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4-01-第2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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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禁忌与文化传统
？ 王纪潮
著名的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M。Harris）在给学生上人类学课时，经常让学生传看打开盖子的装有油炸蝗虫的日本罐头，还随时加上一句：“别太贪心，给你的邻座留一点！”欧美学生一般都厌恶昆虫食物，他的这种小技巧能够很快地让学生进入到文化差异的氛围。
马文·哈里斯认为不同文化中的食物禁忌（被神话或是被厌弃）是动物的“额外用途”的理论决定的。人们选择某种动物为主要蛋白质的来源是由“最佳搜寻理论”（获取动物的支出/收益比最廉价）决定的。所以人类尽管是杂食动物，却只狩猎那些在最短时间得到最大热量回报率的动物。在印度，牛是神物不得宰杀。可是在吠陀时代，印度人一样吃牛肉。由于人口增长肉食越来越有限，吃牛肉对印度人来说就十分的不经济。因为用谷物饲养牛，有十分之九的热量和五分之四的蛋白质被浪费掉了，而奶牛将饲料转化为可食蛋白质比肉牛的效率高六倍，喝牛奶就可以避免这种浪费。加上牛可以耕作、粪可做燃料这些额外用途，它就成了圣牛。世界上有些地区讨厌猪的原因在于地处干旱、半干旱地区，人口密度增加后，人与猪所需要的植物性食物发生冲突，人不能牺牲自己所需要的植物性食物喂猪。当地牛、羊等反刍动物在收益成本上优于猪，所以后者成为了不洁的食物。从文化上讲，人类自身选择最经济有效的食物供给方式与地缘物种分布有关，而在人类学家的眼中，宗教这个时候的作用就是“帮助人们做出了一种与先已经存在的有用的实践相吻合的决定”。
马文·哈里斯把人类对肉食的渴望作为食物禁忌的基础和全书的总纲，文化传统和食物禁忌都由此展开。他指出，世界的主要宗教在仪式上屠宰牺牲的祭祀，起源于史前分享肉食的习俗。禁忌某种食物，实际上是为了更平衡地获得蛋白质的供应。
《礼记·礼运》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礼实际上可以看成围绕肉食展开的一系列的仪式。在中国古代，无论牲畜饲养业如何发达，肉食供应肯定不能满足所有的人。当时不可能想到凭票供应这一类的方法，社会为了解决蛋白质供应问题，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按照社会等级压缩肉食的供应量，这样做的缺点是很容易引发不满和反抗。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制定一套食肉规则（或者说是禁忌）和说教，让人们压制欲望，心安理得地接受缺乏肉食的现状，譬如宣称饭食和肉食是华夷之辨。其次是制作青铜礼器，以肉食供奉神明，使普通人不得觊觎，各等级的贵族则可以按照身份享用肉食。其三是按照年纪大小享用肉食。如孟子说：“七十者可以食肉矣。”（《梁惠王上》）这些规则和说教混合在一起就是后来的“礼”。从人类的发展和进步规律看，肉食在前，饭食在后。先秦时代的礼制刚好相反，以饭食优于肉食而贬斥肉食。如果不是肉食供应有困难，谁不愿意满足口腹之欲呢？
由食物禁忌与礼制的关系问题，使我们联想到礼的本质问题。它究竟什么呢？孔子讲是“仁”，是“克己复礼”。我们过去说这是消极的东西，从马文·哈里斯文化中的肉食禁忌来看，这其中确实有许多道理。“克己”应该是社会一个不得已的选择结果，如果无法抑制社会不断增长的对肉食的需求，社会分配的混乱无序会无休无止，所以克己为“仁”。作为政治家、哲学家，孔孟都看到了人口增长所带来的肉食供应匮乏现象。在重农抑商的传统社会中，除了建立一套游戏规则（礼）或者食物禁忌，并且遵守这套规则以克制人们的欲望之外，我们到现在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所以，种种食物的禁忌和暗示就有幸形成了今天所谓的文化传统。
（马文·哈里斯：《好吃——食物与文化之谜》，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7月，16元。）
站在边缘的流亡者
？ 丁国强
爱德华·W。萨义德2003年9月25日在纽约辞世。这是知识界的一个重要事件。萨义德是一个与主流文化相对抗的批判者，他把自己当作置身于固有秩序之外的流亡者，用“业余者”、“圈外人”的异端身份发言。在他看来，只有这样才能完成用批评提升生活的目的。他的《知识分子论》对知识分子的价值选择、文化角色所作的思考具有深刻的意义。
知识分子何以成为知识分子？这是一个价值命题，强调的是理性、责任和自由等等这些蕴含终极关怀的字眼。知识分子只有把自己从具有技术性质的专业人士上升到富有批判精神、公共意识的发言者，才能够从狭窄的现实利益中摆脱出来，获得更广阔的视野和更高的信仰支点。知识分子既要捍卫个人的内在自由，又要对时代思想的融会、沟通负责。
萨义德要求知识分子“固守有关人类苦难和迫害的真理标准”。知识分子无法把自己从人类整体的命运中剔除出去。苦难是知识分子最好的养料，它不仅给知识分子提供了精神炼狱的机会，而且也搭建了与公共生活对话的平台。具体的不幸和痛苦足以影响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表达，使他们没有理由回避。无论是纳粹的奥斯威辛集中营、苏联的古拉格群岛，还是中国改造右派的甘肃夹边沟，都给知识分子带来了巨大的心灵震撼和黑暗记忆。历史悲剧在知识分子的心灵上留下深刻的烙印，即使他并不是亲历者，不是当事人，这都不能影响他的反思和忏悔。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知识界出现了“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局面，人们用向现实的一切妥协的方式来显示自己的生存智慧和处世策略。这种选择其实是一种优越感的折射。因为他们不必像下岗职工、失地农民、遇难矿工家属那样四处上访、以头抢地。萨义德认为，知识分子总要有所选择，“不是站在较弱势、代表不足、被遗忘或忽视的一边，就是站在较强势的一边”。谙熟学术游戏规则的知识分子在单一的学术空间里用自娱自乐的方式进行着无聊的学术应酬、相互吹捧，享受或挥霍着他们所独占的资源优势。他们所得意的学术机巧已经熟烂了，散发着一股腻人的味道。萨义德之所以拒绝给这类人打高分，是因为他们已经从知识的共同体转化成为利益的共同体。他们以“核心期刊”为俱乐部，以博导、长江学者之类的名号作标签，去沽换一份好处，一笔利润。在商业氛围的浸染下，知识分子的责任伦理面临沦落的危险。物质生活对知识分子的强制是无声无息的，独立的立场、正义的声音在利益的诱惑下一点点被腐蚀。一门学科一旦成为维持利益的堡垒，无论它积累多深、功底多厚，都难以给公众带来精神支持。道德勇气的缺乏和终极关怀的薄弱使他们丧失了激情和力量。
（《知识分子论》，爱德华·W。萨义德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定价：10。50元）
吁请保护儿童的“不知情权”
？ 王泉根
忘了一篇小说的题目，大意是：球迷某甲外出未能看到足球比赛现场电视直播，于是赶回家去看他妻子为他录下的比赛录相。半途碰到某乙，也是球迷。某乙见某甲，张口就说：某某队输了。某甲一听大怒，拔拳就打某乙。某乙怨怒不解，问为何打他？某甲说：谁让你告诉我结局了，我要自己去看过程，你侵犯了我的“不知情权”。
这篇小说写得很有意思，提出了作为现代人应该享有的另一种权力：不知情权。有些话有些事人家压根儿不想知道，你老是喋喋不休地硬往他耳朵里灌，这不是有意骚扰人家，损害人的心绪，侵犯人家的权利吗？因而，这人生在世，除了应当享有知情权外，还应当有“不知情权”。
由此我想到了儿童。儿童刚来到世上，对社会一无所知，因而儿童所知道的事情都是成年人告诉他们的，或者通过言语说教，或者通过文字图画，或者通过影视荧屏声像传媒等等。成年人虽然也是由儿童长大的过来人，但往往忘了自己的儿童时代，忘了孩子有自己的天性与孩子天性所喜欢的天地，总希望孩子明天就长大成人，变得和自己一样。因而现代孩子总是活得很累，而且早熟。“儿童成人化”已成了普遍现象。
就像早熟的苹果总是半生不熟、僵硬疙瘩一样，儿童过分早熟并非是一件好事。人生需要一步步地成熟，享受每一个人生阶段的滋味，这样的人生才有意义。著名女儿童文学作家秦文君有一段话说得很好：“大自然不需要早熟的果子，因为那是生涩的、不甜美的。人类需要渐渐长大的儿童，揣着童心的儿童样子的儿童，那才是长久的、健康的、醇美无比的。”（《一个女孩的心灵史》）过分早熟的儿童，实际上是透支了人生。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那一批先驱者，早就对成年人社会骚扰、侵犯、剥夺儿童应享的人生权利提出了严正抗议。鲁迅批评那种把儿童当做“缩小的成人”的做法，使本该活蹦乱跳的儿童唯唯喏喏、低眉顺眼、呆滞以至“死相”。郑振铎批评成年人社会“把‘成人’所应知道的东西，全都在这个儿童时代具体而微地给了他们”。五四距今将近一百年了，时代已经发展到了二十一世纪，鲁迅那一代人为儿童争取权益的努力，似乎收效甚微，反而大有变本加厉之势。一切都要从娃娃抓起，今天的娃娃实在是太累了，太苦了。君不见，甚至连性教育也要向儿童灌输了。成年人的影视、碟片、画刊等等本来已有大量儿童不宜的东西成天包围着他们，现在又要向他们“具体而微”地讲解了。真不知道那些热衷于向孩子传授“性文化”的大人先生们，当他们面对着一双双天真无邪清澈亮丽的眼睛，该如何来讲解这个“性”？孩子总爱问妈妈：“我是从哪里来的？”就像他们总爱问老师天上的星星为什么爱眨眼睛一样。这本是孩子与生俱来的好奇心与天性。孩子的问题中包含着巨大的哲学，有人说儿童是天生的哲学家。“我从哪里来？”这本身就是一道永恒的哲学难题。面对孩子天真的疑问，为人父母者当然也只能以同样“天真”或“王顾左右而言他”的方式加以回答，这虽然似乎“骗”了孩子，但却是必须的。等到他们的性生理、性心理发展到合适时期（中学生），再告诉他们为时不晚。难道当孩子问妈妈我是怎么生下来的？大人可以明确地告诉他（她），你是爸爸妈妈做爱生出来的吗？倘若孩子再问一句“做爱”是怎么回事？爸爸妈妈又是怎么样的？大人还能再明确地告诉他（她）吗？假如孩子真的搞明白了原来是爸爸妈妈做爱生下了他（她），原来做爱又是这么回事，那么，在孩子心里只会对大人的行为产生恐惧、紧张、不可理解，而决不会是神圣、崇美、美好，从而对父母形成心理上的疏离与害怕。
儿童有“不知情权”。让儿童该做梦的时候就让他们做梦吧。
画苏轼诗意并题
？ 韩 羽 文画
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将西湖喻为美女西施，已成千古定论。湖因诗而名“西子湖”，可证也。
然而明人唐宜久，有一文，谓“昔人以西湖比西子，人皆知其为誉西子也。而西湖之病，则寓乎其间乎？可见古人比类之工，寓讽之隐：不言西湖无有丈夫气，但借其声称以誉天下之殊色，而人自不察耳。”（《明小品三百篇》）黑、白转色，褒、贬易位，他从诗里看到的是“西湖无有丈夫气”。
莫非此公读诗，喜欢头朝下、脚朝上“拿大顶”，何以其所见翻了个儿？
因喜“山色空雨亦奇”句，而画其意。想及此，附记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