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别人与反观自我-第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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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堤
关于余秋雨岳麓书院讲学的批评，已进入到第二轮，时间跨度将近一年，如果是在文革或者是在十九世纪的小说中，此时的主角很可能在几个月之前就已经悲惨地死去了。
余秋雨的生命力很顽强，他所承受的言辞的唾沫打破了以往的记录。我不知道他现在是否彻夜难眠，是否在梦中拿着枪对着批评者发出砰砰的声音，但我知道，批评者现在却是彻夜难眠，在梦里还在磨刀。据说已经有人在为全面清算余秋雨作准备，夜以继日地搜寻证据，在各大图书馆查找文革期间余秋雨写的文章和石一歌的一切材料，对余秋雨的言行的调查甚至已经上溯到文革前、解放前，恨不能打听到余秋雨从中小学到幼儿园到在母腹期间的胎动表现，记录下他所说过的每一句话。上海的黎焕颐先生已经在中国青年报上查到了余秋雨中学时代写的一篇《中学生也要反修》的文章（见三湘都市报2000年5月26日《余秋雨如何面对自己的“烙印”》），时间是六十年代初，这的确是白纸黑字的证据。余生也晚，没能在当时读过余秋雨的这篇杰作，感受不到余秋雨埋在中青报上这颗核弹的威力，但我后来在乡村中学的墙壁上读过其他人类似的文章。那个时候墙壁是文化最辉煌的载体，只要能贴纸的地方都被文字占领了，那样的文字之中，错别字最多的一篇一定是我写的。黎焕颐先生那时的文字功夫可能比我好一点，错别字可能比我少一点，但我绝不相信他自始至终没有写过同类型的文章或者思想汇报。文革发生的那一年，我四岁，但我与余秋雨的差别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差别。那个时代在墙壁上发表文章的人，现在站出来讽刺批判那个时候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的人，这实在是有味。我有个中学同学，我亲眼目睹他的批邓大字报的威力，言辞无所不用其极，现在他是批余高手，从余秋雨的祖宗批起。还有我认得的某个领导，是文革干将，受批余文章的影响，大发感慨，说余秋雨真是文革打手。这些人把自己的过去都忘记了，对其丑恶卑劣的本性重新进行了装修，值得注意和警觉。鲁迅在《答有恒先生》一文中说：“我之得以偷生者，因为他们大多数不识字。”按理余秋雨跟鲁迅八杆子打不着边，但余秋雨得以偷生，的确搭帮吾国人的不识字或不识文化，如果人人识得，每人对着余秋雨咳嗽一声，不费吹灰之力，他就被各种胃气给呛死了。
余秋雨该不该批，该批。比如这讲学的第二轮批评高潮的掀起，完全是他咎由自取。本来已月明风清、波平浪静，他偏要平地起浪、碧海扬沙，以“孤身查案的受害者”身份向湖南文化人挑衅，并且将法学专家郝铁川的话——这些文化人啊，有可能成为全国最后一个法盲群落，边远地区的农民都不会这样了——赠送给批评过自己的文化人，过头又过分（见南方周末2000年4月28日《我对历史事实从不谦虚》）。我不知道郝先生是不是余秋雨的法律顾问，也不知道郝先生的话是否是直接针对湖南文化人说的，如果是的话，劝余秋雨马上解雇他，否则会给自己惹麻烦，因为他连起码的以事实为凭据的法律常识都没有，所谓的“法学专家”的冠冕也应摘下来。就我所知，湖南文化人中并没有一个“法盲群落”存在，大多与书商没有往来，在为数不多的批评者当中，又大多人品与文品兼优。如果郝先生的话并非针对湖南的批评者而言，只是余秋雨随意拉虎皮做大旗，那只能说余秋雨对湖南的批评者心存恐惧，内心虚脱，有一种害怕和不安。我记得小时候看乡下妇人打架，逼急了随便拿起什么就往对方身上打，也不问打过去的东西是扫帚还是锄头、柴刀。我自己也有过这样的经历，那是被一群饿狗追赶。余秋雨的自卫还击和掩护自己向精神丛林撤退的方式是不计后果的。
在中国，社会的自控能力比较弱，文化人的自控能力尤其弱，这种情况的形成有现实生存环境的关系，也有历史传统的关系，由于自控能力的薄弱，人对意识形态、价值标准和道德规范的承受力相对较低，因而常常会犯一些低级的错误，其表现令人失望。比如我对自己在余秋雨讲学事件的言论上常常感到失望，内心黑暗而空虚，仿佛被带到某个游戏中，玩弄着一件纯粹虚构的事件，这种情况导致了我对讲学的争论价值的恐慌以及对坚守内在真实的文化人的整体人格的怀疑并由此波及到余秋雨及参与这一事件论争的绝大多数人。
我对余秋雨的失望是因为他的言论的狂躁与放浪。
我对自我的失望是因为我一直声称学术演讲的争鸣应当止于学术，不能允许破坏性的偏离，而事实上我的言论已大大超出了学术的范围，被迫游离于演讲文本之外。这种偏离的负面效果是使冲突和矛盾转移到问题的枝叶上，并对我赖以工作和生存的庭院构成轻谩和亵渎，使之卷入到一场无休止的智力耗损运动，其阴影将影响到此后的学术发展和整体精神结构的重建，从事实上导致终极悖谬的出现。
我对参与论争的绝大多数人的失望，是因为在这种尖锐的语言搏斗的游戏中，大多屈膝于个体的主观感觉，从一开始就放弃了学术中立化的姿态，背弃了文化学术批评应当从文本出发的原则，文化批评的纯粹性受到质疑。在第一个回合的批评之后，我曾对所有的批评言论进行过检索，竟然发现极少是就演讲文本作扎实而有深度的探掘，部分批评者甚至在没有见到演讲文本之前就已经愤怒地将自己点燃。这种情况我们可以从朱汉民主编、由我编选的“岳麓书院世纪论坛丛书”（湖南大学版）中找到证明，这是一种令人遗憾的技巧性错误，其引出的严重后果是湖南文化批评群体形象的整体受损，呈现给外界的只是泡沫的光辉。
岳麓书院存在于世已有一千余年，它所拥有的不同方向的价值镜面，能无限向度地照亮中国的学术文化史，它的生命神话从来也没有湮灭过，其清晰的学术逻辑线索，构成了这座庭院的背景和主体。历史上由文化哲学大师朱熹和张栻所创建的教学与学术会讲体系，激发出了无数的话语的杰作，文化学术的声音遍及整个空间，其引发的学术争鸣何止千百次。借助史志，回过头来检视所有的论争，无一不是围绕学术文化的本体进行的，论争是纵深的而不是横陈的，更不是游离文本之外的臆断，那种始终如一的向终极真理迫近的精神，就是这座庭院的整体精神。如今世事更变，星移物换，醇厚的古风再也难以追索到了。
难以追索并不是说不要去追索或者不屑于追索，走出绝望而空洞的迷津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触及文化生命的事实，在悲怆之中抓住契机，捕获每一次文化振荡的闪光点，哪怕这种光点像萤虫那样微弱。平心而论余秋雨的演讲并不是不可一观的，虽无高论，但所提出的问题，值得焦虑和玩味。比如为什么到了二十世纪末，中华文化还不能以一种完整的群体人格形象屹立于当今世界之林？中华文化在二○二○年左右有不有可能像余秋雨断言的那样有一个大面积的复兴？还有何为中华文化的尊严？到底应当通过什么方式去打通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的联通渠道？这些都是紧扣文本的问题，是可以让人重历文化生命和精神生命里程的问题，在学术的旗帜下，这些问题都可以无限延拓。就是指望揪住余秋雨小辫子的人，其实也大可不必一味地大骂“文革余孽”，也可以从文本的角度出发，寻找余秋雨屈从于荒谬时代的全部“罪恶”以及他言行的蜕变过程和内心的苦难，将隐匿在文化散文中的虚妄的人格端出来。例如他在与岳麓书院相关的文化散文《千年庭院》中就有关于文革的叙述，文中说他是个置身事外的保守派，为“造反派”所鄙视，“根本不存在任何政治上的主动性”，是岳麓书院让他从文革的喧腾中警醒过来。他的第一次岳麓书院之行，是他全部文化精神生涯之中最重要的一个背景，以此作为思想的跳板，开始了他的文化阅读和文化书写活动，由动乱所引发的内心的极度的骇怕、痛楚和惊慌得到了舒展。然而，事隔数年，他的精神世界反而变得困窘贫苦，在运动中迷失了文化自我，曾经使他“悟道得气”的这座庭院突然丧失了牵制他的机缘，最终沦落至石一歌的成员，充当比造反派更可怕的文化剑客，这其中的戏剧性变化，是值得从文化学和社会学的层面上去解读和追索的。
批余批到今天，怪异的噩梦缠绕着社会的文化空气，变异的个体像跳蚤一样藏在霉味的褴褛里，灵魂变得不真实。这个时候，哪个每天写字的文化人若说自己喜欢余秋雨的书，必遭轻诬。朋友们买余秋雨的书都是偷偷地买，仿佛从前走进书店的探子，要在脸上贴一块膏药或者用半张废报纸遮住脸。某次我当场逮住一个朋友买余秋雨的书，这人连忙慌不迭地解释是买批评资料，这种精神和行为分离的现象，就像梵高割下自己的耳朵扔向妓女的床笫一样令人震惊。由此也反映，这个社会是如何地恼恨余秋雨。至于这个文化人控制言论制高点的社会，如何蕴藏着对一个文化个体的迷乱，如何克隆和复制对一个文化个体残酷的激情，使叙说和评述事物的语气变得疯狂，这是文革结束二十多年之后的今天值得反复研究的现象。一种恼恨因何而生？因何而繁殖？又究竟是哪一个层面的文化人恼恨？在余秋雨作为文化个体烟消云散之后，这种思索将不会消失。舍勒说过：人们往往羡慕自己并不拥有的东西，这种欲望使人产生恼恨的心理——一种在封闭环境中长期无能为力所造成的自我毒化和有害的分泌物。舍勒的话也许无法解释整体精神疯狂的文革行为，但可以解释物欲横流的时代的人性问题。我引述舍勒的言论并不是用来指责批余的文化人，那样的话，就像余秋雨拿法学专家的话来对付他人一样犯了方向性错误。我只想指证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包括我自己在内。余秋雨的与商业机构金钱挂钩的亲密媾合，甘心于被媒体追捉的文化秀态，技巧性地服从于出版商家的正反炒作，自愿放弃纯学术研究的边缘表演以及张狂于红尘，投机于乱世，出尽了吾国有限的文化风头，这些不能不说是其中的大部分原因。文化秀很多人想做，强者在大地方做，弱者在小地方做，我也小打小闹做过几回，余秋雨是一个蹊跷的高手，把秀做大了，把自己的快意发展到了最高，我恼恨自己做不大，其他的人也没有做大。
当然恼恨余秋雨并不仅仅是因为秀做不大这么简单，深层的属性需要确证。语言相搏在某种时候是人品和文品的相搏，纯粹的语言指责是不存在的。我喜欢看武打片子，常见江湖老大一方面到处拜把子，示德于人；另一方面总是潜心修练，力求武略炫众。德和武都到了精妙处，各帮各派自然臣伏。跳开武打片子来看余秋雨，他的德行和武功两方面都还未能到达服众的地步，神谕没有得到之前，人生张狂的方式就应当改变，最好将自己封闭在书斋里，不必故意向危潭的深处急奔，以致溺水，连稻草都抓不着，当然做到这一点是要有内功的。做不到这一点也没什么，古往今来有几个文人做到了。做不到就不妨将尾巴夹起来做人，至少可以做到谦虚一点。而现在余秋雨连谦虚一点的姿态都不愿做，这就给自己设置了障碍机制，激发了别人的逆反心理。尤其是在文革的尾巴被人捉住之后，还以掩蔽和转移视听的方式说：“我一生可忏悔的事情很多，但恰恰在文革期间最少，”而且“正是在那十年，我磨炼出了承受苦难、抵拒诱惑、反对伤害的独立人格，使我直到今天还能面对来势汹汹的盗窃和诽谤绝不低头。”文革与书的盗版是没有关系的。一方已言之凿凿地举证文革中的失品与失德，一方却在说盗窃和诽谤，这中间所纠缠与回避的都是忏悔问题，是一种躲闪的文字游戏，它直接牵涉到谁是正义者谁是苟且者。貌似正义者的人要求余秋雨翦除自我，让文化流氓洗心革面。这种人的语言同样是张狂的，潜意识同样是流氓的。余杰说：“假如所有中国人都不忏悔，那么中国的自由和正义只存在于‘过去’和‘未来’。”中国文化的过去从来就没有过真正的自由与正义，而未来是未知的，余杰的虎皮拉得很大，但就像窗户纸一捅就破。其实忏悔与否是人之自由，就是基督徒也有不忏悔的权力，于坚说余杰要求余秋雨忏悔，是粗暴地践踏了自由和个人尊严，说得更简练一点就是践踏了人权。此话不无道理。于是乎余秋雨在“人权”的保护伞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