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第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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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全靠有德行的统治者为其臣民提供福利和幸福，所以，他没有区分政治和伦理。正如个人应服从家庭那样，家庭该服从皇帝。然而，皇帝又应当做慈父的楷模；这，只有遵循儒家伦理观而非某种法律制度，才能做到。孔子以前，中国人思想上一向主要以占卜和献祭为中心，实质上，是没有道德准则的；孔子的观点代表了中国人思想上一个根本的新起点。因此，他是中国文明中前所未有地开始专注于道德价值的伟大伦理传统的创立者。
儒家学说取得了非凡成功。一个原因，它在道德上为当局和社会不平等所作的辩护，很受统治者和富人欢迎。而且，其高度的道德原则为现状提供了较纯粹的世袭权力更牢固的基础，从而，对改善政治和社会关系起了不断的促进作用。儒家学说取得成功，还因为它合乎时机。它为中国和东亚大部分地区提供了儒家生活方式的准则，并作了合理说明。结果，在长达二千多年的时间里，它一直充当中国文明的基础。到20世纪中叶，蒋介石总司令还竭力鼓吹恢复儒家道德标准，以支撑其反对共产党人的民族主义政权！
中国文明始于约公元前1500年前后。以上这些因素也许都是解释自那时以来中国文明的连续性所必不可少的。中东的历史有着明显不同：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传播了新兴的希腊化文化；穆斯林的征服引起了种族、语言、文化以及宗教方面的根本变化。印度的情况也一样：约公元前1500年左右，遭到雅利安人入侵，公元1000年后，遭到穆斯林入侵。这些入侵都使印度发车了根本变化。中国历史的发展则从未被这种地震般的剧变动摇过。尽管整个国家曾多次遭到入侵，并二度为外来皇朝所统治，但这些入侵只是扰乱而非改变中国。中国有史以来经历到的，仅仅是局限于传统框架的皇朝的兴亡递嬗，而非大规模的碎裂和新的开始。
二、皇朝的循环
19世纪，有位观察力敏锐、名叫托马斯·梅多斯的西方人评论道：“在所有已达到某种程度的文明的民族当中，中国人是最缺乏革命性，却又最富有反叛倾向的。”他这话系指，皇朝的兴亡递嬗已成为中国历史的特点；它引起的不是革命，而仅仅是统治家族的更换。这种周期性改朝换代的模式，可以用致使皇朝衰落的、一再发生的某些趋向来解释。
每个新皇朝开始时，通常都能有效地统治国家，开创一个比较和平、繁荣的时期。新皇朝促进了思想和文化生活，并通过派遣远征军对付游牧民和扩展帝国疆域，保护了国家。但渐渐地，皇朝由于个别统治者本人的腐化堕落和贵族集团与宫廷宦官之间的宫廷斗争而遭到削弱。这种腐化堕落和派别活动，暗暗破坏了中央权力，助长了官僚机构的腐败。腐败加之宫廷生活愈来愈奢侈，意味着终究靠生产劳动供养整个帝国组织的农民所负担的赋税更繁重了。赋税趋于增长，还因为对外战争耗资巨大，而皇帝又采取了准许多数贵族、佛寺和庙宇免税的做法。于是，随着政治不清明，农业所必需的灌溉系统和其他公共工程往往被忽视。
因此，愈来愈陷入穷困的农民不得不承担起日益加重的税收负担。当农作物歉收和饥荒也不可避免地到来时，爆炸点降临：反抗政府税吏和地主收租代理人的起义爆发了。这些局部的起义随着时间的推移，扩大为普通的暴动。普遍的暴动、尤其是帝国军队本身到这一阶段已沦于勉强维持的境地，转而又招致游牧民入侵。内部造反和外来侵略相给合。通常预示着新循环的开始——旧皇朝濒临灭亡，新皇朝日渐来临。
第一个皇朝为商朝（公元前1523一前1028年），兴起于黄河流域北部。那时，中国人已学会织造丝帛，发明了他们独特的文字系统，掌握了制作美观的陶器和青铜器的技术，而且，已开始根据文化上而非种族上的优势明确区分“中国人”和“蛮人”。
继商之后的是周朝（公元前 1028…前221年）：虽历时很久，却未能建立稳固的中央政府。周的政治结构略相似于中世纪欧洲。周有许多封国；它们无视周名义上的共主地位，彼此征战不休。不过，这种动乱不宁的政治局面致使中国知识分子急急反省。他们对人性和社会本质的思索，终至成为中国文明诸伟大的哲学体系和文学经典。儒、道两派学说就是此时发展起来的；因此，与欧洲整个中世纪一样长久的周的数百年，作为奠定中国文化基础的时代，至今尚惹人注目。
周以后的秦朝（公元前221…前206年），尽管存在时间短暂，却用一个组织得很严密的帝国结构取代了周的分封制；这种帝国结构一直持续到1912年最后一个皇朝被推翻时才告终。它包括一个独揽大权的皇帝、一个秩序井然的有效的官僚机构、军用驰道网和北方的长城；所有这些使中国受到了世界上最稳定、最持久的统治。
继秦之后的汉朝（公元前即6…公元220年），以向四方扩展中国疆域——西至中亚、北抵满洲、南达印度支那——而著名。这一汉帝国在范围、人口、财富和文化成就方面，起码堪与当时的罗马帝国相媲美。那时，中国丝绸极受罗马富有阶级欢迎；出色的中国釉陶已闻名国外，被称为“China”；中国的纸和印刷术开始慢慢传向西方。
汉帝国同罗马帝国一样，由于内部的腐朽和来自北方的侵略而崩溃。但是，在西方，罗马陷落引起的混乱和骚动长达数世纪，直到一个类型根本不同的社会出现时。公元1000年的欧洲与罗马时代的欧洲极其不同；此时，各种入侵终于逐渐停止。这新欧洲是日耳曼的、基督教的以及罗马的成分相互结合的产物，它拥有一个新宗教、若干新的种族血统、新的口耳尔曼系语言和拉丁系语言，以及在帝国废墟上兴起的一些新的民族国。在中国，情况相反。汉以后，经过一段时期的混乱，唐朝（618—907年）和宋朝（960—1279年）先后继起；它们虽然有了某些变更和改进，并受到了某些外来影响——如自印度传入的佛教的影响，但仍代表着传统文明的继续。
宋以后的元朝（1279—1368年）是独特的，因为它是蒙古人而非中国人的皇朝。那以前，游牧民也时常入侵中国，但只能偶尔控制个别地区。而那时，一支蛮人的入侵队伍却首次成功地征服、统治了整个中国。实际上，这些蒙古人当时已侵占了欧亚大部分地区，那时的中国仅是一个东起太平洋、西至黑海的庞大帝国的一部分。但是，这些蒙古统治者，人数上较之他们千百万的中国臣民，少得可怜，而且，得不到中国贵族和农民的拥护。他们以征服者身份进行统治，对中国的制度或者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几乎没作什么让步。他们起用外国人参与行政管理，推崇趋于衰退的佛教而不提倡儒家学说，并普遍地剥削国民。因此，当他们的军事力量衰落时，其政权也就为起来造反的农民和心怀不满的士大夫所消灭。
中国驱逐蒙古人后，又受到另外两个皇朝即中国人的明朝（368－1644年）和满人的清朝（644…1912年）的统治。满人跟蒙古人一样，是外族人，然而，成功地统治了中国，因为他们在维持对政府机关的控制时，给中国士大夫以显赫地位和参政机会。他们尊重并利用中国的制度，但同时，又创设一套控制制度，以保护他们自己的地位。一方面，地方政府基本上仍掌握在中国人手中；另一方面，只有极少数中国人实际上能在帝国最高统治机构中任职。因而，由明到清的转变比较容易。尽管改朝换代时，不可避免地有起义和盗匪活动相伴随，但比较起同时代欧洲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期间的残杀和破坏，是微不足道的。
因此，从14世纪中叶到19世纪欧洲人开始真正侵入中国为止，这整个时代是人类有史以来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的伟大时代之一；传统的制度和习俗——农业经济、儒家生活方式、选拔政府官员的考试制度和身居北京的天子的受人尊敬的统治——一直在顺利地、令人满意地继续着。
假如在普通的时代，这种秩序和持久性或许可看作是件幸事。但是，在这些世纪里，一个生气勃勃的新欧洲正在崛起——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商业革命和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以及把自己的统治迅速扩大到全球的强大的民族国家的崛起，都发生在这些世纪里。在这样一个时代，稳定成了可咒诅的东西，而非幸事。相对地说，中国不仅看起来，而且事实上是静止的、落后的。不断变化和“进步”的观念，尽管那时在西方被认为理所当然，但依然不合中国人的思想。变化只有局限在传统秩序的范围里，才是可接受的、在一个发生全球规模的革命性变化的时代里，安逸自在、心满意足的中国人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过去。
三、中国和纳贡制度
明朝时，中国人决定停止规模惊人的远航探险（见第二章第七节）；这清楚地表明，中国人与欧洲人对他们周围世界的态度截然不同。中国帝国乃农业国，所以，明朝人和满人如同莫卧儿人，对从事海外事业有可能获利这一点，并不感兴趣，遂将海洋留给了阿拉伯人和欧洲人。
中国用以调整与外国的关系的纳贡制度，是表明这种不同的又一证据。早在商朝时，中国人就将外国人看作文化低劣的野蛮人。以后，他们把儒家关于家庭的道德规范应用到他们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上。由诸国家组成的家庭，自然须以天子为首。中国，即占优势的“中国”，为处劣势的纳贡国所围绕；这些纳贡国都被看作是子女。正如子女理当服从、尊敬他们的父母那样，小国也须如此对待中国。具体地说，这表现为，小国定期派出纳贡使团，向中国皇帝奉献礼物并表示敬意，其中，还包括磕头，即三跪九拜。派出这类使团的次数，各国不同，取决于和中国的接近度，如朝鲜，一年数次，而缅甸或老挝，则每10年一次。
这种纳贡制度的主要目的是，保证中国漫长的边疆一带的和平与秩序；实际上，它通常是成功的。诸小国接受这一制度，原因在于：与中国朝廷交往可提高它们的声望；从伟大的文明中心可获得文化方面的好处；而且，居于从属地位，经济上也有利可图，因为中国人赐予它们的贵重礼物多于它们所奉献的，此外，还授它们以某些贸易特许权。但是，在另一方面，恰恰是中国人的这一成功促成他们的毁灭。这一成功使他们更加以为，中国是一个没有相竞争的国家或政府的世界体系的中心。纳贡关系是他们唯一承认的处理国际关系的一种形式。诸国家法律上平等的思想，对他们来说，难以理解。因此，中国人关于国际关系的观念，与欧洲的原始国际法直接相抵触。中国和西方世界没有共同的立场可作为它们之间关系的基础。
四、与西方的早期关系
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关系，直到欧洲继哥伦布和葡萄牙航海者远航探险之后、进行海外扩张时，才持续不断起来。那时以前，欧亚大陆东、西两端间的相互影响，时有时无，通常是间接的。最早的相互影响，是与罗马的丝绸贸易。这一贸易由中东的商人进行。它曾达到非常大的规模，给果，由于中国人对进口罗马或其他任何国家的货物不感兴趣，罗马的金银只好不断外流，使其经济受到影响。这种情况，实质上是19世纪以前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经济关系的特点；它反映的，不是中国人的偏见，而宁可说是那些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人在财富和技术上的优势。
唐宋时期，波斯和阿拉伯商人在中国南方沿海和长江下游诸港建立了一些大的商业团体。其中，有些外国商业家族侨居中国相继五代之久。他们娶当地女子为妻，子女中，有人甚至还成为学者，通过参加考试，进入中国官僚机构；他们完全中国化了。
蒙古人时期，中国与西面国家的相互影响比以往要大得多。由于蒙古人征服了整个大陆，1240年以后的那个世纪里，安全地在中国和欧洲之间旅行第一次成为可能。当时，有相当多的欧洲人向东方旅行。其中，一部分是牧师，他们希望能使蒙古人皈依基督教；另外的则如同波罗一家，是商人，他们为新的、令人眼花缭乱的经商机会所吸引。但是，随着蒙古帝国的崩溃，穆斯林再一次封锁了东、西方之间的通路；于是，直接的交往停止了（见第二章第七节）。
1514年，葡萄牙商人与广州通商，1577年，他们又在澳门设立了永久的商业根据地；这时，中国开始直接感受到生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