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01-第2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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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说，麻将倒是与叶子戏有些瓜葛了。而且咱板儿爷也找到了一些麻将来源于叶子的证据。按常理，咱板儿爷与学问不搭界，可是麻将这学问虽然深，板儿爷却最有发言权。为什么呢？因为这叶子戏在明代出现时，最早就是流行于“舆夫”之间，四个人抬着官老爷上朝，老爷进去了，四个人在外边闲着也是闲着，就甩起叶子牌。“舆夫”是什么，就是咱板儿爷呀。所以这麻将是板儿爷的家学。
要说这麻将，文人故作狡狯，称为“竹战”或“竹戏”，显然是竹牌的专称。但叶子牌却是纸的。叶子戏从明代发展到清代后期（其间并非还经过了一个“马吊”的过渡阶段，马吊就是叶子，叶子就是马吊），实际上已经与后来的麻将没有多大的区别。这里附上一种清代的叶子，上面印的是水浒人物，共一百零八张，打法与麻将一样。但要说区别还是有的，而且很关键：叶子是纸的，麻将是竹的。同样一种东西，纸的时候叫叶子，改成竹子的便叫了麻将，其变化之时乃在清末，其变化之源乃在南方。麻将传到北方，是慈禧老佛爷当政的光绪年间。纸牌的叶子化为竹牌的麻将，即使牌数和玩法全都照搬，这也是一个“伟大的转折”：它从下里巴人变成了阳春白雪，从我们板儿爷的路边街口的泥巴地，一下子跳上了老爷太太的红木紫檀八仙桌子上。在叶子戏正在盛行的明朝末年，一位姓周的老先生告诫子孙说：“你们不要玩马吊。那是板儿爷、缝鞋匠一类人的玩艺儿，不识字的人才玩它呢！你们如果沾上了它，就该想想手里拿的是什么层次的东西，那就该臊死你们了。唉，围棋变为马吊，风气日下了！”（参见周亮工《因树屋书影》第一卷）谁知风水轮流转，板儿爷的叶子又变为老爷们的麻将，这回算是“风气日上”了吧，可大清国也快玩儿完了。
顺便说一下，叶子变为麻将，但自身却并未消亡。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叶子是与麻将并存的：老爷一级的玩麻将，板儿爷一级的玩叶子。乡间至今流传着一个“叶子牌”的谜语：“膏药不贴疮，一百零八张。百病不能治，专治闷得慌。”前二年我还在文化市场上买到过最新版本的叶子牌。
麻将出世之始，还是继承着叶子一百零八张的老传统，只是后来，大约是清朝快玩完的那几年吧，为了多些花色以增添玩的乐趣，便加了四张，这四张叫“公、侯、将、相”，还有的则是加了六张，除了“公侯将相”之外，还有“龙、凤”。到了民国，五族共和，废了君主制，做官的时髦改成做生意，“倒官”改为“官倒”，这几张牌就变为“东、西、南、北、中、发”了。但这些都是麻将的变异，正统的麻将就是一百零八张。而这一百零八张，就是水泊梁山的一百零八将！叶子戏演变为麻将牌，四十条好汉扩充为一百零八将，而名字呢，马吊之吊与麻将之将在音韵上不沾边，但“马吊”与“一百零八将”加在一起，却是不妨简称做“马将”的。另有一说：打牌又叫斗牌，还叫“抹牌”，“抹”字北方读音或做“ma”，与“麻”字或是一音之转。浅人妄测，不足为训，见笑见笑！我们还是听人家有大学问的吧。
瞿兑之的“马将源于马吊，马吊源于叶子”之说也有所本，那就是戴名世的《忧庵集》。这戴名世是位大大的名人，其有名不在于他是麻将专家，乃是因为他是康熙时一件大文字狱的主角。这位新政权的翰林老爷吃着康熙爷的皇粮，却不为康熙爷效忠，写了本《南山集》，其中有不少同情旧政权的反革命（清朝皇上革明朝皇上之命）言论，被人检举，结果被镇压——砍了头。而他的其它不反革命的著作，也受了牵连，被查禁了，其中就有这本论过麻将（应该说是马吊）的《忧庵集》。
但此人是个“寓教化于娱乐主义者”，在他眼里，什么东西都能与政治挂上钩。他说，这叶子戏始于万历末年，后来演变为马吊，这叶子或马吊取了“宋时山东群盗”四十人的姓名，便预兆着明末盗贼群起。而叶子戏改名为马吊，也是一种预兆，“马吊者，马士英、马吉翔弄权丧邦之谶也”。有一张牌叫“百子”，上面画着一位手提人头的好汉，署名阮小二，这就是“裤子裆”阮大铖在南明弘光时杀知识分子的预兆，而且巧的是，阮大铖的书室就叫“百子楼”。牌戏中有“顺风旗”之语，是顺治皇帝统领八旗入关之兆。有“闯百”之语，是闯王李自成之谶。有“献百”之语，为张献忠造反之征。马吊之戏的玩法是四家相斗而三家逼一家，这就预兆着关外清兵与李闯、张大胡子三家分裂明帝国。
除了这些政治方面的言论之外，戴名世也说了一些技术性的话，比如“翻青”、“翻孔”、“京斗”、“南斗”之法，就可以为麻将学提供一些历史线索。而成牌曰“湖”，正是麻将的族徽，原来在明末时，这湖竟有“飞湖”、“追湖”、“砍湖”诸法，不知今天失传了没有，而不胜无用者曰“臭湖”，则似乎还为今天的一些麻将家所沿用。
麻将在小民手里，只是赌钱和消遣的玩具，在大人先生手里，则小可以作为权钱交易的方便法门，大可以做纵横捭阖、翻云覆雨的演习场地，但谁也没想到，麻将居然还有预言国运盛衰的功用，那一叠竹牌中就有老天爷的旨意，用时髦的话来说，其中就有宇宙的信息。所以麻将之学的深奥与广博只欠没有人挖掘，一旦挖掘，哪怕只露出金山一角，也足以让世人震惊了。
当然，“麻将学”只是这门学科的统称，如果细分起来，诸如“麻将预测学”、“麻将心理学”、“麻将哲学”、“麻将会计学”，总要分出几十门类，我想，那时总该成立个“麻将科学院”才对吧。
作家卖瓜 也可自夸？
？ 杨建民
中国的文坛高手，知人论世往往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纵横捭阖，雄焰万丈。但要他说说自家文章时，却往往遮遮掩掩，更少有自吹自擂，这大约与自谦内敛的文化传统有关。但细想想，这也是情有可原。说好说歹本来应是别人的事，自己跳出来说自己的文章，多少都有些难为情。
这些年读书，我偶尔也见到作家自评自个的话。虽数量有限，但可见作家的性情和风采。
鲁 迅：鲁迅作品累累，可直接评述自己的文字很少。在《自选集·自序》里，鲁迅说写完《呐喊》、《野草》之后，“得到较整齐的材料，则还是做短篇小说，只因为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所以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措辞十分收敛，既“虽然”，又“似乎”，最后一句还是批评。
较完整的自评，是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这是以选者身份动笔的，所以连自己的名字也一并指出：
在这里（《新青年》）发表了创作的短篇小说的，是鲁迅。从一九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陆续的出现了，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又因那时的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然而这激动，却是向来怠慢了绍介欧洲大陆文学的缘故。一八三四年顷，俄国的果戈理（N。Gogol），就已经写了《狂人日记》；一八八三年顷，尼采（Fr。Nietzsche）也早借了苏鲁支（Zarathustra）的嘴，说过“你们已经走了从虫豸到人的路，在你们里面还有许多份是虫豸。你们做过猴子，到了现在，人还尤其猴子，无论比那一个猴子”的。而且《药》的收束，也分明的留着安特莱夫（L。Andreev）式的阴冷。但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此后虽然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技巧稍微圆熟，刻划也稍加深切，如《肥皂》、《离婚》等，但一面也减少了热情，不为读者们所注意了。
这段自评较他人的研究，来得细致，譬如提到其思想和艺术之源的果戈理、尼采、安特莱夫，但对自己的超越也如实表达，特别说自己摆脱外国作家影响，“技巧稍为圆熟，刻划也稍加深切”，也是相当自信的。
胡 适：胡适是一位老实的诗人，这与他的性情有关。
虽然他直接谈及自己诗文的文字并不多，但却有一整篇《谈谈“胡适之体”的诗》的文章，从中当然可以读出他的自评。其中写道：“他（胡思永，胡适的侄儿）的诗，第一是清楚明白，第二是注重意境，第三是能剪裁，第四是有组织，有格式。”胡适在总结时说：“如果新诗中真有胡适之派，这是胡适的嫡派。”
胡适的诗，优劣与否我们暂且不去说，但出现在那么一个古诗文盛行的时代，却的确可以体会出胡适自述的感受：“我现在回头看我这五年来的诗，很像一个缠过脚后来放大了的妇人回头看他一年一年的放脚鞋样……年年的鞋样上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尝试集·四版自序》）他的虽不够成熟却颇有大效用的诗文，的确是可以称“体”，可以值得人们记忆的。
朱自清：从行文及他人记述可以清楚看出，朱自清先生是位典型的谦谦君子。要让他来说说自己的文章，实在太难。如鲁迅一样，朱自清也写过一篇《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可是，这篇涉及新诗创作初期如胡适、周作人、康白情、冰心、宗白华以及“湖畔”四诗人汪静之、潘漠华、冯雪峰、应修人，甚至白采等的诗作者，却一字不提在当时诗坛颇有影响的自己，这叫人不得不有些遗憾。
但笔者还是见到一点朱自清的自评，而这有限的几句还是他人“逼”出来的。这是真的。
作家吴组缃是朱自清的学生。他在回忆自己听课时，谈到这么一件事。当时朱自清讲一门“新文学研究”课：“有一天同学发现他的讲演里漏了他自己的作品，因而提出质问。他就面红耳赤，非常慌张而且不好意思。半晌，他才镇静了自己，说‘这恐怕很不重要，我们没有时间来讲到，而且也很难讲’。有些同学不肯罢休，坚要他讲一讲。他看让不掉，就想了想，端庄严肃地说：‘写的都是些个人的情绪，大半是的。早年的作品，又多是无愁之愁；没有愁，偏要愁，那是活该。就让他自个儿愁去罢。’就是这几句……”
由此可见，朱自清对自己文章几乎全是批评还有点反讽。这虽不是准确的文章评价，却让我们对朱自清的为人有一定的体认。
老 舍：老舍没什么对自己整个文章的评议，但于语言方面却极有心得。他在《老舍选集
· 自序》一文中颇自负地说：“我很会运用北京的方言，发为文章。”这一点读者及评论家有一致的看法。他专有一篇文章，说到《我的“话”》。其中提到自己写的剧本：“我留神语言的自然流露，远过于文法的完整；留神音调的美妙，远过于修辞的选择。”还说：“我可是直觉的感到，我用字很少……”
对自己的几篇作品，他也略有评价。譬如说：“《断魂枪》、《上任》和《月牙儿》三篇，技巧都相当的有进步。”而这几部作品，在读者中评价也颇高。“至于《骆驼祥子》，则根本谈不上什么技巧，而只是朴实的叙述。它的好处也许就在此：朴素，简劲有力。”（《老舍选集
· 自序》）
他说《骆驼祥子》根本谈不上技巧，也许与一般的评价不一致，但特别指出的好处——“朴素，简劲有力”（也是作者自负的地方），也许一般的评价还关注得不够。
汪曾祺：汪曾祺的小说在“文革”后开一代新风，散文亦令人叫绝。其实他自己对此也是颇觉得意，不过在一般的文字中没有表达这种情绪罢了。
1987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一册汪曾祺散文《蒲桥集》。在不大的封面空白处，浅浅地印着一条广告提示：
齐白石自称诗第一，字第二，画第三。有人说汪曾祺的散文比小说好，虽非定论，却有道理。
此集诸篇，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间作小考证，亦可喜。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
![[204]十年封面](http://www.tzy2.com/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