪峰是谁?谁是路翎、吴祖光?”“为什么拿了两个没人吃的窝头,就要没完没了的挨斗?”不用过多少年,《又见昨天》就会成为一些年轻人无法读懂的书。是的,不知者不应被责怪,但若让这类无知成了见惯不惊的风气,我们这一代人难道没有责任?如今盛行的崇皇热与奢靡风,其实正是一面可资对照的多棱镜,在这面镜子里,我们除了照见历史的遗绪和时尚的浮华外,是否也照见了某种精神的萎缩和骨气的贬值呢?
  “我以我血荐轩辕”(鲁迅),读《又见昨天》,我感受到了作者内敛的热忱,掩卷之余,我又深为我们常常将不该忘却的事随意遗忘而倍感忧虑。我不担心这本书没有读者,但却担心读者的隔膜,尤其担心人们对昨天的健忘,纸醉金迷,乐不思昔。
  (原载《博览群书》2004年第12期)


第30节 谢泳《杂书过眼录》的启示


  智效民
  谢泳新著《杂书过眼录》(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8月版),涉及到的书确实很杂。其中有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面的专著,有中小学教材和升学考试指南,有各种年鉴、中英文词典,有大学图书馆和文化名人藏书目录,有老北大展览说明书、清华大学职员薪俸册,还有中华书局股东会议记录、申报上海市民手册以及高粱酒的酿造……真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这些书大多是在太原市旧书市场淘来的。这个市场我也常去,其中不少书我都见过,因为与我的“专业”相距甚远,便只是翻翻而已,有的连看都不看。后来发现谢泳不仅把它们买下,居然还有了很大的收获。
  我认识谢泳,是从读他的处女作《禁锢下的呐喊》开始的。这是一本自费印刷的小册子,书的主题是当代报告文学评述,但是他却用大量篇幅讨论知识分子问题。据说这本书只印了二三百册,是赠送朋友的。十多年前,我和他还不认识,就在一个朋友那里看到这本书。当时的感觉很过瘾,也有些震惊。我没想到,在那“一切向钱看”的年代,我们这个内地城市还有个年轻人在关注社会良知,思考知识分子的责任。
  这本书表达了谢泳的兴趣所在,也奠定了他的专业方向。为了研究现代知识分子,他首先选择了储安平和《观察》杂志作为研究对象,并自己花钱多次到北京图书馆查阅资料,其中的艰苦与不便,一般人很难体会。随后,他又开始研究西南联大。这就是他所谓“一个人、一份杂志和一个大擎”的研究思路。
  大约在西南联大的研究告一段落后,每周两天(现已改为一天)的太原旧书市场刚刚开张,谢泳成了那里的常客。谢泳爱买书,除了受母亲的影响外,与他在图书馆的感受有关。他多次对我说,去图书馆看书真不如买书合算。不过,与一般淘书者不同,他买书除了满足自己需要外,还有一种“敬惜旧书”的心理。看到旧书摆在地上,他总怕落在无知者手中,更怕送到造纸厂毁掉。他认为,许多旧书只有到了专业人员手里才会发挥作用。因此他逛书市总是比较贪婪,许多没用的书也要买下。有一套民国年间出版的“古生物志丛书”,我也见过,当时只是随便看看,没想到他却没有放过。后来,他把这套书送给中国科学院的一位新朋友。这种“宝剑赠英雄”的事情,他不知做过多少次。
  说到这里,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谢泳比较阔绰,才会如此大方。事实恰恰相反,在我的朋友中,他是比较穷的。前些年大家都改用电脑写作,他却一直坚持手写,原因是没有钱。直到1999年《逝去的年代》出版后,他才用稿费买了一台电脑。过去我听说他经常买书送人,只是暗暗佩服他的交友之道;直到读了这本书以后,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书中说,有一年他去复旦大学拜访葛剑雄,看到葛教授有一个房间专门存放旧书。当时周振鹤也在场,周教授的一句话让他非常感动。周说:“这些东西都是替国家收着的。”可见谢泳买书送书,也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
  在学术腐败愈演愈烈的情形下,还有人在做着这样的事情。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昵?我想只要对五四运动前后的中国知识分子有所了解,就会发现这种品质在那一代人身上普遍存在。依我看,谢泳是研究现代知识分子的,葛剑雄、周振鹤也深受谭其骧等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影响,因此才有这种觉悟和行动。
  除此之外,谢泳对旧书的另一个认识也值得称道。他说:“我们了解历史,光有历史教科书是不行的,一定要看实物。”他还主张研究历史要像考古一样狠下功夫。闲聊中他说过,看到早年的书籍,那封面装帧设计、纸张印刷质量,能把人带回那个时代。可见,他是把逛地摊买旧书当作参观一个开放性的博物馆了。旧书市场在文化传承上具有难以估量的影响和不可替代的作用,谢泳的《杂书过眼录》就是很好的证明。
  谢泳认为,所谓历史研究,就是要从意想不到的地方,解读出让人信服的意义,这才是真正有趣的智力活动。我想补充的是,只有多读书,读杂书,才能具备这样的能力。在这方面,我以为当代教育的一大误区,就是专业设置过多过细。这种教育体制很容易扼杀学生触类旁通的想像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多少年来我们培养了许多专家学者,但最终却难成大器,原因就在这里。谢泳当年在晋中师范专科学校学的是英语,但是他却在现代知识分子研究方面做出很大成绩,这与他喜欢读杂书,读旧书有很大关系。
  (原载《文汇报》2004年9月24日)


第31节 我判决自己诚实—《岁月与性情》序


  周国平
  明年我六十岁了。尼采四十四岁写了《看哪这人》,卢梭五十八岁完成《忏悔录》。我丝毫没有以尼采和卢梭自比的意思,只是想说明,我现在来写自传并不算太早。
  我常常意识不到我的年龄。我想起我的年龄,往往是在别人问起我的时候,这时候别人会露出惊讶不信的神情,而我只好为事实如此感到抱歉。几乎所有人都觉得我不像这个年龄的人,包括我自己。我相信我显得年轻主要不是得益于外貌,而是得益于心态,心态又会表现为神态,一定是我的神态蒙蔽了人们,否则人们就会看到一张比较苍老的脸了。一位朋友针对我揶揄说,男人保持年轻的诀窍是娶一个年轻的太太,对此我无意反驳。年轻的妻子和年幼的女儿组成了我的最经常的生活环境,如同一面无时无刻不在照的镜子,我从这面镜子里看自己,产生了自己也年轻的错觉,而只要天长日久,错觉就会仿佛成真。不过,反过来说,我同样是我的妻子的这样一面镜子,她天天照而仍觉得自己年轻,多少也说明了镜子的品质吧。
  然而,我清楚地知道,心态年轻也罢,长相年轻也罢,与实际上年轻是两回事。正如好心人对我劝告的,我正处在需要当心的年龄。我大约不会太当心;一则不习惯,二则不相信有什么大用。虽然没有根据,但我确信每个人的寿命是一个定数,太不当心也许会把它缩短,太当心却不能把它延长。我无法预知自己的寿命,即使能,我也不想,我不愿意替我自己不能支配的事情操心。不过,好心人的提醒在我身上还是发生了一个作用,便是促使我正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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