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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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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些诗歌中,作者不像以前的诗人那样置身事外,而是就把自己作为悲惨生活和艰辛劳动中的一员。如利登的《野农谣》,揭露讽刺州县官员“劝农”的把戏。劝农,似乎是关怀农民,可是,农民种田原为衣食,何用官府来“劝”?农民不识字,张榜劝农有何用?它只不过是例行公事的官样文章而已,说穿了,是为了秋后收税。诗的末尾说:
  今年二月春,重见劝农文。我勤自钟惰自釜,何用官府劝我氓?农亦不必劝,文亦不必述;但愿官民通有无,莫令租吏打门叫呼疾。或言州家一年三百六十日,念及我农惟此日。
  钱钟书《宋诗选注》说:“唐以来讲‘劝农’的诗很多,像利登的同时人郑清之、许及之、刘克庄、方岳等就都写过这类诗篇……也都是打着官话,只有利登这首和谌祜的《劝农日》反映了惨酷的真实情况,说出了人民的话,揭穿了官样文章。”有理由相信,利登所描写的,可能就是亲身感受和体验,表达的就是自己的愤懑和怨恨。
  江湖诗人的“俗”,也表现在描写俗世俗人。读江湖诗人的诗歌,常常能感受白话化、世俗化的冲击,“诗至庆历后,惟畏俚俗”已被冲击得溃不成军:
  小雨初晴岁事新,一犁江上趁初春。豆畦种罢无人守,缚得黄茅更似人。(利登《田家即事》)
  芦花荷叶晚秋天,雁影横斜远水连。频唤买鱼人不应,偷忙撑入怕官船。(俞桂《买鱼》)
  这些诗与以往的山水田园诗不同,丝毫没有高蹈出世之情和士大夫格调,作者特别关注平凡而有情趣的细节,对平常琐细的生活表现出特别的欣赏,写来字里行间充满平民欣赏趣味和民间气息。
  有俗境则有俗人,江湖诗人笔下的俗人千姿百态,世相纷呈。这里有家境清寒的士子,“寒儒家舍只寻常,破纸窗边折竹床”(戴复古《家居复有江湖之兴》);有送儿读书的农夫,“田夫龙钟雪色髯,送儿来学尚腰镰”(《陈鉴之《题村学图》》;有偶尔进城的村翁,“为了官租才出市,归家夸说与乡村”(朱继芳《城市》);有忙里忙外的村妇,“抱儿更送田头饭,画鬓浓调灶头烟”(叶绍翁《田家三咏》);有潦倒一生的老儒,“窗下老儒衣露肘,挑灯自拣一年诗”(刘克庄《岁晚书事十首》)。这些俗世中的众生相,农夫田妇、家僮奴婢、贩夫走卒、媒人倡优、巫医相卜、乞丐僧道,活灵活现,构成了南宋中晚期底层社会生活的画卷。而且,这些俗世俗人形象,在以前的诗歌中很少出现过。
  江湖诗人的尘俗还在于语言的平易通俗。本来就平民意识浓厚的江湖诗人纷纷有意识地向流利浅易发展,“作文字如写家书”,线性思维平易顺畅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江湖诗人诗歌创作主流。有些江湖诗人还大量运用口语俚语。如危稹《接客篇》:
  接客接客,高亦接低亦接。大儿稳善会传茶,小儿琅跄能作揖。家人不用剪髻云,我典《唐书》充馔设。《唐书》典了犹可赎,宾客不来门户俗。
  将传统诗歌的常用语汇与日常生活语言、俚语俗谚用近乎文章的语序组合,一扫江西诗派的学究气。本书作者据此认为,这种语言形式上的俗化,是江湖诗派对传统诗歌的重大改革,它从上远接元、白,而从下遥启五四白话诗。这样,书良先生独具慧眼地发现了江湖诗派之俗的真正价值。
  南宋正是雅文化衰落、俗文化逐渐兴盛的转折时期,说话、南戏这类以市井小民、田夫野老为受众的俗文化蓬勃发展,江湖诗人生活在市井小民中间,对俗文化的耳濡目染是不争的事实。乐雷发有首《秋日行村路》诗:“儿童篱落带斜阳,豆荚姜芽社肉香。一路稻花谁是主?红蜻蜓伴绿螳螂。”在豆荚、姜芽、社肉、稻花等俗物营造的环境中,红蜻蜓配上绿螳螂,给人以“尘俗”的感觉。这种尘俗感觉,使人耳目一新,让人仔细品味俗文化的滋味,从而在底层的世界同样得到另一种审美的享受。应该说,西施贵妃们的香体和引车卖浆者流的浊汗,都可以成为画家笔下美的素材。江湖诗人的情怀学养,难以和北宋的苏、黄相较,面对俗人俗世,他们无法转化为雅,因而他们就勇敢地“以俗为俗”,用平民的眼光对待一切,这才是江湖“尘俗”的积极意义所在。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看,这正是南宋中后期平民意识涌动的体现。
  “唤起江湖千古事,听涛馆外雨潇潇”。本书作者书良兄是一位极具个性的江南书生。他出生于千年学府岳麓书院,童年即攻读国学经籍,青年历经磨难而矢志不渝,以一搬运工人而考取武汉大学古代文学研究生,深受朴学家吴林伯教授赞赏;回湘后长期担任省社科院文学所所长,著述为学界推重。有斯人也,有斯著也!
  注释:
  〔1〕《十三世纪的诗坛劲军——谈南宋江湖诗派》。

  人性之我的真情流露

  
  ——《柔石日记》读后
  ? 魏邦良
  我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是读了鲁迅名篇《为了忘却的纪念》才知道柔石这位作家的。从鲁迅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和柔石的关系非同寻常。
  在鲁迅笔下,柔石善良、厚道,品德近乎完美,这样的人当然令人油然而生敬意,但却让人敬而远之。不过,笔者最近偶然看了一本《柔石日记》,这才发现,柔石有杰出、高尚的一面,也有凡俗、普通的一面,而且普通得和笔者不相上下。
  柔石找鲁迅的最初动机是为了解决生计,为稿子找出路。柔石在给兄长一封信中也谈到此事:
  福已将小说三册,交与鲁迅先生批阅。鲁迅先生乃当今有名之文人,如能称誉,代为序刊印行,则福前途之运命,不愁蹇促矣!
  柔石找鲁迅的动机谈不上高尚,但也不能算市侩,换了任何一个人,处在同样的困境,恐怕也会产生同样的念头。
  在敌人的牢房里,柔石大义凛然,义正辞严,显示了一种大无畏的勇气;而在《日记》中,柔石显露了另一种勇气——自揭其短,自剖其心。
  二月十一日
  一回想我这半月来的生活,我就不觉的泪珠流出眼中了!我的身陷入堕落破坏的生活之网里,我竟成被擒之鱼了!……每天起床总是日上三竿,非但邻家的小孩,说他的早餐早已吃了,就是我家的炊烟也早毕歇。
  ……夜里简直无从说起,不知做些什么事,大概和黑暗之气同化而同去了。然而刺激性和兴奋性异常强烈,同房异床计也破坏了,反而夜夜要求她。是结婚到现在所没有的奇怪,心如火一样,安慰的是温暖的柔身,简直自笑是成了蝗虫了!……以至精神愈萎靡,身体愈疲乏,日出三竿,才能起来了!书籍只有在身后自形懊伤,我也没能力去安慰它。学校中的理想只有任它在九霄云外怨恨,我更没有法子去追悼他。竟之,我是个沟渠中的孑孓,堕落青年了!
  因为看不到理想,人就变得萎靡颓废,内心的苦闷也就通过性的方式发泄出来。梦醒了而又无路可走的青年,恐怕都有过类似的消沉、挣扎。看了这则日记,我们感受到了柔石当年的苦闷。
  十月十日
  一场好梦,也是我做客他乡的安慰。我眠在一间华美的房的床上,在我脑中袅娜的意人儿,坐在我的身边。许多人忽然出外了。我就邀伊同睡,好似对我的夫人一样。伊再三说不好,这在我们有礼教的关系。我恨极礼教,而且说伊是一个未明了人生问题的女子。最后,伊的娇态终为肉欲所感动,伊的贞洁终为我的真义所战胜了。
  在道学家眼中,柔石的“一场好梦”也许是一种邪念的体现,因为,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做这种“不健康”的梦定然源自内心深处一种不洁的念头。但我同意柔石的看法,这是“一场好梦”,也是他“做客他乡的安慰”。在我看来,柔石越做这种放纵的梦,越表明了他当时的生活之严谨。白天循规蹈矩,不越雷池半步,夜里,在梦里,就难免“越轨”了。
  五月二十三日 今天的这一次举动——兽性的指头行为,真使我痛骂自己不是一个人,还不值得撕碎喂那头野狗!实在想不通,所谓人是如是的一件东西。所谓有神圣的心灵的人类,也是如是做的和下等蝗虫一样的动物!外界的刺激,真不知道是怎样一种刺激,竟使我内心的肉欲火焰猛烧起来。自己是知道的,这是一种青年的罪恶,用了多少清凉的水来倒注——看书呵,散步呵,和朋友谈笑呵,结果仍然无效。我也认清,这有一种特别的内部发泄作用,成于精神的不安宁,和思想的不正当——早晨三点钟时不安眠,所以有这一次的结果。
  其实,柔石没必要为此自责,因青春期骚动而染有此癖者,大有人在。这算不上罪恶,如果是偶或为之,恐怕连缺点都算不上。柔石把这一行为斥之为“兽性的指头行为”,并因此“痛骂自己不是一个人,还不值得撕碎喂那头野狗!”实在有点小题大做。从柔石的强烈自责中,我们实在可以看出柔石的过于纯真的一面。
  谢泳曾说:传记不如年谱,年谱不如日记。诚哉斯言。别人写“自己”,如同雾里看花,终隔一层;自己写“自己”,才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在鲁迅笔下,柔石是个腼腆的不善交际的人,尤其和女性在一起,他显得很拘谨:“他的迂渐渐的改变起来,终于也敢和女性的同乡或朋友一同去走路了,但那距离,却至少总有三四尺的。”
  柔石不善和女性交往,但他很尊重女性,对重男轻女者十分反感。柔石的同乡魏金枝曾说:“柔石是非常热忱的,对于他所敬佩或处境困难的人,总是无微不至地加以体贴,有时甚至带些母性的温柔。对于女性的照顾,也是如此。据说,他对自己的子女,也是特别疼爱他的女儿,往常出门,总是带着女儿,向重男轻女者表示抗议。对于侮辱女性的人,他总是特别强烈地厌恶他们,甚至和他们绝交。”
  说柔石“迂”、不敢“和女性的同乡或朋友一同去走路”,也许不太确切,至少,柔石的妻子吴素瑛不会同意这种说法。早在柔石在杭州读书时,吴素瑛就因为丈夫和一个未婚少女通信而和丈夫争执起来,以下是二人的对话:
  “我不明了你这话!还有,你对胡君说,将来定走两条路。”
  “什么两条路?”
  “一条,你说过又忘记了吗?剃发入山,想做和尚;一条,宿娼娶妾,想入下流。到底什么意思想出这二条路来?你毫不顾念到我吗?”
  “我们要好了的朋友谈天,常有一时想到,不顾前后的话。很多的毫没意思。不过,譬如你方才对我的态度,很使我想到这两条路上去。你自己想想,我不过一句平常的话,你就看作霹雳在你的心里响一般厉害,好似我是一个堕落的恶棍,你是太冤枉而欺侮我!我生了二十二年,对于过去一切行为,我毫没有负人一回的事情,何况对你!”
  “同未出嫁的姑娘通信是应该的吗?”
  “也并不应该?……好的,不应该罢!”
  “我一切可随你,我决不阻挠你心上所计划而将来要做的事情,我也没能力来阻挠你!我更和你讲,假如你有心爱的,你确好同她重结婚,你的父母不承认!我也代你设法。”
  “不许再讲这话!因为你的话,是越讲越没道理!我想不到你的心存着对我是这么一种颜色!素瑛呀!辜负了共处的这四年,你我心灵之域上还隔着这样辽阔的沟,不过,今夜决不要再说了!”
  那时候,柔石的确没有外遇,所以,吴素瑛的怀疑是冤枉他了。然而,作为一个局外人,我却不忍责怪吴素瑛的疑神疑鬼。男人是文质彬彬的书生,且长年在外读书;自己是土里土气的村妇,且大字不识几个,害怕男人有外心,担心自己被抛弃,也算人情之常。事实上,当柔石从家乡跑到上海后,吴素瑛担心的事到底还是发生了。
  在杭州读书时,柔石起码寒暑假还是回家的,等他到了上海后,便经年累月不回家了。妻子吴素瑛的也就越来越不放心了。请看柔石1929年的一则日记:
  十一月二十六日
  昨天接到父亲底信,云:帝江弟妹(柔石的子女——笔者注)均小病,景况萧瑟,药石为难;且年成荒歉,告贷不易。素瑛一心要出外,意不愿任我一人在外,逍遥自在。于是母亲叮嘱我年内归家一次,以安家人之心。我读了信,心灰意冷!问自己不知如何解脱。
  吴素瑛后来有没有到上海找柔石,我们不得而知,但柔石没有回家却是肯定的,因为,其时,柔石已和冯铿坠入爱河,他正苦苦思索“如何解脱”的办法,不过,两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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