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第6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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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包括当时的整个黎凡特海岸在内的叙利亚，作为西方影响的一个中心可与埃及相匹敌。一个原因是，叙利亚和欧洲之间的贸易日益繁荣，大量的叙利亚商人去国外从事商业活动，然后对国内的同胞施加同样的催化影响，就象巴尔干商人在早几十年时所做的那样。另一原因是主要由法国耶稣会会士和美国长老会教徒从事的广泛的传教、教育活动。到1865年，美国人已创办了叙利亚新教学院，这所学院后来作为贝鲁特美国大学而闻名整个中东。几年后，耶稣会会士在贝鲁特建立了圣约瑟夫大学。英格兰、苏格兰、德国和俄国的学校随后相继建立，不过它们的规模较小。这些学校培养阿拉伯学生，印刷和分发阿拉伯书籍。如此，叙利亚阿拉伯人重新发现了他们的过来，了解了西方的文学、思想意识和技术。
这种来自外界的刺激导致最早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出现。开始时的领导人多半是基督教阿拉伯人，因为穆斯林直到较后的年代才进入教会学校。1860年，新教的一个皈依者布特鲁斯·布斯塔尼开始发行报纸《叙利亚号声报》。10年后，他建立了一家政治的、文学的和科学的杂志《盾》。这家杂志的箴言是“对我们国家的热爱是一种信仰”—一这种情感以往一向为阿拉伯世界所不知。
由于奥斯曼当局的镇压措施，布斯塔尼和其他最早的民族主义者不能公开地进行政治鼓动。因而，第一个被公认的政治活动，是1875年新教学院的5个学生组织一个秘密的革命团体。他们制订了一个民族纲领，该纲领要求实现自治、出版自由和采用阿拉伯语作为官方语言。土耳其官员进行了调查，试图查出这一秘密团体的领导人员。后者惊恐起来，于1878年解散了他们的团体。然后，他们动身到埃及，因为帝国特务对埃及没有什么控制，那里的形势对有现代头脑的阿拉伯人来说更有希望。
克迪夫·伊斯梅尔从1863至1879年统治埃及，同穆罕默德·阿里一样野心勃勃。在他统治期间，铁路得到敷设，亚历山大港给扩大，苏伊士运河通航，近代银行建立，货币被稳定。外侨的人数从1836年的3000人增加到1878年的68000人，表明了新的经济机会。教育机构的巨大发展也同样重要。到1875年，创办宗教小学4685所，有学生111896人，创办宗教中学3所，有学生15335人，创办平民学校 36所，有学生4778人，而开罗的历史悠久的爱资哈尔大学有来自穆斯林世界各地的学生15000人。
这种活动把叙利亚商人和受过西方教育的叙利亚知识分子吸引到埃及。后者出版可使埃及人熟悉法国和英国的自由主义的、科学的思潮的报刊杂志。同时，象形文字的解释、博物馆的建立、埃及学的发展，促进了埃及人对埃及古代历史的认识，促使埃及人对埃及的成就感到自豪。这种初期的民族主义由于西方对埃及的不断增长的支配而被进一步唤起。这种支配是强加的，因为伊斯梅尔在欧洲货币市场上借贷大笔的钱，导致了破产并最终导致了外来的军事干涉和统治。在伊斯梅尔统治的16年间，长期借款从300万英镑上升到6800万英镑。这笔钱大部分用于建设性项目，但同时，埃及正遭到被恰当地称作“金融骗子”的人的无情掠夺。埃及人同土耳其人一样，不习惯于无耻的国际金融家的欺骗，受到残忍的剥削。例如，在建造亚历山大港时，英国承包人多收费80％ 左右。贷款通常的利息为6％或7％，然而，提供给各处的埃及人时，利息在12 ％ 至27％之间。
到1876年，伊斯梅尔已破产，不得不接受一个国际的“公债委员会”。这一机构努力使所有的债务得到迅速的偿付，但是，埃及在这过程中被榨尽血汗。1877年的总收入达9543000英镑，其中7473000英镑必须用于偿还债务，另外一部分钱必须用来履行固定的义务，如每年向苏丹交纳的贡金。只有100万英镑多一点的钱留作国家的行政管理之用，这笔钱显然是不够的。
在这些情况下，一次民族主义的起义于1882年在埃及军官艾哈迈德·阿拉比的领导下爆发。这次起义一方面是反对外国对埃及事务的干涉，一方面是反对埃及总督与垄断了军队和官僚机构中的所有高级职位的土耳其寡头政治集团。在亚历山大出现一些骚乱和伤亡之后，英国先后邀请法国和意大利来共同干涉起义。干涉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支持埃及总督反对起义者。当英国的提议遭到拒绝时，英国开始独自行动。一支英国舰队于1882年7月炮击亚历山大要塞，两个月后，一支远征军在埃及登陆，击败阿拉比。
当时，首相格莱斯顿宣称，无限期占领“与陛下的政府的所有原则和观点是绝对地不相符的”。但是，陛下即维多利亚女王本人却持有不同的意见。几个月后，她写道：“女王极力希望，有人能说没有什么可束缚或妨碍我们在埃及的行动；我们必须一劳永逸地牢牢控制住埃及。”正是这种观点占了上风。远征军留下成为占领军。埃及名义上仍然是土耳其的一个省，但英国这时在各个方面——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控制了埃及。
这些事件自然在埃及激起强烈的仇外情绪，但是，它们针对的与其说是土耳其人，不如说是西方人。当时，只有少数基督教阿拉伯领袖希望摆脱君士坦丁堡。穆斯林群众基本上仍然是冷漠的，而少数有政治觉悟的穆斯林想要的只不过是奥斯曼帝国结构内的自治。
随着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的起义，这一愿望看来会得到满足。阿拉伯人同帝国的其他民族一样，热情欢迎这一起义。叙利亚的一位传教士对民众的喜悦作了如下报道：“穆斯林的普遍的声音是，‘现在，我们都是兄弟，我们能平平安安过日子。今后，我们将仅仅作为奥斯曼人而互相认识。自由万岁！军队万岁！苏丹万岁！’这似乎好得叫人难以相信，我们这里数星期来，外国人和叙利亚人一样，似乎生活在一场梦中。黄金时代似乎正开始出现。”
这种开端证明是虚假的。青年土耳其党领袖很快就采取严厉的土耳其化的措施，不顾一切地试图团结整个帝国来反对外来的军事侵略和内部的民族主义者的颠覆。阿拉伯人蒙巴尔干基督教徒那样，对这种抑制不满。1908年，贝鲁特的一家报纸厉害地评论道；
几天前，只有一个哈米德，
而现在，有了一千个左右的阿卜杜勒。
然而，大多数阿拉伯人仍渴望自治而不是渴望独立。例如，在巴黎的穆斯林阿拉伯学生于1909年11月14日建立了一个秘密团体，称为“青年阿拉伯协会”，其更为人所熟知的名字是al－Fatat（青年），它在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中起了领导作用。它的目标是要在以奥匈帝国的方式成立的土耳其和阿拉伯两种族的奥斯曼帝国的范围内实现阿拉伯自治。1913年10月，另一秘密的阿拉伯团体“盟约”在伊斯坦布尔成立。其成员大多是奥斯曼军队中的阿拉伯军官，其纲领几乎与巴黎那个团体的纲领完全相同。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大多数阿拉伯人的情结就是如上所述。然后，青年土耳其党领袖作出与同盟国共命运的决定，一下子改变了形势，加速了一系列事件的连锁反应；这些事件终至成为1916年反对长达数世纪之久的土耳其统治的阿拉伯大起义。
应该提到，埃及以西的北非地区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已受到欧洲的直接统治。远在16世纪，土耳其人已将他们的统治扩展到除遥远的摩洛哥之外的这些地区。如果根据诸如“中东”和“远东”之类的西方流行的用法，注意到穆斯林称摩洛哥为“al—Maghrib al…opa”即“远西”，相反地称北非剩下的地区——的黎波里塔尼亚、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为“al—Maghrib”即“西方”，那是很有趣的。在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土耳其人从君士坦丁堡派出总督，直接统治了上述三个地区。然后，当奥斯曼力量衰落时，这些遥远的地区随着世袭王朝的出现而成为完全自治的，不过它们继续承认土耳其苏丹的宗主权，并在需要时提供海军部队。
北非这些政权的黄金时期是在16和17世纪，那时，他们在地中海劫掠基督教船舶。但是，到18世纪时，穆斯林私掠船愈来愈受到欧洲舰队的不断增茂的技术优势的妨碍。从前繁荣的阿尔及尔城的人口急剧地下降，而它的基督教俘虏的人数在1830年法国入侵时也从过去最多时期30000名下降到仅仅100名。
法国入侵的主要目的是用一个军事胜利来支撑查理十世的摇摇欲坠的王位。软弱的土耳其军队被轻易地击溃，但是，法国君主仍然在此后不久被废黜。他的后继者路易·菲力普经过一番踌躇之后，决定保持新获得的北非属地。这就使平定土著阿尔及利亚人的长期的、残忍的战役成为必需，因为阿尔及利亚人比为数不多的土耳其驻军进行了猛烈得多的反抗。一旦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安身下来，他们将自己的控制扩展到两边的国家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他们于1881年和1912年先后接管了突尼斯和摩洛哥。在每种情况下，这一个过程涉及到的与其说是军事力量，不如说是外交手腕，这与先前在阿尔及利亚的较粗暴的做法完全不同。法国新获得的国家享有的不是被征服地的地位，而是法律上的保护国的地位；这意味着法国的控制是间接的，不过，不是那么非决定性的。最后，欧洲对阿拉伯北非的猛攻于1911年随着意大利对的黎波里塔尼亚的入侵而结束。正如在阿尔及利亚一样，土耳其驻军被轻易地击败，但是，在意大利统治牢固地确立以前，需要对土著抵抗力量进行长期的斗争。
四、波斯人
当这些事件在阿拉伯世界发生时，同样重要的发展正在邻近的波斯出现。我们在第三章中已看到，17世纪初叶，波斯在沙·阿拔斯一世统治下达到的伟大的顶点可与奥斯曼帝国在苏里曼一世统治下达到的伟大的顶点相比。然后，波斯陷入软弱无能、默默无闻的状态，经历了又与土耳其人的衰落相似的衰落。波斯也未曾遇到过让外界影响使沉闷的气氛变得活跃的拿破仑远征、活动范围广阔的叙利亚商人和大量的外国传教士。因而，1887至1888年居留在波斯的一位英国学者在那里发现了早救世纪已在西方消失的一种类型的世界：
……气氛是中世纪的：政治和进步几乎无人提及，谈话多半是围绕神秘主义、玄学和宗教；最热烈争论的政治问题是那些与我们时代第七世纪的先知穆罕默德的继承人有关的问题；官方杂志的偶然出现仅仅唤起人们对外界事务的没精打来的兴趣…；在基尔曼，每星期一次的邮车维持着与外部世界的通讯。
然而，大约正是在19世纪后期的这一时候，波斯开始明显地受到无所不在的西方的影响。这种影响的根源和性质通常与在土耳其人中间的影响的根源和性质相似。最初是试图借用西方的军事技术，这转而又需要更大的中央集权和一个新的官僚机构。传统的穆斯林宗教学校（即madaris）显然不能提供可以充当新官僚机构的官员的毕业生，更不用说提供可以充当新军队的军官的毕业生了。因此，学生们给派到国外，而种种西方式的新学校在波斯得到建立。渐渐地，出现一批知识分子，他们对西方的物质进步印象很深，希望把西方的制度和习惯做法引进自己的祖国。
19世纪后期，由于西方的不断加强的经济入侵和剥削，这一小批知识分子能在城市里唤起群众的相当的支持。早在1828年，俄国人就已获得与后来强加于中国的领事裁判权相似的治外法权。欧洲大部分强国迅速地仿效俄国交替自己的国民弄到特别权利。波斯国王为了增加供他们恣意挥霍的资金，愿意将垄断特许权授予外国人；这一点促进了上述过程。波斯卡扎尔王朝最能干的一位统治者是纳绥尔丁国王，1848至1896年在位。然而，甚至他也发现，要为他在国外的花费很大的旅行筹措资金，就必需允许外国人开设银行、发行钞票、敷设铁路和享有出售烟草及其他商品的专利权。1896年，这位波斯国王遭暗杀，表明人们对这些做法极为反感。这一暗杀没有解决什么问题，因为继任的统治者不大能干，同样地奢侈，并乐于将自己的国家出卖给出价最高的人。
到1905年，波斯的形势就是如此；那时，先后传来了俄国在满洲遭到失败和俄国内部出现巨大的革命高潮的消息。由于相当数量的波斯学生在俄国的大学里上学、数量大得多的波斯工人受雇于外高加索的油田和工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