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最伟大的心理学实验-第2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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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德尔认为，记忆制药公司研发中的药物可望在10年内上市。研发这种药物并非为了治疗老年痴呆症，而是解决战后婴儿潮一代迈入老年后出现记忆衰退的问题，如，记不起钥匙放在哪里，或是话到嘴边就是说不出来。实验中的药物叫磷酸二酯酶–4（Phosphodiesterase…4，PDE4），目前PDE4在老鼠实验中效果卓著，即使是年纪相当于人类80岁的老鼠，也能像年轻老鼠一样，穿梭迷宫，来去自如。
坎德尔称之为“红色小药丸”。坎德尔的实验造成了巨大的影响，综观20世纪心理学实验，无人能出其右。
药物虽未上市，但已经引发了诸多道德争辩。坎德尔表示这种药物是为治疗因老化而导致的记忆缺损。然而若干科学家表示，老化导致的记忆缺损早在20岁就开始了，难道我们要鼓励大学生尽早服用这种红色的药丸？也许在准备高考时，他们就该服用这种药丸了。会不会有公司要求员工必须服用这种药物？或是有人觉得必须服用，才能跟得上那些已经服用了这种药物的人 ？＇…＇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伦理问题。这种药物如果能帮助我们建构、储存记忆，那就等于掀开了覆盖过往的黑布，让过去的点滴都摊晒在阳光下，让我们不由自主地想起许多根本不记得的细节，这些无关紧要却历历在目的细节，会对我们产生什么影响？这种药物原本想让我更有活力地迎向未来，却反而让我们陷入了钜细靡遗的过去，让我们无法专注于当下。
增强记忆的药物可能导致的问题多不胜数。没有人知道CREB的发现对我们的现在与过去有什么影响。就算这种药不会让回忆如洪水般涌上心头，那么有没有可能会让现在的印象太过鲜明，盘踞不去，反而造成更大的困扰？抛去不重要的琐碎细节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进化动力，它让我们得以在远古时期形成的平原上进化出高科技的现代社会。
我想知道，有人想过丧失记忆的好处吗？记忆是部庞大喧嚣的机器，既让我们深陷过去，也让我们忧心未来。我们忙于回忆过去，幻想未来。事实上，预想未来也是种记忆，不管我们投射何种期望，都是基于过去的经验，因此我们很少活在当下。也许我们都不了解全然活在当下，不受时间左右是什么感觉。动物也许知道，因此它们似乎比较快乐。申克（David Shenk）的杰作《遗忘》（The Forgetting），引述了老年痴呆症患者的叙述：“以前我不知道，得这种病竟然能让我感到平静。人生舞台的幕布缓缓放下，生命看起来竟是如此美好。”也许亨利也有类似的感觉吧。对他来说，每一次吃到草莓，都是第一次；每一次看到雪花缓缓从天而降，都是全新的感受；每一次内心的感动，都是全心全意！
没有遗忘，人类将会怎样
坎德尔一定知道拥有太多记忆的危险，人脑也需要适度的遗忘。神经病学文献中有项知名病例，主人公是S，21岁时接受了俄国医生卢里亚（A。 L。Luria）的治疗。当时20岁的S记忆力极佳，任何4栏数字组成的数列，只要看过一眼，他都能记得住。卢里亚对S进行了多年测试，最令人惊讶的是，即使多年之后，S依然记得自己曾经看过哪些数列。他甚至能在20年后，依然记得报纸上哪篇报导印在哪个位置。
然而S却有严重的问题。他无法从阅读中感知意义。他只需6分钟便能看完近千页的荷马的长篇巨著《奥德赛》（The Odyssey），且能一字不漏地复述出来，但他完全不理解其中的意义。S无法解读对方表情的含义，他专注于对方嘴角的细微运动，却无法判断这个微笑是发自内心的，还是伪装出来的。S认为自己终生都无法解决这类问题，他终日独居，漫无目的，空有绝佳的记忆力。
还有许多人，尽管不像S那样拥有绝佳的记性，但也需要遗忘。他们脑中不断浮现出惨烈的战争场面，或是童年遭受的某些伤害。我们都希望记住事情，但同样也需要遗忘的能力。
坎德尔可能会否认他其实也想研发抑制记忆的药物，事实上，这也是记忆制药公司研发中的药物。坎德尔会辩称他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纯粹是出于学术上的热爱，只为了感受发现的快感。然而谁知道呢？坎德尔发现CREB时，也发现了作用相反的物质。他发现正常的人脑原本就有遗忘的机制，关键在于一种名为钙调神经磷酸酶（calcineurin）的酵素。1998年坎德尔等人大胆推论，老鼠具有掌管钙调神经磷酸酶分泌的基因，他们发现老鼠的大脑皮层仿佛不沾锅，任何事情都无法久留。
记忆制药公司或其他药厂，能否研发出这样的药物呢？特利已在研发类似的药物，一旦上市，创伤受害者在24小内服用，就可消除创伤记忆及当天所有记忆。如果有人经历了可怕事件、恐怖袭击、飞机失事、他人恶意攻击等创伤，服用这种药便可有效消除创伤后的心理障碍。消除创伤只需一颗胶囊，里头掺了忘川的水，冥王就是用这水消除死去魂魄的过往。
坎德尔从前在集中营的悲惨遭遇，总像未曾远去的阴魂。由此看来，他应该会对让人遗忘的药物感兴趣。坎德尔预见到这种药物涉及的道德问题了吗？如果再发生屠杀异己的事件，是否就可以让幸存者服用这种药物，消除其记忆，也消除随之而来的谴责？歹徒是否可以先让受害者服下这种药物，以此除去重要的罪证？没错，坎德尔确实考虑到这些事。所以尽管他找出与遗忘有关的分子化学过程，但他和记忆制药公司的CSO（首席问题官）乌特贝克并不积极研发这种药物。
此时坎德尔正将心力投注在回忆录上。我在一个晴朗的春天见到他，阳光透过窗户，照进他的办公室，坎德尔正在整理他的回忆录。他挥舞着一叠纸对我说：“你看，这是我的回忆录，我刚开始写，希望来得及完成。”
他把那叠稿子放在茶几上。我们分坐茶几两边，我想拿起稿子瞧瞧，不过我知道这样做很不礼貌。坎德尔的眼光从手稿上移走，望向窗外。他说：“集中营与我近在咫尺。我想尽可能将这些记忆宣泄出来。”
坎德尔告诉我，他几个月后要去维也纳。他正在筹划一场座谈会。我以为是和科学有关的，但他说不是。他说：“其他的欧洲国家都已面对纳粹屠杀的历史，但奥地利至今仍未坦然面对。我打算举办这场研讨会，帮助奥地利面对过去发生的事。”
我想像他到时候会拿个针筒，里头装满含有CREB的强效药剂，为奥地利这个国家打上一针，让所有混杂纷乱的思绪，全部回到“水晶之夜”事件发生的时候。坎德尔的成就，虽始于极其微小之处，但有着极为庞大复杂的内涵。他一贯采取简化的研究方法，但成就却远远超出各项实验的总合。
红色的小药丸能改变什么
和坎德尔见面几天后，我来到麻省理工学院所在的坎德尔广场，四周有好几家咖啡馆和书店。我在波士顿住了一辈子，却从未到过这里。这里是学术的殿堂，成群的学生紧握手机，快步经过我的身边。我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只是漫无目的地走下去。春天的空气弥漫着淡淡的肥皂香味，闻起来很舒服，木兰花盛开，让我想起坎德尔的红色小药丸。
我想，会不会有一天，我们不仅可以返老还童，而且还可以吃一颗药丸就能长生不老，我们会想要这样吗？可以看到百年后的子孙到底好不好？如果这样，我们是否丧失了某些人类的本质，毕竟生死循环是记忆的开始与终结，也建构了生命的原形。坎德尔带领我们到达了更高的认知层次，但有时我们会发现自己正腾空旋转，毫无立足之地。
此时我看到一位年纪很大的老人，靠在护士身上，沐浴在阳光下。在旁边那栋建筑的斑驳的大门上写了些字，我眯起眼睛，看到上头写着“精神科门诊处”。亨利不就住在那里吗？我知道那位老人不可能是亨利，却不禁这样幻想。我沿着人行道走下去，这位长者眼神呆滞，在双眼之上，我仿佛看见斯科维尔摘除海马回后留下的空洞。尽管在这个不断拓展的学术领域中，亨利占有重要地位，但他却不记得自己的遭遇，这似乎是很不划算的交易。当我看到那位老人时，我知道我宁愿拥有记忆，也不要每次都是全新的经验，我不想每次咬下水果，都像第一次品尝，过去的记忆都被脑中的无底洞吞噬，消失无踪了。坎德尔的药片如果真能上市，就让我们一口吞下吧！如果我们活得够久，我们应该能逃脱遗忘的宿命。
但我可以确定没有这样一种药。没有一种科学可以让我们脱离肉体的牵绊，到头来曙光乍现，转瞬熄灭，我们又回到了幽暗的黑洞。
老人和护士开始向建筑物走去。他们打开嵌着深色玻璃的大门。我靠近门口往里看，只看到玻璃上映出我的脸，感觉有点说不出的怪异。也许是玻璃门板的晃动，也许是颜色的关系。我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己面容憔悴，脸上坑坑疤疤，眼窝凹陷，额头上有些奇特的斑点，晒斑、痣都清晰可见。也许这些是我脑中老化的神经元的投影。不管我多么努力思考，依然无法让神经元突触不萎缩，只能任由老废的神经元散置在大脑皮层中。
* * *
1938年德国发生犹太难民刺杀外交人员的事件，德国政府遂对奥地利境内的犹太民众展开报复行为。此事件是德国政府首度公开袭击犹太人。——译者注
＇2＇ 法国作家，著有《追忆似水年华》。他的写作形式独树一帜，以潜意识记忆触动感官，引出无止境的印象记忆，表现生命的纷乱与丰富。——译者注
第10章 切割大脑 莫尼斯与20世纪最前卫的心理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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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今天的精神外科执业医生都会坚持认为，前脑叶白质切除术、前额脑白质切除术（leucotomy）、扣带回切除术（cingulo…tomy）等手术，绝非是没有根据的摸索性实验。然而就连这些名词是如何定义的，医生们都众说纷纭，更遑论其他饱受质疑的做法了。
前脑叶白质切除术之父是葡萄牙精神病学家和神经外科医生莫尼斯（Antonio Egas Moniz）。他由于发现了前脑叶白质切除术对某些心理疾病的治疗效果而获得了1949年诺贝尔医学奖。他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葡萄牙人。
尽管前脑叶白质切除术及衍生的扣带回切除术目前已获得普遍的认可，然而在实际操刀过程中，理论知识与推断臆测的比重其实不相上下。手术过程犹如未知的旅程，只能在幽暗中摸索前进。综观20世纪，实验心理学一再触及重要的道德议题，而精神外科发展百余年来屡次挑战道德尺度，更是引发激烈的辩论，但同时也开拓了重要途径，让后人得以窥得人脑的奥秘。
他的肖像被印在葡萄牙的邮票上。对前脑叶白质切除术之父来说，此等尊荣实至名归。每天都有几千人舔湿他的后脑勺，把他贴在信封上，丢进邮筒。
邮票上的人名叫莫尼斯。他于1874年生于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几公里外的小渔村。我们对他母亲了解不多，莫尼斯的父亲家产丰厚，在乡里颇有地位。莫尼斯幼时住在宽大的豪宅中，家里有间礼拜堂，银烛台的烛火从不熄灭。
莫尼斯并未与母亲同住，与父亲同住的时间也很短。青少年时期，他都在邻镇与叔叔阿巴戴德一起度过。阿巴戴德是位神父，总穿着僧袍，一丝不苟。照常理推断，他应该会教导莫尼斯许多宗教教义，然而他却没有这样做。
阿巴戴德对葡萄牙的辉煌历史深感荣耀。他朗读经典文学作品给莫尼斯听，所以莫尼斯还没入学便可背诵多首史诗、翻译拉丁文章。莫尼斯的头脑在叔叔的锻炼下，像刀锋般敏锐。毫无意外地，他上了大学。大四那年，他决定研读医学。那年冬天里斯本很冷，皇宫里的孔雀都冻死了。
莫尼斯患有痛风，所有关节红肿疼痛，他的手指蜷曲，无法伸直。他终生都为痛风所苦，日后他在施行前脑叶白质切除手术时，也需旁人帮忙操刀。他的助理负责关键部位的切除，莫尼斯在旁监督，下达指令。病人意识清醒，躺在手术台上可以听见莫尼斯说：“切断神经束，再深入左脑叶。M太太，你如果感觉不对劲就给我一个手势！好，换边，钻下去。”
前额叶传来的灼热刺痛
不过那是多年以后的事了。19世纪末，莫尼斯还在科英布拉学院（Coimbra College）就读。尽管饱受痛风之苦，他仍满怀雄心壮志，想在精神病学界留名。痛风的症状缓解后，他收拾行囊前往巴黎，追随马里（Pierre Marie）与德泽林（Jules Dejerine），两人都曾是法国学者沙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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