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阿拉伯文学简史-第2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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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家”奖，1979年获尼罗河大勋章。他还担任过世界剧协主席，1959和1982年曾两次获诺尔文学奖侯选人提名。

　　早期戏剧创作

　　早在学生时代，哈基姆就醉心于戏剧艺术。出国留学前已写出五六个剧本，其中最早的一部为《不速之客》（1919年末）。此剧显然是影射讽刺英国占领者的，显示出哈基姆戏剧创作从一开始就具有某种象征主义的倾向，而这一倾向在后来的《山鲁佐德》、《彷徨的苏丹》、《喂，爬树者！》等剧作中得到更为充分的体现。

　　出国前写出的剧本还有以法老时代为背景的爱情剧《艾米努莎》（1922），具有浪漫风格的轻喜剧《新郎》（1924年上演），描写骑士生活和爱情的歌喜剧《苏莱曼的戒指》（1924年上演），从《一千零一夜》故事选材表现善恶斗争的轻歌剧《阿里巴巴》（1926年上演），以及反映妇女解放运动出现的新问题的喜剧《新女性》（1924）。这些剧作有的是与他人合作完成的，有的是参照欧洲剧作家的作品加工改造的，具有“埃及化”的倾向。歌剧、轻歌剧在当时非常受人欢迎，所以这些剧本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加入许多歌段，这一特点在哈基姆后来的许多剧本中也常常表现出来，如《天使的祈祷》（1941）、《王后陛下》（1954）、《各得其所》（1967）、《驴儿著述》（1970）等。

　　留学前后哈基姆还写出一批喜剧，其中有《售票口》（1923）、《走出天堂》（1928）、《自杀女人的秘密》（1929）、《破碎的生活》（1930）、《子弹留心中》（1931）；《吹笛者》（1932）等。喜剧性成了他这一阶段戏剧创作的最重要特征，其实这一特征是贯穿他后来的全部创作中的，只是有时较为公开的，有时较为隐蔽罢了。

　　《洞中人》

　　从三十年代初开始，他的剧作开始转型，从载写现实生活变为借助历史传说和民间故事素材反映人与时间、空间、命运的斗争，原来的喜剧风格变为较为深沉的正剧或接近悲剧的风格，这是他戏剧创作的第二阶段，即所谓“哲理剧阶段”。这一阶段最著名的剧作是《洞中人》、《山鲁佐德》、《皮格玛里翁》。

　　《洞中人》（1933）是受圣经和古兰经有关故事及古埃及关于人能“复活”的宗教影响、启发而写成的，首演于1935年，是埃及民族剧院揭幕时上演的第一个剧目。

　　此剧描写三位逃避迫害的基督教青年，在山洞中沉睡三百年后苏醒，走出山洞，发现世界已经发生巨变。他们试图适应新的时代，陌生的环境，结果却遭失败，于是殊途同归，再次回到山洞。

　　这是一部具有象征意义的哲理剧。哈基姆在谈到写作动机时曾说：“我的梦想是写一部建立在埃及基础上的埃及悲剧。我们知道，希腊悲剧的基础是　‘命运’，即人与命运的巨大搏斗。但埃及悲剧的基础——在我想象中——是时间，它的基础是人和时间的巨大搏斗。”哈基姆在　《洞中人》中表现的是人与命运的斗争，这一斗争具体化为人与时间的斗争。此剧本质上是表现时间战胜了人类。《洞中人》的山洞，就是时间的监狱，它象征人类不能在时间中获得完全的自由，时间是阻止人类成为自由的一种强制性的无形力量。

　　不过，《洞中人》一剧的悲剧主题并非完全消极。作者给马尔努什和贝莉丝卡的爱情赋于超越时间的意义，这一爱情在希望与信仰中得到了肯定和实现，尽管带有虚幻的成分，但作者毕竟未堵死希望之路。

　　《洞中人》一剧的发表和演出，成为三十年代埃及文学艺术界的一件大事，它不仅标志着陶菲格·哈基姆个人思想上和艺术上的深化，而且标志着埃及和阿拉伯现代戏剧观念上的一次突破，把戏剧当成纯粹娱乐工具的流行观念受到很大冲击。

　　《山鲁佐德》

　　在《洞中人》之后，哈基姆又发表了他的第二个哲理剧《山鲁佐德》（1934）。此剧借用了《一千零一夜》故事中的人物和场景，但对情节发展和人物性格进行了全新的再创造。

　　《山鲁佐德》是七幕话剧。主要人物只有三个，除国王和王后外，还有一位暗暗爱着王后的大臣格麦尔。

　　山鲁佐德的形象比较复杂，费解。在剧中，山鲁佐德始终像一则神话，带着难解的神秘；又像一位预言家或智者，对山鲁亚尔的思想和行动能随时提出解释和作出评价。她随心所欲，支配着周围的环境，没有多少道德禁忌，而且未受到任何惩罚。在这个人物形象上，哈基姆突出了人性的多种表现，实际上借肋她反衬出的局限性和存在的自满自足。

　　哈基姆在四十年代还写过不少哲理剧。其中影响较大的是《皮格马里翁》（1942）、《智者苏莱曼》（1943）、《俄狄浦斯王》（1949）等。这些剧作表明，哈基姆不仅重视借鉴、学习阿拉伯古代文学遗产，而且重视西方古代文学的遗产。

　　社会剧

　　从四十年代中期开，哈基姆的戏剧创作方向又逐渐向现实主义倾斜，而且剧作数量也以每年平均三个剧本的速度递增。到五十年代中期，他写出的社会现实题材的各类剧本已经超过三十多个，这些剧作后来分别收入　《社会舞台》和《花样舞台》两个大型集子。

　　《窃贼》（1947）是一部批判力很强的社会剧。

　　《一夜之间》（1950）是暴露官场的污浊腐败。

　　哈基姆在五十年代还写了反映农民贫和斗争和三幕话剧《交易》（或译

　　《契约》，1956）。在《交易》的后记中哈基姆单述了他的戏剧语言改革理论，被人称之为“第三种语言论”或“中间语言论”。他在《交易》中的实践，为统一阿拉伯现代舞台语言树立了良好的范例，受到广泛的肯定和重视。

　　现代派戏剧的试验

　　哈基姆的创作实践，遵循着一条为自己制定的基本原则，即“双重收获”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剧作家既要关心传统艺术，又要关心现代艺术；既要倾听传统的声音，又要敞开胸怀接受“新事物的陌生和奇特”。他十分看重艺术形式，甚至宣称“目的并不重要，全部艺术在于手段”。他反对偷工减料、逃避艰苦的艺术劳动，始终坚持艺术上的探索，显示出求新求变的创造精神。到六十年代，他已步入老年，仍用现代派的创作方法进行试验，连续写出《彷徨的苏丹》（1960）、《喂，爬树进！》（1962）、《人人有饭吃》（1963）、《狩猎行》（1964）、《火车之旅》（1964）等所谓“非理性剧”或“荒诞剧”。

　　《彷徨的苏丹》（1960）以埃及马木鲁克朝为背景，写一个未经审判就被判处死刑的奴隶贩子，临刑前大喊冤枉，苏丹亲自干预，命令大法官重审。原来此人只说了一句“传大高贵的苏丹陛下不过是个未开释的奴隶”，而这本是事实。此剧以荒诞的手法表现严肃的政治主题，将法律置于最高统治者的权力之上，有一定现实针对性和普遍意义。

　　《喂，爬树者！》（1962）既是哲理剧，又是荒诞剧。全剧分两大部分，不分幕，也没有具体时间规定。剧情朦胧，情节扑朔迷离。

　　在此剧中，每人都有自己一个世界，一套逻辑，一种语言，彼此难以沟通，互相无法理解。剧中人物都有一定象征意义，但剧作者又不明示或暗示，任读者和观众去联想，参与创造。《人人有饭吃》等剧也都具有相似的特征。

　　阿拉伯现代文学批评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是阿拉伯现代文学蓬勃发展的时期，而三十年代更是这一文学的繁荣期。1920年旅美派“笔会”成立，1921年笛旺派向传统复兴派诗人提出挑战，1926年塔哈·侯赛因发表《论贾希利叶时期的诗歌》，1932年阿波罗诗社成立，这一系列文坛大事件使整个阿拉伯社会，特别是文化界，受到巨大的冲击，阿拉伯文学界成为阿拉伯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觉醒的象征，成为主导阿拉伯精神生活领域的重要力量。

　　由于西方世俗文化观念的大量涌入，阿拉伯世界革新与守旧的矛盾愈来愈突出。伊斯兰传统文化价值的维护者，如拉希德·利达、穆斯塔法·阿卜杜—拉齐格、扎基·穆巴拉克、拉斐仪、艾米尔·夏基布·艾尔斯兰等，凭借传统文化所依靠的社会力量，对一切外来思潮采取否定和排拒的态度。他们崇经劝学，仰慕往古，有意无意地把学术争论引向宗教和政治，对革新派施加空前的压力。

　　以塔哈·侯赛因、阿卡德、马齐尼、萨拉迈·穆萨、陶菲格·哈基姆等为中坚力量的革新派，尽管彼此之间在一些问题上存在歧见，但他们一般都对传统文化采取区分与取舍的态度，不一概加以肯定；对外来文化采取积极引进和吸收的态度，不是恐惧与排斥。

　　在二三十年代的文学论争中，最尖锐、最突出的问题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文学的民族性与地区性、国家性。是只建立统一的阿拉伯民族文学，还是也允许发展具有地域和国家色彩的多样性的文学？传统维护派出于泛伊斯兰主义和泛阿拉伯主义的神圣信念，认为提倡具有地区特征的文学，如“埃及主义”的文学，会导致民族统一性的削弱和民族分裂主义的抬头；而革新派认为，真正的民族文学，必须是与本地区、本国历史、文化的特殊性相联系的文学，他们更重视文化统一性中的多样性发展。（二）文学语言问题。传统派认为，文学语言必须是神圣的、经历了历史考验的《古兰经》的语言。运用方言土语，提出“拉丁化”方案等，所有这些主张都是亵渎了阿拉伯语言，都包含着削弱阿拉伯民族联系的危险；革新派则认为，应允许文学语言多样化的试验，为了获得文学的大众性，即使使用方言土语，也是应该允许的。（三）文学的目的性。传统派把文学视作坚定宗教信仰、巩固民族政治、文化统一的一种手段；革新派则提出文学为社会、为人生的目标。（四）对阿拉伯文化遗产的态度。传统派认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遗产无比丰富，只要努力发掘与继承，就会再造其辉煌与光荣；革新派则认为，东方遗产不足以使民族文化复兴，必须学习西方现代科学文化，才能创造出适应现代复兴的文化。（五）内容与形式。传统派的作品在形式上强调语言纯正、地道，强调修辞技巧，在内容上强调作品的道德纯化目的；革新派则强调作品内容既要反映社会群体意识，又要表达作家个人内心世界，同时强调作品艺术美的独立意义。

　　总之，传统派坚持的是有宗教使命感的、内向的、独立发展的文学；革新派提倡的是从宗教意识形态控制下挣脱出来的、开放的、力求与世界文学同步发展的文学。前者依靠的是“信仰”，后者依靠的是“理性”；前者向往的是“有序”，后者憧憬的是“自由”。

　　不过在两派中，每一派都有极端分子和趋于折中的人，而且就具体人而言，也有发展变化的过程。所以在二三十年代的文学论争中，出现了新旧两派个别代表人物之间在某些问题上的彼此认同，以及新派人士之间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的尖锐分歧，特别是带有不同西学背景的“拉丁派”与“撒克逊派”之间的争论。

　　尽管革新派在主要方向的选择上符合时代的潮流，但他们大多数还未将民族的和外来的价值观作客观的分析比较，并最终提炼出一种完全超越欧洲东方学家的系统的、科学的、客观的结论，因此他们在很多具体问题上表现出不成熟性，给论战对象提供了出击的有利借口。

　　卷入这一时期文学论争的不仅仅有作家、文学批评家，而且有各个领域的学者、宗教界人士、政治人物。文学论争有时还和党派之争、政治之争纠缠在一起，形成比较复杂的情况。在此我们仅就代表这一时期文化论争的三种倾向的三位著名人物，作简单的介绍。“阿拉伯文学之柱”塔哈·侯赛因

　　塔哈·侯赛因　（1889——1973）是阿拉伯文学史和现代文学批评史上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少数几位人物之一，是推动阿拉伯现代文学复兴运动向纵深发展的革新派主将。他在小说创作、文学研究、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外国文学评介等领域中，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被誉为“阿拉伯文学之柱”。

　　塔哈·侯赛因是由一位盲童成长为文学家的，因此他又以“征服黑暗的人”驰誉世界。他出生于埃及美尼亚省马加加城附近的基鲁村。三岁时患眼疾，被庸医治瞎。1902年入开罗爱资哈尔大学盲人部，接受伊斯兰教正统教育。他抱着宁愿在知识的海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