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01-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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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巨手操纵，它让人看到：东方文化特有的“诗性”，渗透在东方人的灵魂深处，缔结着一根无形的文化纽带。
　　然而，无论精神多么超拔，诗意多么丰沛，最后必须落实到一套新的艺术语言上，否则一切都是白搭。这毫无办法，胳膊扭不过大腿，西方强势文化造成的，不只是一种趣味，一种时尚，而是一个全新的时代，一种不同以往的活法，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因此，对于丰子恺那样的典型的东方性情来说，“寥寥数笔”能否凝聚为一个蕴含新时代精神的艺术整体，就成了他能否以艺谋生的关键。竹久梦二给予丰子恺的最大馈赠，也就在这儿。
　　在丰子恺看来，竹久梦二的画风“熔化东西洋画法于一炉。其构图是西洋的，画趣是东洋的。其形体是西洋的，其笔法是东洋的。自来总合东西洋画法，无如梦二先生之调和者”（《谈日本的漫画》）。这是极高的评价。事实上，“子恺漫画”取法的，正是这种“中西合璧”式的艺术手法，正如俞平伯评价的那样：“既有中国画风的萧疏淡远，又不失西洋画法的活泼酣姿，虽是一时兴到之笔，而其妙正在随意挥洒。譬如青天行白云，卷舒自如，不求工巧殆无以过之。看它只是疏朗朗的几笔似乎很粗率，然物类的神态悉落彀中。”“以诗题作画，自古有之；然而借西洋画的笔调写中国诗境的，以我所知尚未曾有，有之，自足下始。”
　　对于二十世纪的中国艺术家，“融合东西”是一个迷人的口号，也是一个难以实现的艺术理想，多少人在这条路上努力、徘徊，有的辛苦一辈子，也没有探出一条成功的路；有的耍尽聪明，仅得昙花一现。道理说起来很简单：东西绘画属于不同的美学系统，背后横着巨大的文化背景的鸿沟，假如对双方没有真正的理解和精深的造诣，单凭热情和聪明，是完不成这种“融合”的。丰子恺的幸运在于，他自幼习诗文书画，有传统文化的“童子功”，后来又师从李叔同学西洋画，掌握了扎实的素描技巧和西洋画理论知识，可以说具备了“融合东西”的条件，在东瀛游学又及时地遇上竹久梦二这股强劲的“东风”，把他的灵性之火点燃，原先各行其道的西洋画技巧与传统的艺术修养，于此时融为一体，从此踏上一条左右逢源的艺术之道。
　　丰子恺与竹久梦二的艺缘，给人以复杂的联想。近代以降，在西方强势文化不可阻挡的攻势前，同处亚洲的中日两国表现出不同的反应，导致了不同的结果。博大深厚的文化传统、东亚世界“宗主国”的地位及优越感，与“泱泱大国”内部诸多不稳定的因素和难以调和的矛盾，使中国无法以正常的心态和有效的方式回应来自西方的挑战，从“中体西用”到“全盘西化”，陷于被动的狂奔与尴尬中，文化精神日趋分裂。而日本作为东洋的一个岛国——一个资源匮乏、文明起步较晚、缺乏原创而擅长吸取外来文化的岛国，却显得游刃有余，表现出灵活的应变能力和与时俱进的气魄，既没有狂热地“反传统”，摒弃固有的文化，又不遗余力地吸收西方现代文明，顺利地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成为亚洲一枝独秀的现代民族国家，跻身世界列强之林。于是，历史上曾是日本的老师的中国，不得不低下傲慢的头，向日本学习“现代化”的经验。惟其如此，才会有二十世纪初中国学子潮水般涌向东瀛、求学跳龙门的壮观场面。通过日本学习西方，成了当时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一条捷径。
　　这种将日本当作实现“现代化”、“西化”的样板和手段的现实主义态度，无疑是当时留日思想的主流，在紧张险峻、势不两立的中日关系背景下，其结果之不妙是可想而知的。“读西洋书，受东洋罪”，郭沫若的这句名言道出了留日学子的尴尬处境。身在日本，却对这个所谓“同文同种”的国家不感兴趣，甚至骨子里瞧不起，同时又不得不借助于它，并且受它潜移默化的影响，世界上还有比这更让人难堪的事情吗？在这样的处境下，文化选择上的偏颇在所难免。令人欣慰的是，在这种主流之外，还有“另类”存在，丰子恺无疑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以纯正的眼光和平常的心态观察日本，理解西方，不因西碍东，更不以西抑东，于是，东西文化交流更具建设性的内涵，东方文化内部绵绵不绝的活力，一起向他敞开。它给人这样的启示：文化上的亲缘，共同的历史文化记忆，有其自身的价值和生命力；西方强势文化的大规模介入，虽然造成了“东方文化共同体”的震荡和解体，但其深层的交流与互动，却没有也不会因此而中断。
　　（《丰子恺》文集，七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林纾晚年的“遗老癖”

　　
　　？　司徒允
　　林纾（字琴南）作为一个文人，终生以教书鬻文为业，虽六十岁以前属大清子民，且有举人身份，但政治上与清廷并无瓜葛，直至宣统退位，他仍保持着清纯的“处士”之身。可是，民国以后的十余年里，这位林老夫子竟以遗老孤臣自居，眷怀光绪，屡谒崇陵，进而与逊帝溥仪相通问，俨然成为清皇室的“忠贞义士”。
　　事实上，林纾三十一岁中举以后，求仕之心颇切。他先后七次千里迢迢自闽乡赶赴京城参加会试，沉浸于此近二十年，却均遭落第。戊戌变法失败，林纾悲愤之余，益感官场贪鄙，加之《茶花女遗事》大获成功，寄情译述亦可闻达，故从此绝意仕途。此一逆转，意志甚坚。其后，尽管礼部侍郎郭曾忻、邮传部尚书陈璧因推重林的才学而先后向清廷郑重推荐，却皆被林纾极力辞却。此时林氏自谓：“生平冷癖，提起做官二字，如同恶病来侵。”正是这副傲骨，使他对执意出仕的长子林圭也期期劝以不可。不过，斩绝宦情并非等于漠然时事。庚子以后，国事日非，林纾常怀“望阙心酸，效忠无地”的情绪，对光绪深致同情，期待这位明君有朝一日重操权柄，起振国运。因此，他对于“吴越楚粤之士至有倡为革命之论，闻之心痛”，曾“痛苦与言尊王”，以挽世道人心。当然，林纾常年译述西洋小说，间接受到西方社会观念之影响，对民权之说亦有深刻体认。及至宣统元年，面对“吾国当枢，皆乃庸才”，且一味拒绝立宪请愿的现实，他也不禁慨然长叹：“清廷将失人心。”辛亥前夕，他致书好友，抒发忧怀：“今日之中国如沉瘵之夫，深讳其疾，阳欢诡笑以自镇。”显然，此时的林纾对病入膏肓的清廷已不存什么希望。
　　值得注意的是，这时期林纾的交游中颇有些清政府的高官显宦，像早年被西太后罢斥、复出后荣任宣统帝师傅的陈宝琛，以及官至巡抚的张曾剔、沈瑜庆等人。然而林氏与之更为投契的却是一些愤世嫉俗、敢于直言进谏而郁郁不得志的言官，诸如高凤歧、江春霖之辈。林纾与他们在“时局破碎，士心日涣”的王朝末世，显然具有更多共同语言和情愫。不难想像，倘使林纾步入仕途，以其特有的狷介性情行事，必不见容于昏聩至极的晚清朝廷，难保不落得个斥逐山野的命运。就此而言，林纾中途放弃仕途欲念而折入卖文生涯，焉知不是“塞翁之福”？
　　故而，武昌起义硝烟散去，大局明朗之后，林纾从迷离的思想状态中挣脱出来，也顿觉畅快和轻松：“仆生平弗仕，不算为满洲遗民，将来自食其力，扶杖为共和之老民足矣。”宣统退位诏书颁布，京内庆贺“光复”，林氏更从中悟识到“人心之向背”，于是向老友表示“新正当易洋装”，全然一派“咸与维新”的气象。民国成立后，一向蛰居书室著文作画的林纾居然也作起书生议政的时评文章，对南北议和、政治统一等焦点问题大发议论，甚而出任倾向袁氏政府的《平报》编撰，亦不辞“为机关报做说客以取媚于政府”之讥，因为他自恃：“仆既不仕于前清，于新政府之民一也。”此时的林老夫子，尚无任何以前清遗老自命的迹象。此时他天真地以为，弊政已除，新制伊始，国人戮力同心，“兴实业，振军旅，广教育”，则中华有望矣。当然，在这“万物更始”的亢奋和希冀中，他没有忘记当年奋力变革的光绪帝，因而提示国人：“奉劝共和五族贤，回头须悯奈何帝。”民国二年（1913年）春，他独自赶往河北易县凭吊崇陵，借以发抒恋念故主之情。这种眷怀光绪帝的情绪，随着他对民国政治的极度失望而大大延展，终致成为其自甘遗老且颇显乖张的基因。
　　其实，清末以来对光绪帝寄予同情的大有人在，林纾并非政治中人，不存在利害关系，他的崇尚光绪帝，纯属一般士人的价值判断所致，这与他立意做共和国民似乎也并无扞格。然而，民国以后种种伤心惨目的现实促使林纾的社会政治倾向急剧折返。他为《平报》所撰百余篇《讽谕新乐府》集中表现了其对共和制下一幕幕政治丑剧的厌恶，其中相当部分反映了当时的客观实态。依他所见：共和之后，天下纷争，全不以国家民族为念，政客们只知党派，只顾个人势利，陷国家于“浑天黑地无是非”之境，社会的实际情形甚至还不如前清。这样，他便愈加感怀光绪帝，思慕那已成前尘往事的清季风光。其实际举动，便是愈加虔诚地频繁哭谒崇陵。林纾晚年先后十一次谒崇陵，并撰文作诗绘画，志念谒拜感受。到第五次谒陵归来，他便吟出“老来早备遗民传，分定宁为感遇诗”了。
　　林纾暮年自甘遗老，除不满现实的原因之外，还与他以古文自负、刻意追求传统伦理价值的文化特性有关。林氏以译书得著名声，说来也是大器晚成：林纾之名风行南北之际，这位“冷红生”已届知天命之年。既然“不审西文”，却能以古文功力转译西书，那么受世人欢迎的与其说是异国风情，莫如说是自家那冠绝一时的桐城古文（虽多少已有变异）。无怪乎，林老夫子越是名声远播，他便越加嗜古如命而自甘酸腐。非但如此，由于对现实政治的某种幻灭心理，使得他不自觉地将道统、政统合二为一，从而在内心聚集起一个日渐牢固的“遗老情结”。
　　林纾以古稀之年不辞远途屡谒崇陵，迭发悲声，虽不曾感动上苍，起到挽回世道沉沦的功效，却使蜗居紫禁皇城的逊帝溥仪从中看到些微希望，亦颇为感动。林纾二次谒陵不久，溥仪便书写“四季平安”春条一幅相赠，从而使林纾与清皇室有了直接关涉。这其中的牵线人显系陈宝琛。陈备受逊帝崇信，言听计从自不必说，林与陈则为同乡，彼此交往颇契。陈师傅教读溥仪，林氏著、译亦在推荐读物之列。溥仪自述十三四岁时所读书中，即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说部丛书》，而内中林译小说占相当比重。至于古书，这位少年废帝则“读的不少，时间也不短”。林纾编撰《左传撷华》一书甫竣，陈宝琛便将之进呈溥仪，溥仪读罢全书颇满意。陈转述于林，林又呈送自绘扇面，溥仪览之不禁深深叹服林的才华，遂手书“烟云供养”春条相赠，并允许陈宝琛将内府名画带出任林纾鉴赏。对此，林纾视为“三公不与易”的恩典，特将京寓春觉斋改名为“烟云楼”。正是由于与小朝廷的这番关联，当1918年春一些议员愤于“丁巳复辟”提出削减优待清室条件时，林纾即以“六十七岁老民”名义投书参、众两院，曲意为“少帝”开脱，力争仍如其旧，一切从优。这一“忠义之举”，博得溥仪第三次向其颁赐春条，曰“有秩斯祜”。
　　不过，林纾对清皇室的忠诚并未仅仅表现于“外争”，还进而发展到“内劝’。1919年冬，他写信给陈宝琛，请陈和另几位“帝傅”奏请溥仪节省宫中用度，遣散太监，以免皇室“坠人窘乡”。此番“忧上”之心，颇有犯颜进谏之概，溥仪做何反应不得而知，但在正统遗臣们看来，林氏此举不免越俎代庖，违礼太过，不知身份。此前，林纾以布衣之身频谒崇陵，业已招致“沽名作伪”的讥讽，而今竟然对内府事务指手画脚，遂使一些皇亲近臣大感不快。郑孝胥甚而致函林纾，对这位乡试同年的若干言行不无微词。然而，林纾却我行我素，不为所动，明确自认：“谓为中落之家奴，念念不忘故主，则吾心也。”摆出一副愚忠不畏笑骂的姿态。1922年底，溥仪大婚，七十一岁的林纾不顾病后体乏，特绘四镜屏呈进。溥仪感其诚，亲书“贞不绝俗”匾额赐赠。林大为感激，撰成《御书记》，内云：“呜呼！布衣之荣，至此云极。一日不死，一日不忘大清。死必表于道曰：‘清处士林纾墓’，示臣之死生，固与吾清相终始也。”至此，林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