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版辞海 的印象-第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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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彦修书屋品茗
一、沿革与“辞海精神”
《辞海》新版在一九九九年九月正式出版。按解放后的规定，《辞海》一九七九年、一九八九年、一九九九年三次均有重大修改，实应为新《辞海》的第一版、第二版、第三版。尊崇草创者是中国人的优良传统。《辞海》本创于抗日战争前的中华书局。据李春平先生《辞海纪事》一书详载，老《辞海》策划、启动，始于一九一五年。时中华书局主持人陆费伯鸿先生决心编出此项中国集单字、语词兼百科于一体的综合性大辞典。中华书局是私资企业，而此种大型辞典长时期内是只有投入而毫无产出的。其难能可贵，令人钦敬。老《辞海》自一九一五年秋启动后，至一九二八年止，时作时辍，不仅只有投入，而且事业已陷于停顿。但陆费先生壮志不减，不惜继续作此并无回收保证的源源投入，自一九二八年起专聘舒新城先生担任辞海编辑部主任，先后在南京、杭州、上海三地辗转设立辞海专门编辑机构，终于在一九三六年正式出版了《辞海》两巨册。当时抗战军兴，虽印数不甚多，但已声动全国。时至今日，人们仍不能不为陆费伯鸿先生为发展祖国文化事业的不朽精神所感动。
至于解放后于一九七九年正式出版的新《辞海》，则发起修订者仍为原中华书局辞海编辑部主任舒新城先生，而由毛泽东主席于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七日在上海正式决定修订老《辞海》，并将此任务交托上海市党政领导机关负责完成。此事之得以终于实现，并在今天出了第三版，根本的成功因素，还是在上海市党政机关于一九五七至一九六五和一九七八至一九九九年两段时期有力而正确的支持和领导。没有这根本重要的一项，新《辞海》的出版是不可能的。
《辞海》之得以有现在的水平出版，它的经历是很曲折复杂的。《辞海纪事》载，由上海市委确定以舒新城为编辑委员会主任的辞海编委会，于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四日成立，并开了第一次会议。会议有市委文教书记石西民参加，在这次会上确定了修订《辞海》的三项指导方针，为政治性、科学性、通俗性，这是在当时“大跃进”热浪中的产物。其中科学性一项自是十分正确，而政治性、通俗性两原则则很难掌握，并且容易使释文产生不适当倾向。之后，一九五九年秋至一九六○年春发动各高校学生以至工厂工人在几天或十多天赶写出来的油印稿，即所谓大兵团打歼灭战形成的作品，自然无法考虑。这是当时“大跃进”也即发动全民写诗时代造成的弯路，不能由某一人负责。
但这一提法和做法属于此路不通的性质“废稿盈室，难予卒读”，我曾反映此意。于是编委会的常务负责人们，吸收广大专家及出版工作者的意见，决定改为由专家重新编写，并提出了“知识性、正面性、稳定性”的写作原则作为前述三性的“补充”。但在实际执行中，自然而然地就只提后面这三项原则了，这当然是对的。事实上，任何工具性的辞书都只能是知识性第一，只要提供的知识正确可靠，科学性也就在其中了。同时提出在文字表达上，必须“四至分明”，即该说的话决不可少，不必说的话，则一字一句都不宜有，谨守疆域，万勿越界（上海习称为“越界筑路”）。这些从专家中来的好意见，由石西民总结起来，在一九六一年二月敦请全体编写人员集中在上海浦江饭店从头做起之前，由石做了一个重要报告加以阐述。从此，这些原则就没有动摇过，起了根本上的指导作用。这样的浦江饭店集中修改，前后竟有几次之多。因此，在确定航向上，石西民起了重大作用。
笔者作为辞海编辑所的一个基层工作人员，曾多次到某些修订小组去旁听过。去得较多的是哲学组，这因为该组涉及范围广，可借此长点见识。他们的内容包括中外哲学理论、哲学思想史、哲学家传、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经学、宗教哲学及逻辑学等，而专家学者则包括周予同、全增嘏、冯契、胡曲园、严北溟、傅季重、徐孝通、汤志钧等，均可谓一时之选。其中有一两个专家据说是全国仅有的。我看见他们从一个个选词讨论起，有的释文还写在小黑板上逐字逐句讨论。这种认真精神，各科大都差不多。为了争取时间，有些专家晚上就住在浦江饭店，我至今还记得的有复旦大学教授、语文学家吴文棋、戏剧学家陶雄等。至于辞海编辑所的编辑人员一般也都是很认真负责的。举一个小例子：一九六一年第一次浦江饭店修订时，辞海编辑所的实际负责人（副主任）杭苇，就亲自狠抓火车自动挂钩脱钩问题的考定，终于由专家反复考出，证明这是美国人早发明的，中国当年叫做“詹天佑钩”是不对的。又如，我本人一九七八年夏调到北京以前，曾于该年五月先去过北京一趟，辞海编辑所的新负责人束纫秋临走前交给了我一个任务，说《辞海》（未定稿，一九六五年出版的）上对林伯渠及另一同志（名已忘）的释文太简单，评价也很低（北京审改的），我去京如能见着有关领导同志，可代请示一下。后来我见着了，也得到了详细回答，其中关于林伯渠同志谈得很详，全是我闻所未闻的高层机密，并说这些全属无稽之谈，照实重写就是了。我举这两个例子，是说明辞海的编辑部门大体上已形成了这么一种作风，抓住一切机会认真、负责、仔细、一丝不苟、不尚空谈。
《辞海》的插图也很值得提一下。全部插图均采用细线条精美勾画，其中画科技插图者为陈浩雄，画植物、动物插图者分别为某两位插图老专家，画人物者为赵宏本、颜梅华等同志。我奉命以编辑部综合组名义同该组联系，主要是商量某些历史人物插图时的注意之点。人物插图有些还先画出草图经编写组研究后再正式画。第三版除彩图本外，《辞海》插图至今仍采用此种形式，其精美程度恐怕算得中国出版史上的空前佳作了。
江泽民同志给一九八九年版《辞海》的题词是：“发扬一丝不苟、字斟句酌、作风严谨的‘辞海’精神，为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而努力。”这对于参加《辞海》编写、出版的所有工作人员，当然是一种极大的激励和光荣。这种“辞海精神”如果发扬光大下去，那么，它的贡献就不仅限于编成几部书了——因为，这一点显然比编一部书是重要得多的。
下面，我选择了十条中国辞目，十条外国辞目作为例证来对新版《辞海》作一点儿考察。总的感觉是很不错，比我预期的要好，我觉得写得比较好或相当好的条目占绝大多数。下面列出辞条名，并略介其释文大要，有的引用几句原文，一般也谈谈我的一点浅薄看法。当然，这些都是比较难写或很难写的条目。
二、例证：中国方面的
1．“孔子”（中卷，3l75页，有插像）是一长条，总的说来全条均以事实说话，从释文可以看出，全条是以肯定语气为主，批评为辅。这恐怕比较符合实际，符合这二十年来学术界的主流看法，也符合全球华人的共同心理状态（但这不是说“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革命进步口号就有什么了不起的“罪过”了）。释文较全面地介绍了孔子的经历、事业和编著业绩，之后，寓评价于事实介绍中的一长段写得相当精采：“其学以仁为核心，认为‘仁’即‘爱人’。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等论点，即所谓‘忠恕’之道。又以孝悌为仁之本；以为‘仁’的执行要以‘礼’为规范，他说：‘克已复礼为仁。’‘仁’以维护贵族等级秩序为目的，但也表现了对一般人的重视。在世界观上，相信有人格意义的‘天’：‘获罪于天，无所祷也’，但又把天看成自然之物；重视祭祀，但又怀疑鬼神的存在：‘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相信天命，强调‘知命’，‘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但又重视人为，在生活和学习上取积极态度。在认识论和教育思想方面，承认‘生而知之’、‘惟上智与下愚不移’，但强调‘学而时习之’，提倡‘不知为不知’的求实态度。注重‘学’与‘思’的结合，提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和‘温故而知新’等命题。主张‘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并有‘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但鄙视‘学稼’、‘学圃’。在美学上，主张‘依于仁，游于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强调美与善的统一。提出诗可以‘兴’、‘观’、‘群’、‘怨’。政治上提出‘正名’的主张，认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应实副其‘名’；在维护贵族统治的基础上提倡德治和教化，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并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论点。自汉以后，孔子学说成为两千余年传统文化的主流，影响极大。封建统治者一直把他奉为圣人。”以上引文是释文中的重要段落，看来是实事求是的，其中“封建统治者一直把他奉为圣人”一句，措词或可再酌，因为今天全球奉孔子为圣人的还多得很：它已成华人民俗的一部分了。而且这是有相当大的合理性的，这同崇拜关公之类根本不是一回事。当然对孔子的这个写法还是仅供参考的，同所谓“结论”并无任何关系。
2．“法家”（中卷，2535页）是一中长条目，约相当于孔子的一半，其中重要的一段释文是：“法家主张‘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商君书·更法》。要求巩固封建土地私有制，建立统一的君主国家。提出重农抑工商的观点。提倡耕战政策，以农致富，以战求强；厉行严刑峻法，监察官吏职守，建立官僚制度。法家为实现其政治主张，曾和旧贵族进行过激烈的斗争。”这条也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介绍，似无可非议。不过，我觉得是否还可稍详一些，因为中国历代的封建统治者，原则上都是外儒内法，儒表法里，所以多说几句有好处。
3．“秦始皇”（下卷，4593页，有插像）在叙述了秦始皇的各种功业后，说：“这些措施有助于巩固统一和推动经济、文化的发展。为了加强统治，销毁民间兵器，焚烧过去各国的史书和民间所藏的儒家经典及诸子书籍，坑死以古非今的方士和儒生四百六十多名。实行专制主义，严刑苛法，租役繁重，加以连年用兵，广大人民痛苦不堪，他去世后不久即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这解释也是比较客观而稳重的，文中有“广大人民痛苦不堪”句，接近评论，但也是史实，不属于抽象褒贬。惟将“方士”也放入“以古非今”类，在文字表达上不知是否科学？
4．“曹操”（中卷，3957页，有插像）在叙述了曹操的功业后，说：“他在北方屯田，兴修水利，解决了军粮缺乏的问题，对农业生产的恢复有一定作用；用人唯才，罗致地主阶级中下层人物，抑制豪强，加强集权。所统治的地区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精兵法……善诗歌，《篙里行》、《观沧海》、《龟虽寿》等篇，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并反映汉末人民的苦难生活，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散文也清峻整洁。”释文中说他“解决了军粮缺乏”问题，用字似可商榷，恐怕以说“减轻了”较好。曹操本人即是当时制造了人民大量死亡的关键人物之一，要真“解决”恐是难于办到的。伟大的是曹操敢于承认这个事实，在自己的诗中说，“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等，是使他“念之断人肠”的悲痛事情，历史上古今中外有没有第二个这种身分的人这么坦白地承认过？！
5．“朱熹”（上卷，228页，有插像）是一长条。由于这个人在中国文化和中国封建统治中的特殊重要性，在学者和思想家中，孔子之后恐怕就要数他了，介绍偏长是应该的。其中有一部分是寓评论于介绍中，如：“在哲学上发展了二程关于理气关系的学说，集理学之大成，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世称程朱学派。”“强调‘天理’与‘人欲’的对立，要求人们放弃‘私欲’，服从‘天理’。”“他的理学后来一直成为封建地主阶级统治人民的理论工具，在明清两代被提到儒学正宗的地位。”“他的博览和精密分析的学风对后世学者很有影响。”对朱熹这人在介绍中不可能不具有一定的评论性，上引这些带评论性的介绍，恐怕可以算是比较客观的，是史实已经完全证明了的，据我看，不属于戴帽子的性质。但他的理论恐怕不仅是地主阶级统治人民的工具，而首先就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伦理以至法律的准绳，这类习惯性措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