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质教育在美国-第3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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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店铺大玻璃窗看着迈可工作的背影。朋友自豪地告诉我，他每天晚上都开车接送儿子。有时故意来早些，就这么坐在汽车里看着儿子工作。
“孩子不需要那个钱，但需要学习怎样才能独立生存！”这是我那朋友给我的忠告。
美国孩子甚至在比矿矿小得多的时候就开始在邻居中找活干了。什么临时帮带带孩子啦，帮养几天狗或猫啦，帮整理花园草地啦。雇主或是按小时付钱，或是按工作性质付钱。由于大家都是邻居，雇人的可以卖个乖，又图个方便。被雇的既算帮人之忙，又赚了点钱。两相有利。
矿矿终于有了第一次工作的经验。有一个周末，邻居老头劳伦斯来敲我家的门，说是他家的割草机坏了，想雇请矿矿用我们的割草机帮他修剪草坪。
矿矿刚打足球回来，正在楼上睡觉。既然是来找矿矿的（老头也没有与我谈的意思），还是把他叫下来好。
老头又把割草的事说了一遍。我和妻子一口答应，但老头不把我们的话“算数”，一本正经地侧过身与矿矿商量。
我们说，帮助邻居是应该的，不能讲钱。老头不理解似的侧过头看看我们。我们只好知趣地走开，让他们一老一少自己商谈去。
“你想要多少钱呢？”劳伦斯按常规发问。
儿子毫不犹豫地说：“给多少钱应该由你来定，不是由我说的。”
“25美元，怎么样？”
儿子想都没想，就点点头。
后来我想，如果老头说“5美元”，不知儿子会怎么样？
看着兴冲冲地在准备割草机的儿子，我不禁为他担点心：平常他只是在我修剪草坪时偶尔帮我推一推割草机，那劳伦斯的草地足有半个足球场那么大，他一个人能行吗？
妻子更是忧心忡忡，反反复复地交待要注意安全，不要让割草机给伤着了。还自告奋勇：“要是你干不完，妈妈可以去帮你。”后来，又借口带大黑狗吉吉去散步，站在劳伦斯家院子外为儿子捧场。
矿矿毕竟年少力小，大人可能只需要三个小时就完成的活，他用了足足五六个小时，而且还分成了两天。本来说好，机子用我们的，油用老头的，但儿子都是回来加我们的油。老劳伦斯被矿矿认真的工作态度感动了，主动给矿矿升了工资。就这样矿矿拿到了他有生以来第一次靠自己的努力赚到的30美元。
事后，他同我谈起这钱，说：“爸爸，我发现这30元钱，赚起来也真是不容易。”
这是我第一次从儿子口里听到他对生存之道的感叹。
其实，美国的高中生所干的工作，大多与他们今后的工作无甚直接关系，不过是体验体验生活罢了。
从大学开始，学生们就逐渐进入未来职业的角色。
在美国的大学里，很多专业的大学生被要求每年有一定的时间参加社会实习工作。如电脑专业的学生从一年级开始，就可以到一些大公司去做CChOP的工作。即用一个学期在校学习，另一个学期在公司做CfyOP。
所谓OyOP，意思是辅助性工作。学生不能担当正式的电脑程序设计员，一般是帮别人整理一下资料，复印一下报告什么的。吃不着猪肉，看着猪走路也好，几个月下来皮毛的滋味还是尝到一点的。
干QyOP的好处，还在于不但公司会按工作的小时发工资，而且学校还会为你记上几个学分。几个学年学下来，学生从几个不同的QIOPI作中积累的工作资本，已足以在他们找工作用的履历表上撒上几颗重要的“瓜子”。
这就是所谓的“工作经历”。
要我说，“工作经历”人人都是可以有的，但“工作能力”却不是人人能有的了。这个道理并不难理解。但许多美国人事部门，都是先要看那个“经历”以致浪费了许多“能力”。要不要给教育工作者留下“铁饭碗”？
我到美国头一两年的好几次演讲中，当听众问我，“在美国的教育中，什么使你最费解？”
当时，第一个跳入我脑海的竟是美国教育中的“铁饭碗”。因为我是在中国人开始砸“铁饭碗”的时候到美国来的。由于我是到高校讲学，首先见到的就是美国教育中的这只“铁饭碗”。
“铁饭碗”的价值
美国人民没有给总统“铁饭碗”，也没有给教育界的管理人员“铁饭碗”。但是，却用立法的形式给了教师一个当当响的“铁饭碗”。
给教师以“铁饭碗”，其主要目的是从法律上、经济上保障学术自由。教师不会因为讲授不同的学术观点而失业，也避免各种政治因素以及学校专断领导对教学的干扰。比如，在密苏里州、田纳西州等地，教师在中学课堂上讲授“进化论”，就曾引发与教会的冲突。
有了“铁饭碗”，教师无后顾之忧，得以专心于教学、研究以及著书立说。
中国人说的“穷教书匠”的现象恐怕不能说“放之四海而皆准”，但至少在美国也是恰如其分的。与许多行业相比，美国教师的工资偏低，甚至美国大学教授的工资也相当偏低，然而千千万万的纳税者用血汗钱给教师们圈出这一块“保留地”，让他们捧当当响、啧啧香的“铁饭碗”，才使得美国的高等院校集结了大量优秀人才，中小学教师队伍相对稳定。
可以这样说，美国的科技发达，学术研究异常繁荣，边缘学科、新兴学科不断涌现，与这只“铁饭碗”不无关系！
表面上，中国教师和美国教师都摔“铁饭碗'”，但一分析，又有不同。
比如，美国是教师才捧“铁饭碗”，校长等管理人员和职工没有“铁饭碗”，但中国是学校正式的教职员工都有“铁饭碗”。美国的教师要经过一定的年限以及相关的考查程序才获得“铁饭碗”，但中国是一成为教师就有“铁饭碗”。美国学校可以挑选老师，但中国的学校必须无条件地接纳毕业分配来的人员……
效益，是中国改革的重大课题。要效益，就得砸“铁饭碗”，也就是现在说的“下岗”。
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运转的重要阻力之一将来自人们手中的“铁饭碗”。
但是，一切竞争，都是人才的竞争。人才来自教育。据此而论，教育是立国之本，兴国之道。
在国家实行计划经济时，政府可以通过计划招生和统一分配来控制教育人员的配备。但市场经济的运转，必须带动教育体制的改革，诸如敞开招生，自谋职业，采取“学分制”等等。这些变动和冲击，必然对教育人员的配备产生影响。
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要保证教师来源的质量和数量，留下一只“铁饭碗”，是值得考虑的。
“铁饭碗”的病疾
即使是美国的“铁饭碗”，也有其与生俱来的病疾。这是留下这只“铁饭碗”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首先，他在吸引优秀人才的同时，又保护了不称职者。
其实，在大市场经济中实行小“铁饭碗”制度，对于优秀人才来说，其吸引功能衰弱；倒是其负面——保护鱼龙混杂的效能过强。
因为对敢于竞争、善于竞争的优秀人才来说，只怕他们“去”，不怕他们“留”。而弱者则不然，只怕他们“留”，不怕他们“去”。可是，只要他们不犯法，没有严重的不轨行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铁饭碗”保护他们误人子弟。
美国教育界虽然汇集了几代精英，但也成了不少误人子弟的庸人的“避风港”，诸如矿矿的自然科学课老师一类。
其次，“铁饭碗”使学术自由成为可能的同时，努力工作却成了可有可无的“阑尾”。
教育工作并不是一项立竿见影的工作，它对人的影响往往是“无形”的，一个老师用10个小时或者用20个小时备课，数量的差别是一倍，但质量的区别可能并不明显。
这本是教育工作的特殊性，但如果“铁饭碗”恰好又给了教育工作者，这就使得欲“混”者如鱼得水。外在的监督不明确，职业道德就成了举足轻重的关键。教育工作的这种“无形”，使得其负面影响往往也无形迹可寻。一个教师“混”一辈子，其误人子弟的数量和质量是无法量化的，因此其损失也是无法估量的。工厂出个废品，可以扔了再做；学校造个“废品”，社会多个包袱。
到辛辛那提来访的中国人，没有一个不以为市中心那两座监狱是星级宾馆的。美国的监狱建得比学校还漂亮，学校出来的“废品”，都转到那儿去啦！
再次，“铁饭碗”可以使许多先进的管理方法黯然失色。
比如，我们想用人才预测这种先进的手段推测近期内某部门所需要的人才类型和数量，对比现状，得出差距，以制定弥合差距之措施。但是，倘若我们测知，五年后某校需要八个法律学教授、三个人类学教授，而该校现在正好已有八个捧“铁饭碗”的人类学教授，三个法律学教授。在不增编制的情况下，“铁饭碗”制度可以使这一切成为货真价实的“纸上谈E”
最后，“铁饭碗”制度很容易使人安于现状，不思进取。
改革的对策
“铁饭碗”无论“土”、“洋”，都有其或异或同的顽症病疾。改革的总思路应该是：在给教育工作者“铁饭碗”的同时，还应该制定一些配套措施。我认为至少要配备以下三条：
一、打破职称终身制。
现在中美两国的教育界都实行职称终身制。也就是说，只要给了你副教授职称，你将只会升为正教授，而不会降为讲师。平平庸庸，马马虎虎，不上不下，不死不活，副教授职称也会伴随你终身。
因此，需要打破职称终身制，实行“五年职称制”或“八年职称制”：每人一只“铁饭碗”，但职称不是“铁”的，五年或八年评定一次。不但低的有机会升，高的也有可能降。
既有“铁饭碗”保底，又让人居安思“危”，以促成人人向上、个个思进的持续竞争局面。
二、工资与工作挂钩。
中国实行的是工资与职称、工龄挂钩的工资制度。美国的高等院校与中国一样，也实行工资与职称、工龄挂钩的工资制度。但美国的中小学则实行工资与学历（位）、工龄挂钩的工资制度。
这两种工资制度都不与工作挂钩，这很不合理。
职称只表示学术职位的高低，工龄只意味工作时间的长短，学历只是学习的历史。这三者虽然与工作有关，但仅仅是间接相关。它们只是有助于工作的工具和手段，而我们需要的是工作本身。
例如，学历（位）的高低，可能对工作有影响，但是绝不意味着博士勤劳，学士懒惰；职称的不同，只表示工作位置的不同，绝不意味着讲师不比副教授工作努力。
因此，工资与职称、工龄、学历（位）挂钩而与工作脱节，是本末倒置的。道理很简单，当一个学士的工资永远赶不L一个硕士的工资时，这个学士就不是去想怎样教好书，而是怎样搞到一个硕士学位。
三、不能强迫学校无条件地接受分配来的师范院校的毕业生，应该让学校在数量和质量上有选择新老师的自主权。
既给教师以法律和经济的保障，又促成教师相互间的竞争。这是新“铁饭碗”制度的改革宗旨。要不要外行管理内行？
其实，对于美国的教育，真正使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外行管理教育”。
如果今天谁要在中国说，“外行管理内行”或者“外行管理教育”，不说你是“四人帮”的残渣余孽，恐怕也会说你“精神有毛病”。而在美国，外行监控教育则是天经地义的。
内行管理教育，是中国的传统。早在秦朝，管理教育的职官就叫“博士”。“外行管理教育”的状况在建国后曾出现过若干次。一般来说，中国现在实行的是“内行管理教育”。
大约于1642年，在美国的马萨诸塞州最早开始实施“外行管理教育”。这种“外行管理教育”的最原始、最根本的目的是让那些“生于斯、长于斯”的公众，也“于斯”地管一管与子女有关的教育。
现在，“外行管理教育”在美国各地已经是根深蒂固，枝叶茂盛——已经发展成为有模有样、有“尚方宝剑”之显赫权威的“教育董事会”汐十行）管理制度。
其实，除了通过学区“教育董事会”对教育进行总的监控外，美国民众从各个方面参与教育的意识和渗透力也很强。
例如，矿矿在小学四年级到五年级期间，参加了一个叫Th的天赋教育计划。ETC就是ExtendedToalCurriculum的编写，意思是“超越所有课程”。各个参加EIC这个计划的孩子的家长们组成了一个“ETC家长协会”的组织。该组织定期开会，内容是请学校负责ETC计划的老师来介绍该计划的设想；家长讨论ETC的教学活动，提出建议；组织筹款捐款支持ETC计划……
让我深感吃惊的是，组织这些活动的几位家长都是自发的，自觉志愿的。我们轮流在他们家开会，他们还得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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