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4-第1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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籼�后忌辰”推测，杨玉环被度之事发生在开元二十九年正月二日。查上书《玄宗纪》可知，此时，唐玄宗在长安。这样一来，陈先生的推测与《新唐书》的记载就发生了矛盾。再查《资治通鉴》卷二一四《唐纪》，不管是开元二十八年，还是二十九年，都未记载这件事。陈先生解释说：“《通鉴》编撰时，此度寿王妃杨氏为女道士敕文已无年月日可考。”笔者认为，这篇敕文原本就没有日期，而且是有意为之。翻检《唐大诏令集》等文献可知，此种“诏令”依照程式都写明时间。《度寿王妃为女道士敕》一文略去了具体时间，格式的不正常应当是由于事实的不正常。无论白居易的《长恨歌》，还是陈鸿的《长恨歌传》，写李、杨的初合都是在骊山温泉宫。笔者的推测是，李、杨是先有了男女关系�熂瓷�米煮成了熟饭，唐玄宗是主动施事者，地点在骊山，然后再下诏追度杨为女道士的（地点在长安）。这就犹如杨玉环后来尚未还俗，却已做了“太真妃”，直至天宝四载（745年）八月才被册封为贵妃一样。这又让我们想起了李商隐的另一首绝句《骊山有感》，诗云：“骊岫飞泉泛暖香，九龙呵护玉莲房。平明每幸长生殿，不从金舆惟寿王。”中唐郑处诲《明皇杂录》云：“玄宗幸华清宫，新广汤池，制作宏丽。安禄山于范阳以白玉石为鱼龙凫雁，仍为石梁及石莲花以献，雕镌巧妙，殆非人工。”这应是李诗第二句背后的史实，不过可能还有以龙和莲隐喻玄宗和贵妃男女关系之意。北宋王溥《唐会要》载：玄宗长生殿，天宝元年（742年）十月造，在华清宫，名为集灵台，是祀神的宫殿。第三句诗的大意谓杨玉环在“春寒赐浴华清池”、跟玄宗“芙蓉帐暖度春宵”之后，每每于清晨随从玄宗往长生殿祀神求福。寿王之所以不愿随从，当然是胸有隐痛！是啊，对于寿王来说，骊山是伤心地！据《左传·桓公十六年》记载，卫宣公为儿子伋聘齐女为妻。后听说齐女姜氏貌美，便想自娶之，又恐齐女不从，于是便在由齐入卫的黄河边上修筑了一座豪华的行宫——新台。等齐女被迎来时，便占为己有。齐女就是后来的卫宣公夫人宣姜。卫国人对此事十分憎恶，遂写诗讥刺卫宣公。这诗就是《诗经·邶风·新台》。一千多年以后，骊山的宫殿成了唐朝的“新台”，只是，与卫宣公相比，唐玄宗的行为更加放肆和无耻，当年的齐女是聘而未婚，而杨玉环已与寿王李瑁做了五年的恩爱鸳鸯。
　　骊山，这是当年周幽王为取悦褒姒而烽火戏诸侯、最终失信于天下的地方，现在也成了一代明君唐玄宗失信于天下的起点。庄严的大唐圣旨写着谎言。父（而且是一国之君）夺子妻，侵犯了中国人共同信仰和恪守的伦理底线，摧毁了人们自上古以来精心建构的、用以维系社会稳定与和谐的规则。唐初大儒颜师古、孔颖达奉敕编撰《五经正义》（含《毛诗正义》，《新台》自然也在其中），颁行天下，它是士子们的必读书，并被朝廷颁布为科举考试中儒学方面的依据。它是构筑家庭伦理和国家纲常的基石，破坏了它就是动摇和解构整个社会大厦。
　　《度寿王妃为女道士敕》产生于“开元盛世”的最后一年！这是巧合，抑或必然？我只相信一句话：天作孽，犹可恕；人作孽，不可恕。

　　张鸣：游走于戏说历史与文化批判之间

　　
　　？　董国强
　　张鸣教授在国内学界崭露头角，始于《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7）和《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这两部学术专著的公开发表。但是他近来在书坊的走红却与他的通俗写作路线有关。大约自2002年开始，他的史学随笔类文字不断见诸国内知名的网站和报刊。这些文字不但受到学界同人的关注，而且受到众多普通读者的追捧。一些精明的书商闻风而动，先是于2003年推出了《直截了当的独白》，继而又于去年10月推出了《历史的坏脾气——晚近中国的另类观察》，着实借他的名头和文采狠赚了一些银子。
　　作为国内几家知名读书类刊物和文化网站的热心读者，我对张鸣先生的大名并不陌生。上述两部文集中收录的不少文章，我曾在其他地方先睹为快，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到我阅读《历史的坏脾气》一书时的快感。
　　同许多其他读者一样，首先吸引我眼球的，当然是书中的故事。虽然有些故事对我来说并不陌生，但是从张鸣先生的嘴里说出来，却有一番特别的味道。这大概与他读过不少古代话本小说，听过不少侯宝林的相声，看过不少各种电影、戏剧，并经常与一班酒肉朋友“大话……”有关。这些操练使他讲起故事来绘声绘色，语汇丰富且比喻生动贴切，丝毫没有一般文士的刻板、晦涩和酸气。如若不信，我们不妨在这里摘引几段：
　　比如讲“马桶将军”王怀庆逸事：
　　“马桶将军”跟马桶的确有亲和力，无论在什么地方，没有枪可以，没有马桶不行，一具漆红烫金上面写着斗大的“王”字的马桶总是不离左右。办公桌后面放的不是椅子，而是马桶，办公就在马桶上公干。行军打仗，得有一个班左右的人马抬着马桶随行。只要看到那只硕大而且鲜艳的马桶，人们就知道这是谁的队伍了。攻山头的时候，他的士兵打着上书“王”字的大旗往上冲，他坐在“王”字的马桶上督战，风景好得紧。
　　再比如讲隋文帝杨坚的婚外恋悲剧：
　　皇帝怕老婆，以隋唐为最。大概是西晋末年，塞外的少数民族纷纷登上中原的舞台之后，他们没有汉人那么多的礼教讲究，中原社会连同颇为得意的妇人之道，都被冲得七零八落，妇女们多少有点扬眉吐气的感觉。我们的正史说，北朝嫁妇，先教使妒，说什么也不许丈夫纳妾，丈夫的家，至少要当一半多。接下来，隋朝杨家一统南北，据说是重光了汉家文物，但三从四德的妇道却依然阙如。隋文帝杨坚，就有一位强悍的皇后独孤氏，经常把杨坚管得一愣一愣的，苦不堪言。有次好不容易偷偷搞上了两个小妞，席不暇暖，即被独孤知道，马上将两个“狐狸精”逮去弄死。杨坚知道后，策马狂奔，说是皇帝不做了，做离家出走之状，结果被大臣拼命拦住，死拉活劝。眼见出走不成，杨坚长叹一声：吾贵为天子，不得自由！
　　再比如讲乾隆私生子富康安吃溺的笑话：
　　富康安有一好，走到哪儿都要吃白肉片。这白肉片非得用精选全猪，整个放锅里慢慢煨熟，方才合适。一次，途经四川的一个驿站，上面早就吩咐厨子安排大锅煮上全猪。在福康安快要到的时候，厨子突然爬上大锅，解开裤子就向锅里撒尿。旁边的人大惊，厨子说，忘了买硝，只好拿这个顶了。
　　故事的结尾是富有喜剧色彩的，福康安大人吃过下了尿的白肉片之后，居然感觉甚好，说是一路上也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白肉片，因此赏了厨子一匹绸缎。
　　再比如说到古代“文治”政治传统下“武秀才”的尴尬地位：
　　清代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说是有天一个武秀才扯了一个挑粪的农夫上堂告状，说是这个农夫在街上撞了他，必须加以惩罚。县太爷说，既然如此，那就让秀才打这挑粪的一百个嘴巴吧。于是武秀才一五一十地打了起来，打到七十的时候，县令突然说：停，我忘了问你这个秀才是文秀才还是武秀才？答曰武秀才。县令说，文秀才才能打一百，武秀才只能打五十，现在你打多了，让这农夫还回来。于是，农夫劈里啪啦回了武秀才二十个嘴巴，打得武秀才七荤八素。
　　再比如谈到左宗棠晚年的“骂人事业”，他有如下酣畅淋漓的描述：
　　见武官的时候骂，直骂得众将官耳朵出了茧子，非不得已不去见大帅；见文员的时候骂，直骂得下属禀报事情都没有机会；见外客还是骂，寒暄才毕，骂声旋起，一直骂到日落西山，最后随从不得已强行将茶杯塞进他的手里，高叫：送客！才算关上了老人家的话龙头。其间，客人一句话也插不进去，客人来是干什么的，是否有事，他一概不管。不仅如此，吃饭的时候要骂，人一入座就开始骂，直到所有的菜都上完了，他老人家还言如泉涌，结果是每个人都没吃好。睡觉之前也要骂，骂声成了他自编的催眠曲，每天都在自己的骂声中进入梦乡。
　　除了能够巧妙地借助民间说唱艺术的表述方式和丰富语汇，张鸣搞笑的另一个常用手法就是在讲述历史故事的时候，会冷不丁地蹦出一些我们这一代人耳熟能详的流行语汇和革命口号。比如泗水亭长出生的汉高祖刘邦，到了他的嘴里就变成了“当过几天‘大队干部’”；清代吴县一批秀才举人借顺治皇帝驾崩之机，以“哭庙”方式谴责县官的贪鄙，到了他的嘴里就变成了一场“恶毒攻击领导”的“小小的‘学生运动’”；雍正年间发生的曾静谋反案件被他定性为“反革命小集团”，而雍正皇帝处理这个案件的方式则被他冠以“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之名；就连当下最时髦的语汇——“愤青”——也被他恰如其分地赠与了《苏报》案时期的章士钊……
　　书中有那么多有趣的小故事，加上张鸣如此出神入化的叙事技巧，一旦上手，想叫人不读下去都难。
　　然而，如果仅仅将张鸣看成一个“侃大山”的好手，将他的那些故事当成一般人茶余饭后的谈资笑料，显然是对张鸣的误读。虽然他一直提倡史学著述的通俗化，但是他从来没有将自己定位于一个专门从事通俗故事写作的作家。他对历史的“另类观察”，与那些受到商业化媒体操纵、专为迎合小市民病态欣赏趣味的“戏说历史”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他在该书的前言中一再强调，当他面对那些历史故事和人物的时候，更在意的往往是这些故事背后的东西。如果不能从这些故事中发掘出某些具有普遍意义和思想深度的东西，那他百分之百是不会动笔的。因此，那些看似信手拈来、零散杂乱的故事，其实都有某种内在的关联。故事只是文章的佐料和引人入胜的策略，而贯穿于这些故事背后的潜在思想主题，则是以一种现代眼光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意识中的某些劣根性进行批判与反思。那些有趣的故事当然不可放过，但是作者对那些故事的精彩点评和学理性分析才是本书的真正亮点。
　　大体说来，《历史的坏脾气》一书中的文字贯穿着以下几条主线：
　　第一部分的军阀系列和散见于第二、三、四部分的帝王（后）系列，是为历代（主要是近代）专制统治者所做的漫画肖像。在这部分文字中，作者对封建君主和新旧军阀的愚昧颟顸、刚愎自用、贪财好色、附庸风雅极尽嘲讽与批判之能事。我们只要看一看这些掌握着国家政治命脉的都是一些什么人，他们成天琢磨的都是一些什么事，中国近代“落后挨打”的历史就不难理解了。不过在那些故事的结尾，作者并没有忘记告诉我们：近代中国社会的种种病象，其实并不像某些学者认为的那样，都是所谓“现代性”惹的祸。因为近代中国的政治资源其实并不尽是西方的，还有不少是本土的；而那些本土的政治资源也不尽是来源于典籍和先贤，神话传说、邪教方术、“猛人”故事和民间说唱艺术所包含的庞杂内容也参与了当时的意识形态共建。不但一般老百姓，就连大权在握的西太后和那些大大小小的军阀，其思维方式和行为举止都受到传统戏剧和通俗小说的显著影响。这些植根于传统文化的本土资源中所包含的神秘主义、权威崇拜、空想主义、狭隘的畛域观念和个人恩仇意识，在张鸣先生看来都是与现代政治文明格格不入的“下三滥”货色。
　　在《“官屠”刀钝》和《可人张之洞》等文章中，作者集中讨论了与“清官”问题相关的一些话题，比较全面的揭示了封建时代的为官之道和封建官僚双重人格的形成、表现及其政治影响。他指出：“清官”概念实际上是一种蒙昧政治意识的产物。古代所谓的清官，其实都是酷吏。不过对于老百姓来说，由于酷吏杀的大多为官人，不管是否滥杀，大家还是喜欢，而且在不断的喜欢中，炮制出更加符合自己需要的清官形象来，借这种虚幻的形象，一舒小民压抑的心境。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老百姓的上述心态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张鸣先生并没有忘记提醒我们：在更多的情况下，“清流”姿态只是官僚政客猎取政治名声的一种手段，“清官”直言进谏的表象背后，其实是意识形态话语伪装下的官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