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4-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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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何兹全先生，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是我外祖父陶希圣的得意门生之一，我的母亲称他师兄，我们便尊他做师舅，今年九十四岁。他读过我写的书，对我说：你很有才华，但是缺乏学问，今后要痛下决心，多下工夫读读书才好。我听了无话可说。我自认读书比同龄人多，可在我的祖辈父辈们看来，似乎并没有读过什么书，也许不过小学毕业水平。于是我想，比我更年轻的人，现在三四十岁的中青年，绝大多数恐怕只能算文盲。
我相信，一年又一年北京大学毕业的学生，或者现在还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学生，读到此处要跳起来大叫：谁敢说我们没有受过教育，谁敢说我们没文化。还有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大学的学生们，本都自以为是天之骄子，自然也难以忍受我这样的评价。
空口无凭，我来讲些历史小故事，举些历史小事例，请现今六十岁以下那些自以为是的人，特别是各名牌大学的学生，乃至大学教授甚至博导们，比较比较，看看自己的学问够得上前辈的脚后跟么。
我的外祖父陶希圣先生，上世纪二十年代北京大学毕业，没有留过洋，但做过中央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复旦大学等很多大学的教授，曾是中国著名的学者，中国史学一派的领袖。我想，这样的经历，大概够资格比较目前一代中国文化人，以他作比也不算降低现今大学教授和学生吧。所幸的是，外祖父曾相当详细地记录许多他早年读书求学的故事，可以让我们后代子孙为镜。
外祖父出生在湖北黄冈故乡，但不满三岁，就跟随他的父亲到河南去了。那时我的曾外祖父做河南巡抚的幕府。当时巡抚的幕府，每月八两银子的薪水。而当时的物价，肉一斤是三十文，柴一担是五十文，后来有了铜元，一枚铜元可买鸡蛋十个，三枚铜元购得一斤肉。在外祖父的记忆里，他最初见识到父亲之外的读书人，是在河南巡抚的衙门里。
有一天，曾外祖父带了外祖父到巡抚衙门的东花园，进了一座玻璃隔着的大厅。那里有好几位年伯和世伯。古时文人学士，把同年中举的友人称作同年，所以他们的儿辈就把父亲的同年称做年伯。而世伯则是后辈称家里前辈的世交朋友，所谓世交，至少有几代人之久的友情关系，萍水相逢者不算。外祖父听不懂大人们讲些什么，无外“之乎者也”。那些年伯世伯们让外祖父坐在一个红漆方桌的旁边，吃了一碗肉丝汤面。八十年后，外祖父走南闯北，什么场面都见过了，仍然回忆说：他平生再也没有吃到那样鲜美的汤面。我想，古所谓幼承庭训，就是如此这样一番景象。
外祖父四岁时跟随他的父亲住在河南开封。那时我的曾外祖父在开封做知县。适逢开封贡院举行会试，各省应试的人士都集合在开封。据外祖父记忆，黄梅汤贯予先生借住曾外祖父家院内的一间房子。汤先生送给外祖父一本《三才略》。那本书很大，长一尺几寸，自天文、地理至历史与科学，连同文字和图画，成为外祖父最早的读物。我很怀疑中国现在有多少年轻人知道《三才略》是一本什么书，那是讲解《易经》的著作，所以包罗万象。可是很难想像，那么一本书，当时居然就给四岁的小孩子当读物。
五岁时候，外祖父又随曾外祖父到夏邑，住在县太爷衙门里，不许随便外出，外祖父吃饭睡觉乃至游戏都在官府里面。那一年，他开始正式跟随二叔修斋读书，当时人称发蒙，现在人习惯说是启蒙。但是外祖父不喜欢读《三字经》，又够不上读《四书》，而二叔也并不太管教他。如此混过一年，外祖父六岁，再次跟随曾外祖父回开封，由曾外祖父亲自督导，开始读《诗经》和《论语》，同时也开始练习毛笔字。
只一年，那两本书就读完。曾外祖父调任新野县长，外祖父也随同乘坐骡车从开封到新野，在路上走了一个多月。沿途到处都是古迹，如《诗经》上的汝坟，
《左传》上颖考叔的故里，朱仙镇的岳庙，许州至南阳一带又有三国时代或真或假的遗迹，曾外祖父边走边给两个儿子讲古迹故事，增加了外祖父对历史和小说的兴趣。
曾外祖父在新野任职的两年，外祖父随着他认真读书，先读《书经》和《礼记》，然后读《史记》和《汉书》。所谓《书经》，就是《尚书》，也有称一个字《书》的。那是一部多体裁的文献汇编，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史书，纪录了上起尧舜下至春秋数千年的历史。《尚书》以及外祖父读的其他启蒙读物，加在一起，就是所谓的“四书五经”。我相信现在中国，找不到一个六七岁的孩子读《尚书》和《礼记》的，别说六七岁，就是十六七岁或者二十六七岁的青年，甚至三十六七岁的中年，恐怕也难找一个读过“四书五经”的，证据就是当今中国六十岁以下的人，几乎都极度缺乏文史学识，更毫无礼貌修养。
曾外祖父庚子年曾经从北京经太原走西安，他对楚汉之争的地理形势特为熟悉，所以教导外祖父读《史记》和《汉书》，极尽描摹分析，使七岁的外祖父仿佛亲眼看见刘邦项羽两军在河南对垒，韩信在河北与山东迂回作战的情景。
我的曾外祖母，即外祖父的母亲，也出身湖北黄冈的大族人家。她的父亲是秀才，有咏史诗二百首，被友人偷去刻书，自己无所成名。曾外祖母的母亲同样出身书香门第，有很好的学问，但她只以女工教导女儿。所以曾外祖母毕生尽瘁家务，儿子们读书习字之事，一概听任曾外祖父督教。
那几年，外祖父在河南几处县官衙门里度过。半个世纪之后回忆，他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当时曾外祖母做县太爷夫人，对监狱里犯人的极度关怀。清代监狱，极端冷酷和悲惨。曾外祖母规定，县狱中每日每餐饭粥，须先送上房，由她亲自看过，饭要新鲜，粥要浓厚，才许送到监狱中，分给犯人们吃。如果饭粥不合规定，管监狱的官卒要受到夫人的严厉责罚。一日三餐，天天如此。每次曾外祖父调任，狱中犯人们最感伤心，会痛哭甚至号啕失声，跪在地上，望着知县夫人离去。那情景重复过三四次，在年幼的外祖父心里烙上深深的印记。
外祖父曾说，因为九岁就进了中学，小学生活记忆没有什么，只记得在新野读小学，有一次开学校运动会，他参加算学竞走。学生比赛走二十码到目的地，在黑板上做一道算术题，然后走回原地。学生们都穿制服，黑色羽绫绸衣裤，胸前一排金色纽扣，上面刻龙徽。外祖父穿了那制服，晋见到会的南阳府知府，很觉骄傲，所以记了一辈子。
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曾外祖父卸任新野，回到开封，外祖父也跟着住在开封二龙巷。这个时候，清廷实施新政已经几年了，措施之一就是开办新学。开封初创一所高等学校，名叫客籍学堂，在孟子游梁祠。另外一所中等学校，名叫旅汴中学，还有一所法政学堂，一所优等师范，和一所女子中学。其中旅汴中学同法政学堂在同一条街上，那条街就改名叫法政街。
学校是办起来了，可是朝廷不给经费，当时清廷官府银库称做藩库。于是河南省布政使司便通令全省各州县官“捐廉”。清廷给州县官发薪俸的做法是，每到年底，省府布政使的藩库就清查各州县官的薪俸，从中扣除各种罚款，剩下的银子，通知州县官亲自到省藩库领取。清廷官员规矩很多，监察州县官非常严厉，责罚也很苛刻，大小州县官一年做下来，总难免犯有不少差错，受许多罚款，扣除之后，能到手的薪俸不过几两几钱几分，谁也不愿意乘骡车走十天或一个月，去省城领那不够塞牙缝的钱，所以交一张领条了事，银子也不要了。
既然州县官们很少从藩库领薪俸，那只好从本地的税收中抽取自己的生活费。在这种情况下，州县官到哪里去出捐廉﹖无非在各州县田赋的“耗羡”中拨交而已。清廷为防止军阀割据发生，各省州县官都派外省人，不允许本地人在故乡任官，所以州县官们捐廉办了学校，他们的子弟优先入学，而且无须交纳学费。因此学校才起名叫做客籍或者旅汴，本省的子弟们不过趁便搭学而已。
我的曾外祖父为了方便照顾两个儿子，便将小兄弟两个一起送进旅汴中学，那年我的外祖父只有九岁，小学还没读够两年，就进了中学。旅汴中学的算学、英文、历史、地理，以及博物和体操诸课的教师，都是从武昌聘来的湖北人，都是武昌优级师范短期教育的毕业生。原因是湖北省创办新学比河南要早。
外祖父那时上的中学，国文分两门，一门是“策论”，一门是“经义”。策论就是对于一件事或一个人或一句话发表自己的意见。一般同学在各自家塾老师指导之下，已经读过《东莱博议》，作为“论”的榜样，所以就抄摹为文。那《东莱博议》一书，文体是就论题大发一番议论之后，到末段点题，然后全篇也就结束。我的外祖父本来不喜欢发议论，也不会发议论，更不知道怎么大发空论。而曾外祖父本来不喜欢那部书，所以也没有教外祖父读过。因此外祖父自认对于做文章的起承转合始终不大明白，做不好策论。但是他熟悉战国到秦汉的历史，所以做起史论，倒每次都能得九十分以上。
在国文课上做策论，发挥尚可被接受，上历史课就不可以了。当时外祖父上的中学，历史课也是每星期做一篇文章。历史课老师是湖北黄冈的同乡王先生，除印发讲义之外，经常在黑板上摘录些故事，讲到三国，特别津津有味，外祖父很喜欢听，但并没有读过《三国志》。这里顺便插一句，现在中国有几个少年在九岁时读《三国演义》的﹖我甚至可以问，现在中国有几个十岁少年知道有一本《三国志》﹖就算有些孩子听说过《三国演义》那本书，他们读得懂古文吗？
有一次王先生发下题目：刘备不取荆州而取宜州论。外祖父自信那题目是自己的拿手好戏，非常高兴，半小时写了三百字，把庞士元被射死在落凤坡的故事也写上去。哪料这篇文章得了零分，王先生批注：《三国演义》所记者不可全信，而且在课堂上大加申斥。从此之后，外祖父晓得了做史论的规矩，做了一辈子史论，再也不敢拿《三国演义》里的故事做文章。
所谓“经义”，就是摘取五经的文句，加以解释。经学老师是浙江人，在河南落籍，姓陈。陈先生讲《春秋》，以《左传》为主，再参考《公羊传》和《谷粱传》的经义。外祖父记得，陈先生讲《左传》时，先朗读一篇，之后再作描述，最后才解释《春秋》的义例。外祖父年幼，特别喜欢听《春秋》故事，每听陈先生讲《左传》，就听的手舞足蹈。但是陈先生讲《公羊传》和《谷粱传》，外祖父就一句也听不懂。
有一次陈先生的经义题目是“元年春王正月义”，限两小时交卷。外祖父一个字也写不出，眼看着同学一个一个交卷，到最后教室里只剩下陈先生和外祖父两人。外祖父坐在凳子上，两眼流泪，还是写不出。陈先生不得已，走到外祖父桌边，写了几句，叫他抄上去，总算把卷子交了。那陈先生写的句子中，有一句是“何言乎正月﹖王正月也”。外祖父虽然照抄，但一个字也不懂，所以记了一辈子。1931年他到北京大学做教授，讲中国政治思想史，讲到“元年春王正月义”，引用《公羊传》何休注来说明，讲了两个钟头，再也不必窘迫得流眼泪了。
清末年间的中学，除以上课程外，还有修身一课，相当于现在的公民课或政治课。但那时中学的修身课程更着重学生身心的修养，内容大多是从中国历史人物的传记中取其有关修养和成就的话语和行为来引导学生。此外，博物一课，讲述动物植物矿物之外，加以图画。现在所谓物理化学，当时称作格致，分为声、光、化、电四大部门。
英文课分为文法和阅读两节，文法采用纳式文法，阅读采用《拿破仑小传》。英文老师利用这个课本，讲述法国大革命，向小孩子传播共和革命思想，鼓吹中国革命。
宣统元年（1909年），外祖父就读的中学改为开封第一中学，并迁入贡院的新校舍，外祖父兄弟二人也住进新盖的宿舍。开封的贡院是北闱所在之地，乾隆皇帝曾亲自去过，所以规模阔大。贡院后面有座铁塔，有十三层，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全是琉璃砖砌成。坐火车从郑州往开封去，车行至中牟，离开封四十里，就可以望见那铁塔了。铁塔后面有个三官寺，寺里神像破碎零落。寺旁有个小砖房，高至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