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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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的智力水平
西欧扩张的智力背景比起其宗教背景要模糊不清得多。所谓“文艺复兴时期的骚动”使个人主义和现世主义增长。神学和基督教会对现实生活的控制受到当时由个人探究得出的新的道德准则和社会准则的挑战，并最终为后者所取代。有关人类本身的一种新概念已逐渐形成——它体现了对人类的尊严和创造力的一种新的信心。人类无须一心想着神对来世会作何判决，而只须发展自己生来俱有的潜力，尤其是思考能力。荷兰的司铎兼学者伊拉斯谟曾得意洋洋地发表了人类既非野兽又非野蛮人这一认识。他说：
现在，人之所以为人，就因为人具有理性。如果树木或者野兽在成长，那么真的，人当然会发展成现在这个模样。从前的人生活在森林之中，他们的所作所为没有法律作指导，仅仅受其自然的需求和欲望的支配，其群体内部绝无秩序可言；因此，与其将他们看成人，不如把他们当做野兽。
对人类及其能力的新的强调，显然比早先中世纪的观点更有助于海外扩张。另一方面，这一点很易被夸大，故需认真纠正。实际上，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并不着重科学。当时一些最主要的人物看待事物，往往是从哲学和美学的角度出发，而不是持怀疑和客观的态度。他们程度不同地保留了某些中世纪的思想方式。他们坚持相信和赞美那些怪诞的和令人难以置信的东西。他们继续寻找哲学家的点金石。他们仍然相信星占学，并将它误作天文学。宗教改革运动也没有改变这种反人文主义者的倾向。16世纪时，路德和加尔文认为人类孤弱无助和腐败堕落的观点，正如人文主义者对人类的颂扬，是一种新的见解，而且其影响较后者要大得多。实际上，宗教改革运动代表一种只是在16世纪变得更强烈的反观世主义和反求实主义的倾向。
从事海外扩张的伊比利亚的先驱者肯定不是人文主义者。例如，航海家亨利王子被他同时代的人描绘成是一个刚直、虔诚、勇武的禁欲主义者而非人文主义者。虽然他总是慷慨地资助海员和测绘人员，但是，对于学问和各种技艺并不感兴趣。人们传说，他曾在萨格里什兴办一所教授天文学和数学的学校，那仅是一则虚构的故事。有位研究欧洲扩张的著名历史学家说：“不管对文艺复兴作何解释，……地理大发现的早期的进行是在中世纪的种种动机和设想的伴随下，独自开始的。亨利王子和他手下的船长们基本上都是中世纪的人。甚至哥伦布……从事他那举世闻名的冒险事业时的思想大体上也是中世纪的，传统的。”
因此，用“新的智力水平”所能解释的与其说是1500年以前欧洲扩张的起因，不如说是1600年以后欧洲扩张的动力和具有不可抵挡的力量的缘由。不过。对后者加以解释，其本身也非常重要。事实依然是，在西欧，曾有过一场思想骚动，而在欧亚其他地区则没有。这一根本的不同之处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在中国，儒教继续在社会中居支配地位。它尊崇老年人，轻视年轻人；尊崇过去，轻视现在；尊崇已确认的权威，轻视变革；从而，使它成为保持各方面现状的极好工具。最终，导致了处处顺从、事事以正统观念为依据的气氛，排除了思想继续发展的可能；这一点有助于说明为什么中国尽管最初在发明造纸、印刷、火药和指南针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但后来却在技术上落后于西方。中国人在作出这些早期的发明之后，未能提出一系列科学原理。
欧亚其他国家的情况基本上与中国相同。例如，在奥斯曼帝国，穆斯林的学院为了强调神学、法学和修辞学而不惜舍弃天文学、数学和医学。这些学院的毕业生对西方正在做些什么一无所知，而且也毫无兴趣去弄清楚。没有一个穆斯林土耳其人会相信，一个信基督教的异教徒能教给他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虽然有时也会出现某个富有远见的人，警告人们要注意这种将奥斯曼帝国与邻近的基督教世界隔开的思想的铁幕所带来的种种危险，但这样的人极为难得。土耳其著名的历史学家、文献学家和百科全书编纂者卡蒂布·切莱比是其中的一个。他生活在17世纪上半世纪。因出身于贫困家庭，他未能受到正规的高等教育。不过，结果是塞翁失马。他可不必对穆斯林的圣学进行表面的、析理过细的专门研究，而这种研究当时已成为土耳其教育的主要特点。他靠自学成材，这一事实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他何以会对西方的学问毫无偏见。
切莱比一生著述颇多。在土耳其舰队于1656年遭到惨败后，他编了一本简明的海军手册。在该书序言中，他强调了掌握地理学和地图测绘学的必要性。他写道：
对于负责国家大事的人来说，地理学是一门必须掌握的学科。他们可以不清楚地球的全貌，但他们至少应当熟悉奥斯曼帝国及其邻国的地图。这样，当他们必须派军队作战时，就可以在掌握知识的基础上进行，入侵敌国和守卫边疆也就会成为一件较容易的事。与那些对地理学一无所知的人商议，是决不会取得令人满意的取代地图的效果的，即使他们是当地富有经验的人。这类富有经验的人大多不能粗略地绘出自己家乡地区的地图。
异教徒们因尊重地理学一类学科并加以应用，故而发现了美洲大陆，并能横行于印度市场；这一事实，足以令人信服地证明学习地理学的必要性。
切莱比抓住了欧洲在思想方面的进步和其海外扩张之间的联系。切莱比死于1657年，在去世前的最后一部著作里，他警告他的同胞们说，如果他们不放弃自己的教条主义，那么，他们很快就会“在观察这一世界时瞪起犹如牛眼一般的大眼睛”。他的预言颇有先见之明。土耳其人仍然沉浸在自己的宗教迷信中，并同其他非西方民族一样，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基督教异教徒凭借自己的新学问，最终不仅成为美洲的主人，而且成为古老的伊斯兰教帝国和德教帝国的主人。
三、扩展中的经济
中世纪时西欧地区经济的显著发展是促使西欧向海外扩张的一个无可争辩、显而易见的因素。西欧地区迅速增长的经济资源和生气勃勃的活力使西欧能对哥伦布发现美洲作出巨大反响。这种反响全然不同于早先对维余人探险所作出的反应，因为后者是微不足道、毫无成效的。这里应该指出，中世纪时期，欧洲经济的发展并不是连续不断的。从900至1300年，经济稳步增长，但14世纪时，出现衰退，这由多种因素结合所致。这些因素包括：连年的粮食歉收和饥荒——1315年和1316年时，粮食歉收和饥荒的程度尤为严重；黑死病——它首次发生于1348至1349年，夺去了城市居民中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的人的生命，以后它又周期性地发生，持续了好几个世代；英法两国间的百年战争和德、意国内的其他冲突。不过，1400年后不久。经济开始复苏，从那时起，经济发展的趋势通常是向上。
因此，西欧经济除了在14世纪曾衰退外，在中世纪早期几个世纪以后，一直保持相当稳定的增长。其原因之一是，1000年以后，外来入侵随着马扎尔人和维金人终止进攻而告停止。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它使西欧免遭东欧那种因接二连三的外来猛攻所致的破坏；这种外来猛攻在东欧一直持续到17世纪末土耳其人惨遭失败时为止。在那些世纪里，东欧对西方起着减震器的作用，从而大大帮助了后者的发展，这一点至今未得到充分认识。
这一点也部分地说明了在10至14世纪间中欧和西欧的人口显著增长的原因。当时，那里的人口约增长了50％ ；这一增长率在今天看来似乎微不足道，但在当时，是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面积大体相当的地区所无法与之相比的。人口的激增促使人们努力改进灾业技术以支持人口的增长，而粮食的增长转而又使人口的进一步增长成为可能。
欧洲提高农业产量的途径有两条。一条是发展细耕农业，即改进耕作方法。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从8世纪起，逐渐采用三轮制的耕作方法。这种方法使休耕的土地由占耕地总面积的二分之一减至三分之一，放大大提高了生产率。更有效地使用马力也帮助了农业的发展。在古代，马在农田里派不上什么用以因为那时所使用的轭在马使劲拉东西时，会将马脖子扼得透不过气来。此外，由于没有钉固蹄铁，马常常折断蹄子，成为废物。不过，到10世纪时，欧洲发明了架在马肩上、不会扼住马脖子的马颈圈。另外，还发明了马蹄铁和串联式马具；后者可用来使一对以上的马共同拉一车货物。最后结果是，速度较牛快、能力较牛强的马从此以后成为农业经营中必不可少的动力之源。
欧洲提高农业产量的另一条途径是发展大面积耕种，即开发以前未耕种过的地区。12世纪时，法、德、英三国得到耕种的土地仅分别占各自全部土地的二分之一、三分之一和五分之一左右；这一事实颇令人吃惊，然而，是千真万确的。当时，其余的地方都是森林、沼泽和荒地。在小片已得到耕种的地区的周围是大片尚未开垦、有待拓居的区域。欧洲的农民络绎不绝地进入这些空无人迹的区域，清除森林、烧掉灌丛、排干沼泽，为犁和锄头开路。农民们不仅耕作他们所在地区中的处女地，而且还向东迁移，进入东欧和南欧的人口稀少的广大地区。正如美国曾有过西抵太平洋的西进运动那样，欧洲也有过东达俄国边界的东进运动。例如，到1350年，在西里西亚已有1500块新拓居地，由15至20万名殖民者耕种。
新开辟地的召唤力松弛了农奴制的束缚。过去的种种勒索和限制已不能无限期地强加于人们，因为他们已知道，往东去，可得到个人自由和廉价土地。农奴主必须减少自己的要求，否则，就要冒农奴们纷纷逃跑的危险。确实，后来在15和16世纪时，农奴制曾被强加给易北河以东一向自由启在的移民们。那时，粮食和林产品价格上涨、市场扩大，农奴主要趁此机会牟利，就必须确保劳动力的供应，为此，他们强制推行农奴制。但是，在此期间，西方的农民们大体上已自由起来，并保持了自由，只是种种约束的最终解除须待到
18世纪末即法国大革命开始后。农奴制的削弱是欧洲扩张的先决条件。它造成了一种更易变动的社会，这种社会能积聚起资本，为探险、征服和殖民提供所需的组织和自由的劳动力。因此，欧洲诸国从事海外冒险事业的成功的程度与其摆脱封建束缚的程度成正比，并非偶然。
人口的增长和农业的发展相应地促进了商业和城市的发展。剩余粮食由船从新农田运回人口更稠密的西部地区，而西部地区则向新开辟地区提供其所需的各种工具和制成品作为回报。于是，商业繁荣，城镇兴起，尤其是在波罗的海沿海一带。经济的这种发展极其重要。它表示西北欧开始崛起；这一趋向后来帮助英国人和荷兰人在全世界使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黯然失色。
不仅欧洲内部的贸易在发展，而且欧洲和外部世界之间的贸易也在发展。这时的国际贸易的发展也是随着维金人终止劫掠活动而开始；维余人多次侵袭欧洲的恐怖曾在9和10世纪笼罩从北极区到西西里岛的欧洲沿海地带。国际贸易发展的另一动力来自从11世纪起的十字军东侵。成千上万的欧洲人参加了这一次次的远征；他们回国后仍垂涎于自己在东方所见到和享受到的种种奇妙的奢侈品。此外，十字军东侵还使欧洲人从穆斯林手中夺得地中海，使地中海如在古代那样，再一次成为东、西方之间的商船的大通道。国际贸易发展的第三个原因是，13世纪时，蒙古帝国建立，它把前所未有的统一强加给辽阔的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欧洲的商人，尤其是意大利人，利用当时的和平、安全和妥善护养的道路，几乎直接与东方进行贸易。
贸易关系的扩大和加强产生了重大影响。欧洲经济适应国际贸易的程度开始远远超过东方诸较为自给自足的帝国的经济。欧洲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变得习惯于并依赖于外国的商品和市场。随着人口的增长，交易的规模也增大。人口压力加之诸国家和城市国家之间的竞争的促进力，驱使商人们去寻找新的产地、新的路线和新的市场。他们的竞争态度截然不同于同时代的中国人；中国人虽曾航海数千哩，但完全是出于非经济方面的原因（见本章第七节）。他们对贸易毫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