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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节

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语言的胜境-外国文学与语言学-第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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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人们如此“呈现”的“形式”,同时,语言为人类“规划”事物的“界限”,卡

  使人类活动“从内部组织起来”,使“存在”获明确的“结构”。这样不妨

  说,语言是使存在向人呈现的方式,或者,能够由人呈现的存在就是语言。

  反之,如果没有语言,存在就仿佛是晦暗不明和混乱无序的。这里可以见出

  洪堡关于语言不是“产物”而是“活动”的观点的影响。

  那么,“语言”的本质何在?卡西尔倾向于以语言的原初状况规定其本

  质。这决定了他把目光投寄到遥远的原始时代。他综合维柯关于原始历史是“诗意历史”、“原初语言即是诗”和赫尔德尔关于“诗是人类之母语”的

  卡

  看法,认为“语言”的本质在于“诗”。但与维柯、赫尔德尔和后来的海德

  格尔不同,“诗”在这里主要是指原初“隐喻”。因此,“语言”对他而言

  就是“隐喻”。

  语言的“权力”在于“隐喻的权力”。

  隐喻的权力

  卡西尔认为,语言的“权力”来自其与神话和艺术共同的原初“神话的

  母体”。在这里,语言与神话和艺术还是“一个具体的未分化的同一体”,它们有着“共同根基”或“共同中心”。这种“共同根基”正是“隐喻型思

  维”。“隐喻型思维”不同于那种依据相似性以彼代此的狭义隐喻,而是一

  种“原根型隐喻”—即原始的“简单感性体验的中心化和强化”。

  这是原始体验向语词规范转化的过程,是“内在张力的转化渠道”,是“以确定的客体形式和形象对主体冲动和激动情状的表征”。也就是说,当卡 西尔:《文化哲学的批判唯心主义》(1936),《符号、神话、文化》,东方出版杜,1988 年版,第26、28、29 页。

  卡 西尔:《符号、神话、文化》,第25 页。

  卡 西尔:《语言与神话》,第83、62、55、63 页。

  西 尔:《语言与神话》,第83、62、55、63 页。

  卡 西尔:《语言与神话》,第83、62、55、63 页。

  卡 西尔:《语言与神话》,第 83、62、55、63 页。

  卡 西尔:《历史哲学》(1941—942),《符号、神话、文化》,东方出版社,1988 年版,第53 页。

  原始人急切地要使简单的感性体验获得语词规范时,“原根型隐喻”就产生

  卡

  了 。在这里,“语词”(woed)亦即“逻各斯”(logoS)的权力在于,它

  作为最高的“神之名”而使得“存在”以规范化的形式呈现于人,从而它是

  卡“首要的权力”,“在起源上居于首,因而在权力上也位于尊”。于是,作

  为“原根型隐喻”过程,语言意味着首次赋予原始感性体验以规范。卡西尔

  通过这番繁琐论证阐明了一个观点:语言的权力正是“隐喻的权力”。或者

  说,“原根型隐喻”的权力。

  这表明,语言的原初本质正是“隐喻”。隐喻的也就是诗意的、想象的

  或直觉的。“人类文化初期,语言的诗和隐喻特征确乎压倒过其逻辑特征和

  推理特征。但是,如果从发生学的观点来看,我们就必定把人类言语的想象

  和直觉倾向视为最基本的和最原初的特点之一。”单纯由此看,似乎会认为

  卡西尔有返回原初感性根基的感性崇拜倾向。但是,他所真正强调的则是,语言原初地预设了两种权力:一是“隐喻”的权力,另一是“逻辑”的权力。

  卡“从一有语言开始,语言在其自身内部就负载着另一种权力:逻辑的权力”“逻辑”的权力也就是“理性”的权力。这也仍是从“逻各斯”的原初“语

  言”与“理性”两义着眼。在卡西尔看来,随着文化的发展,语言的原初同

  一体被打破,它与神话和艺术分道扬镳,而自身越来越为“逻辑”的权力所

  卡

  控制。“语词越来越被简约为单纯的概念的符号(sign)”。 那么,语言

  的原初隐喻本质怎样才能获得拯救呢?

  参

  卡西尔并不对这种分裂感到悲观,相反,在他看来,正是这种分裂才导

  致由语言、神话、艺术、宗教、历史和科学组成的“象征的宇宙”的产生。

  而在此“宇宙”中,艺术的独特功能在于,它使语言的隐喻本质获得“再生”。

  在艺术中,语言保存并更新其“原初创造力”,经历着感觉与精神之双重“再

  生”。“语言复活了全部的生命;但这已不再是被神话束缚着的生命,而是

  卡

  审美地解放了的生命了。”如此讲,艺术该是语言的“乌托邦”了。反过来

  说也一样,当艺术从语言的隐喻本质汲取其灵性之源时,语言不也正是艺术

  或审美的乌托邦么?可见,对卡西尔而言,语言的隐喻本质正是艺术的本质。

  而艺术的权力也正在于隐喻的权力。艺术与语言是相互以对方为乌托邦的,因而具有一种“互乌托邦性”(interutopianality),正象对克里丝蒂娃而

  言存在着一种“互本文性”(intertextuality)一样。

  卡西尔强调艺术的隐喻本质,看来与维柯、尼采、狄尔泰、柏格森和克

  罗齐的“生命”、“直觉”、“体验”等概念具有相通之处。然而,在他这

  里,在复活了的隐喻即艺术中,感觉体验或生命直觉却相反是受制于“形式”

  的规范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艺术才成为“象征的宇宙”,由此方显出卡

  西尔象征论美学的独特所在。

  从卡西尔的上述讨论中,不难发现一种贬低感觉体验的倾向。后来的“格卡 西尔:《语言与神话》,第105—113、70—72 页。

  卡 西尔:《语言与神话》,第 105—113 、70—72 页。

  卡 西洋:《语言与艺术》(1941—1942)见《语言与神话》,第134 页。卡 西尔:《语言与神话》,第113 页。

  卡 西尔:《语言与神话》,第113、114 页。€参 见卡西尔:《象征性形式的哲学》,据《语言与神话》第252 页。

  卡 西尔:《语言与神话》,第113、114 页。

  式塔”心理学美学家阿恩海姆会挑战说,视知觉本身并非就是混乱无序的,而已内含一种“格式塔质”,不必由语词自外输入。

  造型性权力

  在卡西尔这里,艺术作为“象征”,不过是艺术作为“隐喻”的另一种

  说法罢了。然而,当原初的语言“隐喻”再生为艺术“象征”时,一个明显

  的转换出现了:“隐喻的权力”变为“造型性权力”。“造型性”(the formative)

  和“造塑性权力”(the formative power)为卡西尔一再强调,并非偶然。

  这两个词的词根都是“form”即“形式”(或“造型”)。这个词在卡西尔

  美学中具有特定涵义:既不是理性主义那种抹煞“个别性”与“特殊性”的

  单一的统一“法则”,也不是经验主义那种“找不到返回普遍性之路”的个

  别性原则,而是“一种反复出现在每一种文化形态之中,而又不在任何两种

  形态中采取同样形貌”的决定其结构的法则。“法则是特殊物的内容和存在

  卡

  的必要构成因素”。这样的“形式”在卡西尔看来可以实现普遍性与特殊性

  的长期对峙的真正解决。这种“形式”实际上正是贯穿在卡西尔的包罗万象

  的“象征的宇宙”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结构法则。

  而在艺术象征中,“形式”具有特殊的内涵:它作为原初隐喻精神的再

  生,则是“生命”(或“情感”、或“直觉”)的“形式”。这里,“形式”

  就是使人类生命的动态过程获得其审美结构的法则,如韵律、节奏、和谐等。

  卡西尔力图通过对“形式”的强调,克服感性崇拜论者如克罗齐只讲“直觉”、“表现”而不要“形式”的偏颇。艺术确实要表现“情感”、“直觉”,但“如果没有造型性 (the formative)它就不可能表现”。也就是说,“造

  型性”不等于单纯的外在表达,而是艺术的“创造过程本身的必要要素”。

  ②

  显然,“造型性”是艺术的根本特性,它表明艺术是关于人类生命运动

  的造型活动。重要的不是生命或情感过程本身而是其造型。“艺术家的眼光

  不是被动地接受和记录事物的印象,而是造型性的,并且只有靠着造型活动,我们才能发现自然事物的美。美感就是对各种形式的动态生命力的敏感性,卡

  而这种生命力只有靠我们自身中的一种相应的动态过程才可能把握”。 “造

  型”就是赋予生命活动以审美的规范或结构,即使之成为“激发美感的形式”

  卡。简单讲,“造型”就是审美地赋形,或赋予审美的形式。

  如此说来,艺术的权力就在于“造型性权力”。原初的“隐喻的权力”

  仅仅指语言的使简单感性体验获得首次规范的权力,而“造型性权力”则是

  高度发展与扩展了的语言和“拟语言”的审美地赋形的权力。即是说,“造

  型性权力”来源于“原根型隐喻”,但已是其“再生”形态,并已从单纯语

  言领域扩展到“拟语言”领域(如音乐、绘画、建筑等)。“在艺术家的作

  卡

  品中,情感本身的权力已经成为一种造型性权力”。情感的权力在艺术中不

  是支配性的而是被支配的。“丰富情感必须由另外的权力即造型性权力控制卡 西尔:《象征性形式的哲学》,总论,据《语言与神话》第216、217、213 页。卡 西尔:《人论》,第180—181 页,192 页,196 页。

  卡 西尔:《人论》,第180—181 页,192 页,196 页。

  卡 西尔:《人论》,第189 页。

  卡

  和支配。每一言语活动都包含着造型性权力,都是它的直接证据” 。这样,在卡西尔这里,不是一般的语言的权力而是特殊的“造型性权力”,成为艺

  术这“象征的宇宙”的第一支配性权力。这同语言在拉康那里对于无意识享

  有支配权是相通的。通过“造型性”概念,卡西尔的重心沉落在语言的结构

  法则上。

  象征论的神秘光环

  应当说,卡西尔的“象征的宇宙”工程过于浩大,因而无力建造起专门

  的艺术“语言乌托邦”,甚至连其大致的“地图”也未及划出,至多只是安

  放了一个“路标”。这个“路标”标出“造型”、“造型性权力”在艺术王

  国中的赫然威势,令人肃然,似觉较之克罗齐的“直觉”或“情感”的权威

  更有魅力。但这种第一权力究竟是如何将文学、音乐、舞蹈、戏剧、绘画等

  各门艺术象征系统编织成自己的统一的统治体制的?却未见卡西尔纵情驰聘

  自己的想象。因此,卡西尔的“语言乌托邦”是未完成的。究其原因,主要

  是在寻求理性主义的普遍性(内在形式)与经验主义的特殊性(感性形式)

  的结合时,却未能建立真正贯通两者的象征模型。倒是他的可将艺术及其他

  象征形式囊括一体的宏图本身,在美学界曾影响广泛。不过,它使人依稀识

  得黑格尔主义的“宇宙精神”衣钵,不同的只是黑格尔处衣钵由“理性”传

  授,而卡西尔处换由“语言”(象征)。以黑格尔主义衣钵去崇信与自身教

  义相背的“语言乌托邦”,岂非又一“逻各斯的诡计”?联想及卡西尔晚年(四十年代)在美国与结构主义者雅各布逊和列维—斯特劳斯协办《信息》

  梅

  杂志的事实。,难道不能发现这两个宏大的“语言乌托邦”承袭着同一黑格

  尔主义衣钵么?凭谁问,此衣钵相传何日“可止于汝”?

  卡西尔在美学界的真正深刻影响不能不说是来自他的“象征”理论。这

  套理论既吸收“二十世纪前数十年人类学探究的成果”,又契合当时由象征

  主义诗学、荣格、列维—布留尔、博德金等构成的象征崇拜语境,加上其本

  梅

  身的“独树一帜”,从而在象征主义浪潮中起到推波助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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