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最伟大的心理学实验-第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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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向，倒不是每个犹太人都有。

我害怕什么？没有人能监禁我。在罗森汉的研究之后，留置病人的条件更为严格。只要我否认有杀人或自残冲动，我就是自由之身，无需住院。我告诉自己：“你是自由的。”但我的思绪不停地翻腾，有如汹涌的河水搅动砂石淤泥。

我告诉自己，我应付得来，但心里仍慌乱不已，毫无把握。随时有人会识破我的伪装。我一说出“砰、砰、砰”这几个字，任何熟读心理学文献的医生都会说：“你是骗子，我知道这个实验。”而我也只能寄希望于这位精神科医生没看过这些文献资料了。

我对这间急诊室有种莫名的熟悉。护士记下一个不是我的名字，一个不存在的地址。我编了一个念起来好听的住址。我对精神科急诊室并不陌生，以前我确实曾受精神障碍所苦，去过许多精神科急诊室就医，不过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急诊室里的气息让我想起过去：汗水、纱布以及无所不在的虚无。我混进来了，但怎么也兴奋不起来，我只觉得难过，因为这里的某个角落，确实有人饱受精神障碍的折磨。

护士带我进入一个小房间，里头有张担架床，床边有几条黑色束带。她叫我坐下，一名男子随后进入，关门，上锁。他对我说：“我是临床护理专家葛佛。我先为你测脉搏。”每分钟100下。葛佛说：“有点快，按照一般人的标准来说，算很快了。不过在这种地方，谁会不紧张呢？”接着他给我一个亲切温和的笑容。

他说：“嗯，要不要喝杯矿泉水？”我还来不及回答，他已经起身离开。过了一会，他手拿一只宽口玻璃杯回来，感觉颇为高贵，杯里放着一片淡黄的柠檬片。突然间我觉得那片柠檬好美丽，那圈若有似无的浅黄随着水而晃动，慢慢浮到水面。

他把杯子递给我。这样亲切的服务是我没料想到的。罗森汉写过，他在精神病院受到了非人道待遇。到目前为止，如果有人受到羞辱，那便是葛佛，他简直成了我的私人管家。我喝了一小口，对他说：“谢谢。”“你还要什么吗？饿不饿？”他又问。我连忙说：“不用了，我很好。”他说：“我没有恶意，不过你看起来并不好，不然也不会在这里了。所以尽管告诉我，你怎么了？”我说：“我一直听到一个声音。”他点头表示了解，在病历表上记下这项症状。

“那声音跟你说什么？”我说：“砰、砰、砰。”他不点头了，反问：“砰、砰、砰？”我的回答实在太另类了。一般精神病人幻听的内容通常是预言式的信息，如，天文异象、毒蛇，或哪里有窃听器等。我重复了一遍：“砰、砰、砰。”他问：“就这样吗？”我说：“就这样。”“声音是由小慢慢变大，还是突然一声巨响？”他问。我说：“突然一声巨响。”我脑海中莫名其妙地真的出现坠机的画面。万里晴空，飞机向下俯冲，有人尖叫。我开始觉得有点诡异。我仿佛真的听到了。真是虚实难分，我已经分辨不清什么是谎言，什么是我真实的感受了，而社会心理学家早就对此现象有所研究。我揉了揉太阳穴。

葛佛问：“什么时候开始听到的？”我说：“3个星期前。”罗森汉等人也是这样回答。他问我饮食睡眠是否正常，是否遭遇突发压力或变故，是否曾遭受过创伤。我一概回答没有。我胃口好，睡眠正常，工作顺利。他说：“你确定吗？”我说：“嗯，不知道这算不算。我小学三四年级时，邻居布劳先生掉进自家游泳池淹死了。我没有亲眼看到，但听到这个消息还是有些震惊。”

葛佛咬着笔，专注地思考着。我想起布劳先生，他是个传统的犹太人，出事那天是犹大安息日。葛佛说：“你邻居砰的一声掉进水池，而你听见‘砰、砰、砰’。这可能是借由幻听宣泄记忆里的创伤，是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所致。”

我说：“可是那件事真的没什么，不过是……”他说：“我认为邻居溺死这件事导致你心理受创。我要请精神病医生为你鉴定。当然脑部受伤也可能导致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我们会进一步为你做检查。不过我认为可能性很低，所以你可以不用担心。”从他的话中，我能听得出他的自信。

他转身离开，去找精神病医生。我的脉搏突然加快，每分钟至少多跳50下。因为我害怕精神病医生立马识破了我的把戏，搞不好还是我认识的人，是我的高中同学或是什么的，到时候我该怎么解释呢？

我们不知道的还多着呢

穿着浅蓝罩袍的精神病医生走进这间上锁的小房间。他注视着我，我把目光移开。他先坐下，接着叹口气说：“你听到‘砰、砰、砰’的声音。我们能为你做什么？”“我希望不要听到这声音，所以才来医院。”我说。他问：“声音从哪里来？是脑中发出的还是外头传来的？”

“外头传来的。”

“除了砰、砰、砰，你听过其他声音吗？比如说，要你杀别人或自杀？”

我说：“我不想杀人，也不想自杀。”他问：“今天星期几？”这下可难倒我了。连续几天放假，让我对时间的感觉有些迟钝，而能否正确断定时间正是精神病医生判断病人正常与否的重要依据。我暗自祈祷，说：“星期六。”他在纸上写些东西，接着说：“好吧！你现在只听到声音，并没有出现其他任何精神症状。”我问：“我是不是像护理师所说，有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

医生说：“关于精神障碍，我们不知道的还多着呢！”他的表情突然转为黯然。他摸摸鼻梁，闭上眼睛，低下头。我发现他头顶微秃。我很想对他说：“嘿，别难过，世界上我们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不过我什么也没说。他看起来既沮丧又困惑，终于他开口说：“这声音困挠你了吧！”

我回答：“多少有一点。”他脸上的阴霾一扫而空，对我说：“我开一些治疗精神障碍的药给你。”他语气中带着权威，他的权力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他说：“我给你开维思通（Risperdal），这种药能稳定大脑听觉中枢。”我问：“这表示我精神有问题吗？”他说：“我认为你有患精神障碍的可能。”我早料到他会这样说。维思通是抗精神障碍的处方药，除非医生诊断病人有精神障碍，否则不能开这种药。事实摆在眼前，药物左右诊断结果，而非根据诊断结果决定用药。

在罗森汉的年代，医生引用既存的精神分析模式，判定病人是否异常，而现在则是看有哪些药物可用来做诊断。罗森汉认为：诊断结果与个人实际情形无关。不管当年或现代，这个观点仍禁得起考验。“我看起来像是精神异常吗？”我问。他注视我好长一段时间，终于说：“有一点。”

我伸手把帽子戴正，说：“你在开玩笑！”他说：“你看起来不是很好，很消沉沮丧，这往往是精神疾病的征兆，所以我也会开点抗抑郁剂给你。”

我跟着说：“我看起来很抑郁吗？”这下我真的担心了。对我来说，抑郁比幻觉更可能成真。我以前曾患过抑郁症，谁知道我会不会复发呢？也许我还不自觉，但他已经发现了。也许这项实验让我感到抑郁，甚至精神异常。也许我选择这个实验，正是因为潜意识里我想寻求帮助。突然间，世界被一层阴影笼罩。

他写下处方。问诊过程不到10分钟，我离开医院，竟然还来得及和露西吃顿饭。露西说：“你应该说你听到‘唰、唰、唰’或‘咚、咚、咚’，都比‘砰、砰、砰’好玩多了。”我拿着处方去24小时营业的药店买药。基于实验精神，我服下了维思通，那不过是颗小药丸。当天晚上我睡得很沉，完全听不到一丝声响，我漂浮在梦境中，无重力般飘飘然起来。那是另一个世界，所有的事物都有模糊的轮廓，不论我多么仔细凝视，都只能猜想那究竟是什么。

维思通就像低脂牛奶

走进急诊室演这出戏，其实挺有趣的。所以之后一连8天，我又做了8次实验，和罗森汉安排的假病人人数一样多。每一次我都坚称不会危害自己或他人，也保证可以正常工作、照顾小孩，医生判定我无须住院，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有一点很奇怪，几乎所有医生都诊断我有抑郁症倾向。然而我拿抑郁量表进行测试，征询朋友意见，请教在精神病科任职的弟弟，结果都显示我一点都不抑郁。顺便说一句，抑郁症绝非无足挂齿的小事，DSM将抑郁症列入严重精神障碍，生理及心理的异常症状相当显著，不易错判。

朋友家人都说：“不会呀！你看起来不像，一点也不抑郁嘛！”然而在急诊室里，尽管我否认出现相关症状，但医师都诊断我疑似抑郁症。此外，所有医师共给我开了25种抗精神病药物及60种抗抑郁药物。每次问诊都不超过13分钟，平均候诊时间却长达两个半小时。除了一个关于宗教倾向的粗略问题外，没人问我的文化背景，没人问我听到的声音是男是女。没有一位医生对我进行全面的精神鉴定，这类鉴定包含一些更仔细的测验，这些测验虽然简单易行，但更能确切反映出与精神疾病相关的思想异常。不过每一所医院都为我测了脉搏。

我打电话到哥伦比亚生物计量学中心，找斯皮策谈谈。我问他：“现在如果有人仿效罗森汉的实验，你认为会有什么结果？”他说：“医生不会留他住院治疗。”我接着问：“医生会不会诊断他有精神障碍呢？”他问：“他说的话和罗森汉那伙人一样吗？”我说：“是的。”他又问：“只有砰、砰、砰这类空洞的字眼，没有其他症状？”我说：“是的。”“我认为，他应该会被列入延后诊断的病例。因为光凭砰、砰、砰这类空洞的字眼，且没有伴随其他症状，是无法提供充分信息的。”他自信地说。

我说：“坦白地说，我做了这个实验！”他说：“你在开玩笑吧？”我隐约听见他声音里的防卫之意。他说：“结果呢？”我告诉他，我的诊断结果不是“延后诊断”，几乎每位医生都诊断我有抑郁症的倾向，还开药给我。他问：“哪一种药？”“抗抑郁和抗精神病的药物。”他问：“哪一种抗精神病药？”我说：“维思通。”他说：“噢！　维思通的药效很轻。”我复述他的话：“药效很轻？”如果用牛奶做比喻，那这种药就是低脂牛奶？

斯皮策说：“你和罗森汉一样，对精神病学心怀成见，当然可以找到你们所要的结果。”我说：“我来到医院，说我听到“砰、砰、砰”的声音。医生根据这个症状，给我诊断并开了药，至于这些药是否管用，是否安全，没有人了解。这不是很奇怪吗？”斯皮策什么都没说。

我在想，生物计量实验室到底是什么模样？精神病学家究竟在那里做什么？他们在做生物计量，测量生命吗？此刻，我仿佛看到斯皮策身边有成堆的试管烧杯，分别盛着不同的液体，有忧郁的海蓝色、狂躁的电镀绿色、平稳的淡紫色。斯皮策还是没说话。我很想问他每天在实验室里，究竟做些什么？他突然清清喉咙，说：“我很失望！”听得出他很颓丧。

斯皮策坦率而徐缓地说：“我想医生就是不愿意说：‘我不知道’。”我说：“的确！我也认为现在的医生满脑子只想开药，因而影响了诊断结果，就像罗森汉当年的医生，喜欢认定求诊者必定异常。不管哪个时代，似乎都是一时风潮使然。”

20世纪70年代美国民众被诊断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比率是英国的好几倍，精神分裂症俨然成为流行病。时至今日，抑郁症、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多动症的病人人数急速窜升，起而代之。这些耐人寻味的现象似乎反映了以下问题：一是多数人的感受和想法影响着某种疾病确诊比例的高低；二是尽管DSM详尽列出各种诊断的标准，可以杜绝草率臆测，可以正确分析病人过去的病史、病况发展，进而拟定治疗计划、估计以后的情形。但医生们依旧未能严格依据这些标准做判断。

没有结果，但一步步前行

两次实验结果还是有所不同，因为我没有住院治疗。没有一位医生要求我住院治疗。我虽然被贴上了错误的标签，但未被监禁隔离。此外，每一位医护人员都很亲切。罗森汉等人感到被医护人员轻视，而我却受到亲切对待。有位医生轻拍着肩膀鼓励我，另一位则告诉我：“我知道，听到这种莫名其妙的声音一定把你吓坏了。我认为维思通可以马上改善这种情形。”他的这番话让我感觉分外熟悉，身为心理医生，我也常对病人说：“对于你这种情况，这样的治疗是有效的。”这么说并不是要炫耀自己很有能力，而只是想为病人做点什么，给他们点慰藉吧！

我想我遇到的精神病医生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