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新书评(书屋2004～书屋2005)-第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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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事如烟，去日留痕，如烟散去的是什么，挥之不去而留下来的又是什么？如果人生都如《去日留痕》所描述这样不堪其沉重，那么，生命又有什么意义？人生的荒诞和悖谬，让我们难以想像更难以接受，那么，人们能否走出这种怪圈，抑或说，无望的人生，这干脆就是一种无解的死结呢？如果能够将具象的人物和场景生发到形而上的悲剧性思考，我们才不会辜负作家燕燕的煞费苦心，以血为书吧。去日留痕，留下的是淡淡的血痕，累累的伤痕啊。
（原载《文汇报》2004年11月29日）
第27节 读季羡林的《清塘荷韵》
雷淑容
五月草长莺飞，窗外的春天盛大而暧昧。这样的春日，适合捧一本丰沛的大书在阳光下闲览。季羡林的《清塘荷韵》，正是手边一种：清淡的素色封面，一株水墨荷花迎风而立，书内夹有同样的书签，季羡林的题款颇有古荷风姿。
《清塘荷韵》是季羡林的散文名篇，写他无意在楼前清塘中投几颗莲子，竟得满塘风荷举。荷花是季老的爱恋所在，用它作书名，有以荷喻人，以荷喻文的用意，正所谓“春风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也。张中行在序言中说，季先生一身具有三种难能：一是学问精深，二是为人朴厚，三是有深情。这三个词，用于荷花也适合。在我看来，季先生学贯中外，兼容百家，既博且专，所通梵巴语、吐火罗语，均属国内绝学，是公认的学界泰斗，其精深与朴厚，均可想见，恰如荷花灼灼其华，却“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唯“深情”二字，不读他的散文，难以意会，就像不爱荷花的人，自然不能领会其清净与孤高。
大学问家长于散文随笔者多的是，季羡林先生算不得最好，但用心之多、用情之深，过之者寥寥。这情，一是对散文写作的迷恋，书中所收文章，最近的两篇，《清华梦忆》写于2000年11月7日，《九十述怀》写于同年12月20日——步趋期颐之年尚笔耕散文不辍，应该寄托着无限的生命情绪吧；二是季老表达的对世事人生的深情，全书共十辑，“寻根齐鲁”，“魂断德国”，“清华梦忆”，“燕园春秋”，“拥抱自然”，“馨爱市井”，“感悟人生”，“品味书香”，“屐叠芳草”和“收藏落叶”，从年轻时的才俊文章，壮年时的得意佳作，到耄耋之年的怀旧之文，贯穿始终只一个字——情。人老情不枯，相反却浓厚有加，这已经奇了，季先生的奇特之处还不仅在此：一方面理智发达，足以成长为大学者，另一方面又多情敏感，修炼成散文大家。
季先生是学问家里少见的多情之人，甚至可以说多愁善感，他的散文，悲情远大于欢意。他喜爱动物花草，“经常为一些小猫小狗小花小草惹起万斛闲愁”——马缨花慰寥寂寞，二月兰同其痛苦，牡丹、香橼振奋精神，枸杞、夹竹桃平添诗意，二十岁与兔子，八十多岁与老猫、喜鹊经历同样的悲欢离合。在他眼里，书，斋，小胡同，山水，无一不关情，可以说寓情深于草木虫鱼，寄心魄于日月星辰。还有家国之爱恨，凡世之情爱，最让人不能卒读的是他的怀人之作，悼师友之谊泪湿青衫，念母亲之恩五内俱焚，尤其《母与子》、《三个小女孩》、《一双长满老茧的手》、《夜来香开花的时候》、《重返哥根廷》，几乎就是和着泪写成，在明媚的五月，读来添无限惆怅。同样怀胡适，张中行写来满纸诙谐，季羡林忆得却通篇心酸，这种情感，在他写陈寅恪、吴宓、傅斯年、沈从文、胡乔木中俯首皆拾。季羡林散文向来被视作“学者散文”一派，因为他学问大，饱经忧患，又见多识广：敢说真话，又洞明世事，集史、识、才、情于一身。但他的情之浓，郁之深，悲之切，同类大家中恐怕无人能及。季羡林写他最喜欢的书，是《史记》、《红楼梦》，杜甫诗，李煜、纳兰性德词，等等，多是悲郁之作，想来也就释然。
说来也怪，季先生深情如斯，却几乎不提自己的情感纠葛。前些日子翻看杂志，偶然读到一篇关于季羡林婚恋的文章，是根据季先生回忆录《留德十年·迈耶（Meyer）一家》写的。年轻的季羡林在留学德国时与迈耶家的伊姆加德小姐相恋，一台打字机是他们之间的桥梁，但季羡林因为国内有妻儿，拒绝了爱情。季羡林在回忆录中写道：“而今我已垂垂老矣。世界上还能想到她的人恐怕不会太多。等到我不能想到她的时候，世界上能想到她的人，恐怕就没有了。”
文章最后说，有好事者被这段爱情故事所感动，专程到哥廷根遍寻伊姆加德的下落，最后终于找到了她。结果出人意料之外：伊姆加德小姐终身未婚，独身至今，而那台老式的打字机依然静静地放在桌子上。
好一对深情人。可惜了。这是题外话。季羡林先生文章一片真情，有口皆碑。对于他的高深学问，像我这样的普通读者只有景仰，抑或淡漠，而对他表达的情感世界，却可以品味，甚至妄加揣测。季羡林在谈到散文创作时曾写道：散文的精髓在于“真情”二字，这二字也可以分开来讲：真，就是真实，不能像小说那样生编硬造；情，就是要有抒情的成分。即使是叙述文，也必须有点抒情的意味。这是他的为文之道，亦是为人之道，散文人生，此之谓也。学问无大小，人生无贵贱，文章无高低，情感却有真假浓淡深浅——算是这个春天我读季老文章的一大收获吧。
（原载《光明日报》2004年8月11日）
第28节 在历史的细节里穿行
在历史的细节里穿行——读李辉的《和老人聊天》
汪凌
有时候不由感叹，人类得以延续至今，“健忘”大概是一个重要基因。将曾经的大苦大难从记忆中抹去，用忘却来甩掉包袱，保持前行的动力。也许正因此，人类才得以保持了一个基本健康的心态。只是偶然回首，历史中间的苦难，就像一枚针刺在指尖，渗出殷红的血滴：又因为十指连心，传到心上，心也会刺痛。
李辉的《和老人聊天》给我的感触即如此。如果不是白纸黑字，还有那些幸存下来的文字，记录了当时的真相，在这个轻舞飞扬的时代，谁还能想像，二十多年以前，我们的国家竟然会有这样一种存在——在近半个世纪的时光里，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经历了惨烈的肉体乃至灵魂的改造运动。
对过往的历史有所了解后，我不再像以前，总觉得有些事件像蒙了一层厚纱，虽然隐隐能看到一些蹊跷，却终是朦胧。如今，每当我看到，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人们表现出某种费解的行为或变化，我都会有一种“心领神会”的感觉。而且，在更大的历史背景下，对事件和人，我不再仅仅只是同情、叹息，或鄙视、愤怒，我会顺着作者的思路去思考：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如此不幸！为什么杜高所谓“‘文革’把整个中国文艺界彻底捣毁了”竟成了事实？
在书中，夏衍将周扬的前后变化上溯到延安时代，说何其芳、袁水拍在肃反、反右时“变成了另一个样子”。什么样子？理论家、诗人变成了整人的人……可是当时情势下，知识分子不变成“另一个样子”，谁能过关！因此，当杜高面对失而复得的档案，尤其是他和朋友之间的互相检举揭发，心情一定难以形容。我没有见到发表的档案材料，但从李辉的访谈中能约略知道大概。以前看过《赵丹自述》里的交代和检讨，大体也能明白会是怎样一种情形。在“聊天”中，杜高讲那些劳教日子里，肚里装满墨水的文化人是怎样一层层扒掉身上的遮羞布，终至沦为“走兽”；劳教的年轮是怎样一点一点压弯了知识分子的精神脊梁，“谨慎地活着，夹着尾巴做人”……
前几天看了两张旧碟——《钢琴师》和《鬼子来了》，恰好都是“二战”片，不约而同讲述了人类心中的暴行。令我纳罕的是，除了犹太群体的集体沉默和顺从，就是德国人的集体暴虐。说起来，德国也经历过欧洲文艺复兴的洗礼，有悠久的文化渊源和高度的社会文明，可是，何以会爆发出如此疯狂的杀戮潮？
也许，无论文明、文化、教育……怎样努力地褪去人身上的兽性，然而一旦时机成熟，人性中的恶就会汹涌而出。只有当恶也厌倦了自己，整个社会才会重归于秩序。在这个前提下，“文革”提供了机会，每个人都被裹挟着参与其中，以各种各样的名义和理由。
当一个人经历了诸多人事，存储了知识阅历，也难免陷于纷繁与杂乱中，此时，老人的一两句话，便会使整个局面瞬间清晰起来，如拨开云雾见太阳，离真实更接近。《和老人聊天》便是这样的境界。李辉在自序中言：“聊天是走近老人生活的最佳方式，聊天可以让历史细节渐渐丰富起来，聊天可以让思想不那么轻飘，不那么漫无边际而自以为是。”可是，其中透露的，却是在正襟危坐之外散落于民间的只言片语，汇集起来，便补充了宏大的历史叙述。这是一种点点滴滴的积累，过程是细水长流的状态，不喧哗，也不大会引人注目。可是，当积累达到一定深度，不啻于另一种历史面目的呈现。而且因为随意和日常，也许竞比正史更逼真。
它的新鲜感还在于，在“聊天”双方熟悉的情况下，谈话的含金量、彼此的坦率程度、被访者的个性……在其中一一显露得十分清晰。即便是一般访问关系，那些不经意之间流露出的东西，也很有意思。冰心谈巴金便有趣。他们是相识相知多年的老友，谈到《随想录》，冰心说：“我没有听说他怕过什么。就是无畏，敢讲真话。不过他写文章怎么那么嗦？”后面那句话在读者完全是意外之语，却见性见情的亲切。萧乾是老朋友都津津乐道的，而且也往往会谈起他的几次婚姻，有的不作评价，有的则明确表示不以为然。因为是随意的聊天，便能感受到现场的语气、态度等微妙的东西。给你一种现场感，置身其中去体会、揣摩，是不是一件有意思的事？
这样的阅读，很轻松，就像李辉在多种场合表述的那样，他所喜欢的行文方式，是带些资料性，又带些学术性，使一般的知识青年都会产生了解的兴趣。这样，就不至于因为学术的严谨，而将太多的年轻人挡在历史的外面。在这本书里，不了解那段历史的，可能会从中读到一些趣味、智性和岁月的片断；研究历史的，则能从中找到一些真相的蛛丝马迹，甚至能获得连访谈双方都没有意识到的有意味的内容呢。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04年4月27日）
第29节 平静地拷问巨大的疯狂
平静地拷问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