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元朝十五帝-第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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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成宗铁穆耳协调各派，相辅相成
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是元朝中央的中枢机构，看一下元成宗时“三公”和中书省成员的组成情况，有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当时的守成政治。
铁穆耳继位，主要靠朝中汉法派蒙古重臣的支持，因此在其即位后，也给了这些重臣崇高的地位和极大的尊重。比如在他继位的第二个月，即至元三十一年（1294）五月，拜玉昔帖木儿为太师，仍兼御史大夫，知枢密院事；拜伯颜为太傅，仍兼枢密院事，加衔开府仪同三司，录军国重事；拜宣徽使兼枢密院事月赤察儿为太保，录军国重事。伯颜于至元三十一年十二月去世，玉昔帖木儿于第二年十二月去世，三公中只剩下月赤察儿一人，至大德四年（1300）六月，月赤察儿升任太师，完泽以右丞相任太傅。完泽死后，哈剌哈孙继任右丞相，至大德十一年进入三公行列。瓷观音（选自《图说北京史》）三公虽然只是一种虚衔，本身并无实权，但它却标志着当时朝臣中最尊贵的地位，而且他们又都兼任丞相、知枢密院事或御史大夫，实际上是当时元朝决定政策的核心人物。在中书省中，掌握实权的是右丞相，元成宗时前后担任右丞相的是完泽和哈剌哈孙。此外，担任左丞相的先是哈剌哈孙，后是阿忽台。
以上6人是元成宗时的决策人物，他们都出身于蒙古族，其中5人应该看作是汉法派重臣：伯颜是功臣阿里黑之后，旭烈兀手下名将，虽然生于波斯、长于波斯，并受洗为基督徒，但来到元朝后逐步成为一名汉法派儒将，不仅与当时的汉法派大臣刘秉忠、姚枢、安童、史天泽等关系融洽，还是坚持汉法的太子真金的拥护者，他南下灭宋，指挥若定，其战法既体现了成吉思汗以来骑兵作战的特点，也吸收了汉族兵法战策的优良传统。他长期担任元朝左丞相、右丞相、知枢密院事等军政要职，又成为仅有的几位托孤之臣，他身上寄托着忽必烈的希望，也是朝中汉法派老臣的主要代表和希望所在。
玉昔帖木儿是成吉思汗四杰之一博尔术之孙，袭封右手万户，驻军阿尔泰山。于至元十二年（1275）即担任御史大夫，在元世祖时期就成为举足轻重的决策人物，曾赐号“月吕鲁那颜”，汉语义为“能官”。他一直站在朝中汉法派大臣一边，包括与安童一起处理阿合马事件、南台御史事件等。至元二十九年（1292），加录军国重事，知枢密院事职位，接替伯颜的“和林分院”职务，并与伯颜、不忽木一起接受忽必烈顾命。
月赤察儿是成吉思汗义弟四杰之一的博尔忽之孙。博尔忽在北征林中百姓时阵亡，月赤察儿之父失里门则死于南征大理的战场。月赤察儿作为功臣之后，从16岁时起就在忽必烈身边当怯薛，后来出任宣徽使兼领尚膳院、光禄寺，因告发桑哥及协助郭守敬修惠通河立有大功，据说也曾以近侍之臣成为忽必烈的托孤大臣之一，成宗对他的评价是“尽其诚力，深其谋议，抒忠于国，流惠于人”。
完泽也是蒙古功臣之后，其祖父在窝阔台时担任都元帅，其父线真在忽必烈时曾担任中书省丞相。他本人先是担任真金太子府的右詹事，忽必烈末年曾任尚书省右丞相、中书省右丞相。他十分尊重汉法派诸臣，担任右丞相期间曾“与儒臣论定朝仪”，“革桑哥弊政，请自中统初积岁逋负之钱粟，悉蠲免之，民赖其惠”。成宗继位后，主张罢征南之师，坚持“恪守成宪”，成为元成宗时期主要的守成派大臣。
哈剌哈孙是成吉思汗功臣乞失里黑（邢州哈剌罕）的曾孙，父亲在蒙哥对宋作战时阵亡。至元二十二年（1285）担任大宗正，即也客札鲁忽赤、大断事官。后任中书省左丞相、右丞相，成为元成宗时期的重臣。他坚持用儒家思想作为行政执法的指导方针，“斥言利之徒，一以节用爱民为务。有大政事，必引儒臣杂议”。
左丞相阿忽台也出身于蒙古族，但后来支持卜鲁罕皇后和安西王阿难答，估计是一位倾向于伊斯兰教或支持色目派大臣的人物。
元成宗时中书省平章政事任职两年以上者共有9人：不忽木、帖可、剌真、阿鲁浑萨理、赛典赤伯颜、八都马辛、阿里、梁德珪、段那海等，其中梁德珪为汉人，段那海族属不详，其他7人均属于色目人。中书右丞、左丞任职两年以上者有5人：何荣祖、杨炎龙、张九思、尚文、何玮，均为汉人，儒家派人物。琉璃釉道士像
（选自《图说北京史》）参知政事中任职两年以上者共10人，其中汉人6人，出身蒙古、色目族的共4人。
平章政事中不忽木虽然出身康里部，但其父燕真为忽必烈潜邸旧臣，深得忽必烈信任。不忽木事太子真金于东宫，并师事名儒王恂、许衡，成为元初著名的汉法派大臣。虽然身为平章政事，却是忽必烈的托孤大臣之一。阿鲁浑萨理出身畏兀儿，曾受业于国师八思巴，“既通其学，且解国语”。后来忽必烈令其“习中国之学，于是经、史、百家及阴阳、历数、图纬、方技之说皆通习之”。主张“治天下必用儒术，宜招致山泽道艺之士，以备任使”。忽必烈曾经“遣使求贤”，也是一位汉法派人物。赛典赤伯颜乃治理云南的元初名臣赛典赤瞻思丁之后，其主要特长是理财。但他曾经受真金太子妃阔阔真之托，向忽必烈提起确定皇位继承人一事，支持铁穆耳继承皇位，因此在平章政事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他与汉人梁德珪、色目人八都马辛等负责朝廷财政，人称赛梁秉政。他们清理户籍，整顿税课，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还多次劝止元成宗过分赏赐，对从经济方面坚持守成政治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也有人“目伯颜、梁德珪、八都马辛为三凶”，认为“三凶不诛，无以谢天下”。而“迷而火者、阿里等与之同恶相济，浊乱朝政”。实际上仍可将其视为阿合马、桑哥之后回回理财的延续。
以上共计30人，其中核心人物6人，前朝旧臣11人，出身蒙古族者7至8人，出身色目族者10人左右，出身汉族者14人左右。蒙古、色目与汉人的比例大概是2∶3∶5。《元史》卷85《百官志》讲到元朝的任官原则：“官有常职，位有常员，其长则蒙古人为之，而汉人、南人贰焉。”从元成宗时中枢机构官员的情况看，似乎可以得出如下几个看法：第一，当时朝廷的决策人物为蒙古族汉法派重臣，体现了“其长则蒙古人为之”的原则；第二，其中三分之一以上为前朝老臣，体现了“三年无改父之道”的守成原则，说明元成宗时不仅制度政策未变，朝廷主要官员也未换，这应该是元成宗守成的一个主要特点；第三，色目官员位居第二，多为理财方面的官员。因此蔡美彪先生曾说：“成宗用蒙汉儒臣执政，色目官员理财，汉法与‘回回法’并用。”这一说法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的情况。但色目官员多为平章政事等重要的副职，似乎比汉人官员地位还高出一筹，它是忽必烈后期以来重用色目派官员、对汉人采取控制使用政策的反映；第四，此时中书省已经没有南人任职，因此《百官志》所讲的“汉人、南人贰焉”已经不符合成宗朝官员任职的实际，而应该改为“色目、汉人贰焉”。《元史》卷187《贡师泰传》曾说：“自世祖以后，省、台之职，南人斥不用。”成宗中书省人员的构成，则正反映了这一情况。
从总体看，成宗时的中枢机构是忽必烈晚年班子的延续，它体现了蒙古族、色目人、汉族统治阶级之间关系的协调，体现了汉法派、色目法派与蒙古“国法派”的协调，蒙古族汉法派重臣决策，色目人官员理财，汉族官员担任具体的行政职务或参知政事，从而形成了三族官员的联合专政（在地方政权中，汉人、南人自然仍占多数），这是一个有利于多民族国家巩固和发展的班子，也是一个体现了守成政治的班子。
元成宗铁穆耳倡导德治，网漏吞舟（1）
“尊孔崇儒，倡导德治”是元成宗君臣实行守成政治的基本指导思想。元成宗刚刚即位的至元三十一年（1294）七月，即“诏中外崇奉孔子”，公开向天下臣民表示朝廷执行的是尊孔崇儒的政治路线。王祯像
《元典章？圣政》记载了元朝前几代帝王实行儒家政治的诏令与政策，其中成宗朝相关诏令明显地体现了其执法行政的方向性。比如《饬官吏》条要求各级官吏“爱恤元元”，“抚安百姓”；《守法令》条强调，世祖朝“典章文物大备”，本朝事宜“钦依先皇帝累降圣旨条画施行”，如有涉及“民间利害”有需兴除者，“中书省续议奏闻”，即由中书省商议，上报皇帝后方能执行，再次申明了其守成政治的基本方针；《举贤才》条指出“天下之大不可亡治，择人乃先务者也”，要求朝廷及地方行省各部门“各举廉能识治者”3至5人，“务要皆得实才”；《劝农桑》条记载了成宗时期的4条相关诏令，强调“国用民财皆本于农，所在官司钦奉先皇帝累降圣旨，岁时劝课，当耕作时不急之役一切停罢，无致妨农”。“农桑衣食之本”，要求各级官吏“仰依已降条画常加劝课，期于有成”。“农桑衣食之源，经费从出，责任管民官劝课，廉访司提调”；《安黎庶》条强调“民者国之根本，军国之用度一切财赋皆所自出，理应常加存抚”，禁止军马牧养之人向当地百姓“取要饮食钱物，非理搔扰，纵放马匹践踏田禾”；《重民籍》条要求诸王公主驸马要将非法占有的驱口还籍为民，各色民户则要“各务本业”，禁止别投贵族名下；《均赋役》条强调各色人等要合理负担赋役，诸王公主驸马不得影占百姓，权要之家不得沮坏原有体例；《复租税》、《减私租》条则提出，在国家减税的同时，地主也要相应减免地租，如至元三十一年，江浙行省上书：“陛下即位之初，诏蠲今岁田租十分之三。然江南与江北异，贫者佃人之田，岁输其租，今所蠲特及田主，其佃民输税如故，大圣寿万安寺（今白塔寺）（选自《图说北京史》）则是恩及富室而不被于贫民也。宜令佃民当输田主者，亦如所蠲之数”，成宗同意了这一建议。大德八年专门制定了一条制度：“江南佃户承种诸人田土，私租太重，以致小民穷困。自大德八年以十分为率，普减二分，永为定制”；《薄税敛》条提出“已有定额商税三十分取一，毋得多取”，并明确提出“仍禁诸人扑买”；《息徭役》条强调“农民尽力耕桑之时，其敕有司非急之务慎勿生事烦扰”，禁止徭役“妨其农时”；《救灾荒》条记载了成宗年间朝廷开仓救灾、控制粮价、动员富户救济灾民等一系列诏令。《完泽传》也记载了这方面的情况：“元贞以来，朝廷恪守成宪，诏书屡下散财发粟，不惜巨万，以颁赐百姓。”《成宗本纪》则记载了大量相关的情况；此外尚有《贷逋欠》、《惠鳏寡》、《赐老者》、《赈饥寒》、《恤流民》等条，提出减免历年所欠赋税或高利贷负担，优惠鳏寡老病之人，赈济饥民、流民等。所有这些诏令都是根据儒家德治、仁政的要求制定的，儒家强调“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强调“农桑乃衣食之本”、国用之源；强调轻徭役，薄税敛，适当减轻对百姓的剥削；强调“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即对受灾的百姓给以适当救济；甚至强调要延续前代圣主先帝的制度政策等，元成宗君臣在这些方面做出了不少努力，这也是元成宗守成政治的一个重要方面。
大德六年（1302）六月，元朝“建文宣王庙于京师”。这是有关元朝正式在大都建立孔庙的最早记载。成宗时的重臣哈剌哈孙非常尊重儒学者，崇国寺《圣旨白话碑》
（选自《图说北京史》）“有大政事，必引儒臣杂议”。又说：“京师久缺孔子庙，而国学寓他署，乃奏建庙学，选名儒为学官，采近臣子弟入学。”这说明在元朝正式建立孔庙后，根据“左庙右学”的传统，元代的国子学又有了进一步发展。《成宗本纪》大德八年（1304）二月记载：“增置国子生二百员，选宿卫大臣子弟为之。”据《耶律有尚传》记载，耶律有尚“笃志于学，受业许衡之门，号称高第弟子”，至元晚期曾任国子祭酒，“大德改元，复召为国子祭酒”。当时，耶律有尚已经年老，因葬父还乡里。“朝廷思用老儒，安车召之于家，累辞不允，得起为昭文阁大学士，兼国子祭酒”。“有尚前后五居国学，其立教以义理为本”，“是以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