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知识-第9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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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者。」大乘的苦行，是由释迦牟尼佛的因地修行的方式而来，他在往昔修行菩萨道时，曾
做种种的舍身供养及救生供养。比如他曾经为了向罗刹恶鬼求得一偈，而不惜投身相喂；又
曾在雪地见到饿虎，因缺食物，几只幼虎也将饿死，所以投身饲虎。这是基于「难行能行，
难忍能忍」的菩萨精神而倡导苦行。
苦行的本身跟神教所修的苦行不同，也和以生人血食祭神的意义不同，在中国的《高僧
传》中，有〈忘身篇〉及〈遗身篇〉，专门收集舍身修行的高僧事例。千古艰难唯一死，人
无不爱惜自己的身命，若能以身相舍或用火烧身，那是需要很大的决心和忍苦耐心的。
但是，正常的修行法是以人的行为为标准，以人间的伦理思想为基础，若有违背常情常
理的行为，便不是常人所能用而当用的，否则会使自己产生更大的烦恼，并且招致他人的物
议。修行应根据原始佛教的精神，以人间身修行，佛法应是普遍大众都能接受的修行方法；
如果强调特殊的菩萨行，而忽略了人间性、人类的共同性以及社会的普遍性，那就很难产生
普化世间的功能，至多只让人评为奇行和异行而已。如此即使能够博取若干人的尊敬，也不
能达到佛法普及化的效果。
燃指焚身的例子，在近代有八指头陀敬安禅师燃掉两指；在越南有广德焚身；在台湾也
有某法师燃去一指，其目的都是为了某一桩心愿。这些行为者的存心和勇气值得赞叹，但是
我们不应效法，否则就偏离了佛法住世的正途。
至于燃顶虽有根据，出家人受戒烧戒疤则没有出典可察，而且也为时不久。在佛教流行
地区，不论南传北传，除了中国之外，没有另外一个国家有此习俗。在明末清初之前的中
国，也没有这样的风气。而大陆在文革之后，恢复传授三坛大戒，也废止了这项规定。只有
台湾还在新戒头顶烧香疤，然而这大概也烧不了多久了，所以我们不必提它。至于头上烫十
二个、九个、六个、三个，乃至一个香疤，都没有多大意义，只能说，烫得越多，表示发心
越诚；如果是出于戒师们的硬性规定，那跟发心者本人的愿心无关。所以，我极不赞成戒师
规定烧戒疤。
□ 在家学佛与出家学佛的不同在那里？
居士能够说皈依吗？居士可以讲经吗？居士可以化缘吗？居士可以主持寺院吗？居士能
为信徒念经拜忏超度吗？居士能够参与和干涉出家人的事务吗？
以上六个问题常有人问起。照理说，那些都是出家僧众的分内事，非居士所当做，万一
做了，即失去在家学佛的立场；否则应现出家相，不该一方面舍不得离俗出家，另一方面又
要模仿出家生活，享受出家人的权利，这不是在家学佛的本意。在家学佛是为了获得佛法的
利益而学佛修行，护持三宝，是三宝的外护，不是三宝的核心。
然而，时代变了，出家人少了，需要佛法和佛事的人数却增多了。在没有出家人或很少
出家人的地方，也允许在家居士代说三皈。三皈的本意是恭敬归命佛法僧三宝，其是以僧宝
来说三皈，不是在家居士说三皈，皈依僧宝也不是指皈依在家居士。我曾写过一篇短文〈僧
伽未必是僧宝〉，收在《明日的佛教》一书中，其中对三皈对象的僧宝，就有很详细的说
明。
总之，居士虽不可越俎代庖，自称皈依师，但他们可以在无人说法处及无人说法的时
地，代替僧宝中的某一位大德法师说三皈。不过，对一般众生，如种种动物，其不论死活，
任何佛教徒都可随时为之说三皈，使众生普种善根，作为未来得度之因。
至于讲经说法，在佛世就有居士代佛说法的例子，甚至也有长者居士代佛为僧众讲授法
义。如大乘经中，就有维摩诘居士说法，胜□夫人也有说法的记载，因此，居士说法应该没
有问题。依古来惯例，居士不得以说法来赚取生活费用，是因为居士有他自己一定的谋生方
式，不靠讲经说法维生。但是，目前这个时代一切讲求专业，弘法也须专业化。如果居士以
弘扬佛法为专业，应该酌量收取报酬，作为养家活口的生活之资和交通所需。然而，若以讲
经说法为谋财手段，大受供养，漫无限制，那就不是学佛的居士应有的心态了。除此之外，
今日或明日的居士，若为佛教的文化教育及行政工作做专业性的服务，也应该接受适量的待
遇以维持家计。
至于化缘，其本意是让没有接触过佛法的人有接触佛法的机会，所以比丘要沿门托钵乞
化善缘，原来目的不在饮食，而在种植信佛学法的善根。现代人提到化缘就联想到向人要
钱，这并非佛法的本意。当然，透过乞化而使在家人布施，双方都得实益，不过不能本末倒
置，不能表面给人佛法而目的在于要钱。现今化缘多半是为建筑寺院，很少是为了个人生
活，也有一些是团体和寺院乃至个人，为了举办、促成某一种文化教育慈善事业而产生，比
如印经、办学校、建医院、孤儿院、老人院等，面对此等活动，出家人应该做，居士们当然
也应该做。
中国近代史上有一位乞丐教育家武训，就是以要饭来办学，这是值得鼓励的。因此，居
士化缘，但问其目的何在，不是可以或不可以的问题。若为拥护三宝，当然可以；若为社会
福利，同样可以；但若为购买私人住宅而假借佛堂、寺院之名，来营个人私利、图个人享
受，那就是违背因果的。
寺院，《法华经》称之为塔庙，原本是用来供佛的舍利，后来才作为珍藏佛的法宝。在
有佛有法之处，一定有僧人照顾，所以在塔庙的旁边有僧房，这就完成了住持三宝的形象。
俗人亲近三宝，若住于寺院，称为近在，其目的是学习出家的威仪及修行的生活，并且为僧
伽大众服劳役，称为耕种福田。
佛典中尚无居士主持寺院的成例，但是近世以来，日本的佛教以在家居士为中心，他们
住于寺院，生儿育女，代代相传，是职业的宗教师家族，和一般的在家居士不相同。另外。
像民初的杨仁山、欧阳渐、韩清净，都是以居士身而主持佛教教育和文化事业的。他们都有
道场，但不以寺院称之，比如祗园精舍、金陵刻经处、支那内学院、三时学会等。
因此，近代不乏名居士主持各类道场的例子，都是用精舍、学会、学院、莲社、居士
林、居士会等等名称，不曾用过寺院的名目。如果居士一定要主持寺院，那可能是密教在家
派的喇嘛，或是神道教的庙祝，而不是住持。因为寺院的住持是代表住持三宝，居士既非三
宝之一的僧宝，怎能当住持？名实不副，是违背佛教伦理的。
凡是佛教徒都应该念经拜忏。佛教既然鼓励生前结社共修，死后也当有同修的助念超
度。因此，居士当然可以替人助念，为人超度。不过，问题在于若干在俗之士以为人诵经拜
忏超度亡灵为专门职业，如先天、龙华、一贯道等斋教就有这种情形。他们平时不敬僧宝，
一旦有人过世需要超度，就出现专为亡灵超度的斋公斋婆，且学僧尼常用的经忏佛事到处赶
场。他们既是职业性的诵经团、拜忏队，当然就不免论工计酬，然这种现象是佛法所不许
的。
也有人问，居士能否使用法器敲打唱念？这应该不是问题，只要是用来诵经拜忏、修行
佛教仪轨，而不是作为赚钱谋生的途径，就没什么不可。问题是，学会法器的敲打唱念之
后，很可能被人东邀西请，忙得不可开交，以至舍弃了自己的本行职业而把经忏佛事当成专
业，这是必须防止的事。在家居士的谋生方式有很多，若用修行的方法谋生，虽不会饿死，
也不会大富，正信的居士何必要下海去赶经忏？
至于出家人的事务，所谓僧事僧管僧了，居士不得参与，更不可干涉；这就好比你不是
某团体的成员而去干涉该团体的事务一样，参与已属不可，何况干涉？所谓僧事，是指出家
人的生活、威仪、戒律的清净与否以及僧众之间的相互摩擦等，居士如果过问，就像自己不
是军人身分而走入军营去论断军纪，或处理军人的事务。
出家人本为一体，因为是凡夫，所以他们之间可能有矛盾。但是僧无隔宿之怨，更无不
共戴天之仇，小小摩擦转眼即了，所以往往以不了了之的方式来处理僧众的琐事。如果居士
插足进去，反而使得事情扩大，而且口舌更多。所以居士进入寺院，只需热心护持，不可帮
一个说一个，谈论是非，制造纠纷。常言说，不看僧面看佛面，你是为信佛、学佛、护持三
宝而亲近寺院，故不要因为见到你所不顺眼的僧众现象而生讥嫌，自寻烦恼。
□ 以出家僧众为佛教重心的传统能继续维持吗？
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
佛教从印度到中国，乃至到韩国、日本和越南，两千五、六百年来，没有发生过这个问
题。但是在一百年前，日本佛教由于明治天皇时代实行维新政策，并且为了增加人口，以从
事对外扩张，所以对于佛教的出家僧众，用种种的压力，使他们娶妻吃肉，从此之后，日本
佛教渐渐转变为在家人住持寺院的风气。因为他们是专业的寺院经营者，所以仍被视为僧
侣。到了二次大战之后，韩国也出现了在家的佛教教团，迄今为止，韩国就有出家和在家两
派共存而不互融的事实。我们中国以及香港、星马和北美地区，也渐渐有了独立的居士佛教
组织。他们虽不反对出家僧团，也不一定做为出家僧团的外护者。当然，由于一向的标准观
念，居士不能代表僧宝，所以还没有人以居士的身分，名目张胆地接受信徒的皈依。然而，
这种现象还能够维持多久而不变质？这需视出家僧团弘法力量的强弱，以及人才人数之多寡
而决定。如果僧中无人才，无能领导四众的弟子，则中国佛教转为以在家居士为中心的时日
不会太远。
在佛的时代，以及佛涅盘后几百年中，僧中龙象辈出，在家居士依止僧众修学佛法是正
规现象。到了大乘佛教抬头之时，就有以在家居士为中心的观念出现，比如《维摩经》的维
摩居士，就是最好的例子。中国在明末之后，居士佛教也渐渐抬头。民国初年以来，居士的
人才也出了不少，甚至印光大师多以居士为摄化对象。想其目的，也在于与其让居士脱离僧
众，不如以一代大师的身分，专门摄化他们为三宝弟子。今后的僧众是否能够维持传统的地
位，要看僧众之中是否有人能够感化居士，摄皈其为三宝弟子。
据我所知，今日有不少的大德居士，虽然也学佛，但不请求僧众举行皈依三宝的仪式。
因为在《六祖坛经》里言：「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东方人心善；
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恶。但心清净，即是自性西方。」致使一般自视较高的居士，不愿向
僧众稽首顶礼，自称弟子。另外，根据净土教典，往生西方不一定要以皈依三宝作为条件，
虽然《观无量寿经》主张中上品以上者需要受持三皈依，具足众戒，但是中品下生、下品上
生、下品中生、下品下生，没有规定要受三皈，只要临命终时，恳切持念阿弥陀佛名号即
可。
当然，中国是以儒家文化思想为正统的形式，历数千年而未尝衰竭。信佛而崇儒，或崇
儒而信佛，都是抱著和僧众为方外交的态度，虽然曾经有过皇帝、皇太子、宰相、大臣，如
梁武帝、则天武后、唐宣宗、张商英等，对大德高僧执弟子礼，但总是少数。因此，历来中
国佛教信徒虽然很多，真正皈依三宝，称为三宝弟子的比例却不多。佛教主张依法不依人，
教团以三宝为中心，不以特定的个人为对象。但是中国人一向持有「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的观念，以人为重，以法为轻，若有学行俱优、智慧与慈悲并重于世的高僧出现，自然形成
以僧宝为佛教中心的局面。
不过，今后的情况可能更为艰钜。因为面临科学文明、民主思潮、自由情执，要使僧众
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与皈敬，必须提出相等的努力和代价。其实，是不是能够保持僧宝为佛
教的重心，应该不是问题。如果重视僧才的培养、储蓄和适当的应用，僧众因为没有家室之
累及世务之缚，无论在学问和修持，智力和悲愿，平均应该优于在家居士。我们不必为将来
谁是佛教的重心而争论、担心，但看我们僧众对未来社会的前瞻和因应，能否掌握住不变随
缘的方向而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