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阿拉伯文学简史-第2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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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文化界的三位人物，对他的成长起了促进作用：《文摘》主编雅古卜·苏鲁夫，为他指出了科学之路；《旗帜报》主编法拉赫·安通，向他展示了欧洲文学的图景；《杰利达》报主编鲁特菲·赛义德，使他加深了对爱国主义的理解。
为了扩大视野，认识世界，1908年他假道伊斯坦布尔赴巴黎，初步接触到西方社会文化。次年回到埃及，两个月后再赴伦敦求学。
在英国留学期间，他努力追踪现代欧洲思想文化的潮流，对一切与传统宗教教条相抵触的新学说都感到兴趣。他说过“我学习不是为了文化，而是为了人生。”
1907年到1911年，是他人生的关键时期。在英国他受到社会主义思潮的吸引，加入了费边社，结识了肖伯纳。通过这个团体，他又了解了易卜生和俄国文学。留学归来时，他已是一个具有深刻信念的费边社会主义者。
这一时期他写出了关于尼采和超人的小册子，还写下不少论述社会主义的文章，突出宣传人民大众在改造社会方面的作用。
1914年大战期间，他在开罗创办《未来》杂志，这是埃及第一家周报，虽然只出16期就被迫停刊，但从此与新闻界结下不解之缘，先后参与了《新月》、《报道》、《文摘》、《时代》、《新刊》、《埃及人》、《今日消息》等至少十五种报刊的编辑或主编工作，成为能对社会各界施加影响的著名人物。
1919年埃及人民的反英爱国斗争，使他认识到，为争取独立与改造社会，必须组织起来。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也使他增强了信心。在这种乐观主义情绪驱使下，1920年他和一些同志建立起阿拉伯世界第一个“社会党”，但很快就被当局扼杀。
1923——1929年在《新月》杂志工作期间，文学革新的高潮已经来临，文坛十分活跃，他写出一大批有影响也有争议的文章，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下述一系列文学观点和文学主张：（一）应有一种不同于阿拉伯古代文学的现代埃及文学，应有一种不是①
从贾希兹 或其他古人那里借来的表达方式。（二）在阿拉伯文学批评中，应采取欧洲的标准和价值，而不是古代批评家朱尔加尼、伊本—阿细尔等的标准和价值。（三）文学应和社会相联系，反映社会问题；埃及文学应建立在“意义和目标”之上，而不是像阿拉伯人过去那样，建立在“词藻”之上。（四）文学、文化应是自由的，应尽可能远离各种宗教文化，并在人们心中植下对“自由和大胆思考”的爱。（五）提倡用“埃及方式”写作，而不是用阿拉伯的古代的方法；努力创造埃及风格的小说和戏剧，让文学具有人道主义目标，能处理世界性问题。
在他的著作中，还谈到社会、政治、宗教、教育、妇女和婚姻家庭等方的问题。他希望埃及社会彻底向欧洲式社会转变，取消宗教对教育的干涉，建立议会制民主政体，破除伊斯兰教的多妻、休妻制，密切和欧洲的文化联系，等等。为此提出了“走出亚洲，进入欧洲”的口号。
萨拉迈·穆萨的言论和主张，触动了整个社会的神经。伊斯兰宗教文化① 贾希兹 （约775——868 ）阿拔斯朝著名文学家。
界，认为他公开贬低和否定阿拉伯文化，阿拉伯语，对他嘲讽宗教基金部、宗教法庭、爱资哈尔、宗教教育的行为发起猛烈的反击。整个二三十年代，甚至随后的整个现代文学中、后期，萨拉迈·穆萨始终处在思想文化论争的中心，成为新与旧斗争的一个焦点。
在三十年代的文学界的论战中，他出并始终坚持文学是有社会目的性的，应指引社会生活；和古代文学相比，现代文学对社会更有益；文学应当坦率，反对“掩饰的文学”，主张“袒露的文学”；文学是自由的，与道德无干，文学如科学，应自由地存在；文学即使在性的问题上，也要采取坦率的立场，因为坦率比欺骗要好；不应用旧式武器进行文学论争，反对乱扣帽子，给对方加上诸如“反阿拉伯主义”，“宗教异端”等罪名。
他的文学思想在四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初逐渐变得具有系统性，也更为坦率。1952年他发表《文学为了人民》一文，1956年又以此为书名发表文论集，进一步提出对文学艺术和文学史研究有普遍意义的问题。他主张对文学进行具体分析，要分清是“国王们的文学”，还是“人民的文学”。在他看来，阿拉伯古代文学多是“国王、埃米尔、教法学家们的文学”，“消遣的文学”，而现代文学则应成为“人民的文学”，“斗争的文学”。旧文学是“保守的、消极的、固守传统、厌恶变化的、轻视妇女的、害怕未来的文学”，新文学则应是“积极的，发展变化的，相信未来的，与贫穷、愚昧、疾病作斗争的，反对殖民主义压迫的，用人民语言书写的，人民的，社会主义的”文学。他特别强调人民在文学中的作用，提出文学应有一部着眼于人民的“新宪法”，人民是“始”，也是“终”。
关于文学家使命，他坚持认为：文学家是负有责任的，在其一切作品中都应体现这一责任；文学家应成为“教育者”，而不是“消遣取乐者”。“伟大的文学家”就是“使社会文明化”的力量；文学家要忠于自己，只有忠于自己才能忠于读者；文学家固然应该“破坏”，但也不应忘记“建设”。
他认为文学上的革新意味着人生的革新，文学应成为“人生的文学”。文学复兴即人和社会的复兴。现代文学依靠的是科学真理，而非传统习惯。
他特别重视文学革新中的语言问题，主张“用人民的语言说话”。他指出，必须“摧毁挡在人民与文学之间的高墙”，不能用一种“没落、僵化”的语言去寻找一种“上升、运动”的文化，必须找到一种适应发展的现代语言，而且能将平易和深刻结合起来。他反对文学家把功夫花在雕章琢句上，提醒他们不要忘掉自己的基本工作是于“自由、尊严、人道和荣誉。”
萨拉迈·穆萨的文学和文学批评主张，相当一部分是正确的，符合时代潮流的，特别是在加强文学与社会联系、注重文学的社会使命方面，更新了旧的文学观念，具有进步意义。但是，在他的思想和言论中，也有许多偏激的、绝对化的、非科学的成分，例如，他重视文学的内容，却忽视了文学的艺术性，说文学的目标是“人道主义，而不是美”；他提倡向西方学习，但却走到否定东方和东方文化的极端，大谈“我们是欧洲人”；他强调现代文化的重要性，强调“人民的文学”，但却往往不加区别地一概否定古代和前人，甚至说出“我们不需要莎士比亚的戏剧”之类的话。所有这些，使他在为新文学进行的斗争中常常孤军奋战，不能找到更多的盟友，不能以他为中心形成一个强有力的群体或流派。
从本世纪第二个十年初开始直到逝世，萨拉迈·穆萨共写出近五十部作品。这些作品多为具有学术价值的论著和散论，涉及文学、艺术、哲学、社会学、宗教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多种门类，成为研究埃及和阿拉伯现代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的重要文献。他的早期著作有《超人序言》（1910）、《社会主义》（1913）、《思想自由》（1927）、《艺术史》（1927）等。三四十年代有《论生活与文学》（1930）、《何谓复兴？》（1935）、《埃及：文明之源》（1935）、《英国现代文学》（1936）、《现代修辞与语言》（1945）等。这一时期还创作过一些短篇小说，四十年代末结集出版。五十年代发表了相当一批著作，最重要的有《文学属于人民》（1956），《肖伯纳》 （1957）等。还有一批著作是他逝世后发表的，其中包括曾经被禁止发表的文章的汇编。他还翻译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
萨拉迈·穆萨一生重视文化积累和自我教育，他称达尔文是他的“第一位教师”，易卜生是他“生活的同志”，马克思是对他“进行启蒙和施教的第一人”。
在阿拉伯现代文学史上，萨拉迈·穆萨是一位最大胆的离径叛道者，而且他始终坚持自己的信仰和原则，他的斗争性就连和他进行过激烈论争的人也都给予肯定。在埃及和阿拉伯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道路上，萨拉迈·穆萨确曾起到理论先驱的作用。尽管他的理论还不具有完备的形式和科学的系统性，并不时在某些具体问题上走向极端。
拉斐仪：“在古兰经的旗帜下”
穆斯塔法·萨迪克·拉斐仪 （1880——1938）是阿拉伯现代文坛最著名的伊斯兰传统文化价值的维护者，被称为“阿拉伯主义和伊斯兰教作家”。二三十年代，文化战线上新与旧的斗争空前激烈，拉斐仪以伊斯兰和阿拉伯文化遗产和价值的监护人的姿态出现，不但固守传统阵地，而且还主动出击，成为与革新派抗衡的中坚力量。
拉斐仪祖籍黎巴嫩，他本人出生在尼罗河三角洲的坦塔。其父为宗教法院院长，家庭具有浓厚的伊斯兰宗教文化气氛。他自幼受传统教育，从一般的宗教文化知识逐渐转向《古兰经》、《圣训》的深入研究，进而扩展到伊斯兰各学科。宗教教育在他身上打上了深刻的烙印，使他成为一名虔诚的、自觉的伊斯兰文化遗产的继承者和弘扬者。
拉斐仪成长道路上的不利条件是，十七岁时因严重伤赛病导致听力减弱，最终造成双耳完全失聪，所以他既未完成正规教育，也未能像他同时代其他学者那样获得留学深造和接角更广阔世界的机会。
拉斐仪最初是作为一个青年诗人出现在文坛的。1902年至1912年分三卷出版了第一部诗集，其间1903年还出版第二部诗集《目击者》。他有古典文学的素养，又受到巴鲁迪诗风的影响，诗作颇得巴鲁迪本人和哈菲兹等人的赞赏。
从1911年发表《阿拉伯人文科学史》（第一卷）开始，逐渐转向散文创作和文学研究。1912年出版该书第二卷，以伊斯兰经训及其修辞为主要研究对象。他后来的文学论战正是以这些研究成果为出发点的。
1913年4、5月间，鲁特菲·赛义德在《旗帜报》上连续著文，提倡阿拉伯语埃及化，主张大胆使用欧洲术语，指出不应怕语言使用上出现“混乱”，因为由乱到治是一必然过程。鲁特菲·赛义德的不少支持者也表达了同样的见解。拉斐仪在7月2日的《公报》杂志上提出反驳，他说，要想把阿语埃及化，没有别的办法，只能通过把伊斯兰教埃及化，因为伊斯兰教是建立在这个阿拉伯语上的。
这次交锋只是一个序曲，但已显示出他的主要倾向和论战的特点。拉斐仪用把问题推向极端的辩术，为阿拉伯语的神圣性辩护，显示出他是文坛革新派的一位强劲对手。他像古代宗教语言学派那样，把阿拉伯语和《古兰经》的奇迹联系起来，造成逼人的气势。这是他在后来一系列文学论争中最令论敌感到犯难的武器。
在进入二三十年代的激烈论战之前，拉斐仪还写出过以爱情、婚姻和大自然为基本主题的艺术性散文《月下溪》和以反映贫者命运的《可怜的人们》（1917），后者是雨果《悲惨世界》的模写本。这些作品基调都比较沉郁。在1919年埃及群众爱国热情高涨时，他又写出《埃及要和平》等一系列爱国主义歌曲，表现出高昂的激情，受到民众欢迎。
进入二十年代，拉斐仪开始频繁地对文坛上的革新派提出批评。他对阿卡德的诗歌和散文创作进行全面否定，从而引发出双方在文艺创作原则上的多次交锋。
1924年1月，萨拉迈·穆萨在《新月》上发表文章，指名批判拉斐仪，说在埃及和叙利亚，有一个拉斐仪和阿尔斯兰为首的文学家阶层，他们眼睛总是向后看，不看则已，一看便只能看到过去。文章说，这一阶层的“文学爱国主义”，建立在“宗教、民族主义和阿拉伯文字”的揉和杂混之上。他们“大量继承了阿拉伯人的矫揉造作，而忽略了艺术；攀附皮壳，而抛弃了内核。”
拉斐仪在同年2月份《新月》上发起反击，他嘲笑“新派”把文学变为“新闻”，只注意“内容”，而抛弃了语言。他还对纪伯伦“你们有你们的语言，我有我的语言”的说法，表示不满。他问道：“谁给了你这样的权利，让你像主人对待自己的私家财产一样支配语言？”他提出，阿拉伯语是建立在不朽之根即《古兰经》之上的宗教语言，只有“无知的伪信者”或“伪信的无知者”才不重视它。
语言问题实际上属于文学的内容与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