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语言的胜境-外国文学与语言学-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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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小孩也可
以说是这个苛刻信仰之下的不自觉的参拜圣地者。
他们不象冒险家们那样只顾行动不问价值，而是相反一心追求自已虔信的宗教信仰，并甘愿为此而献身，但在现实生活中却缺少行动，处处陷于被动。
这两种人之间便存在某种尖锐对立：行动←→价值。行动是西方意义上的行动，即做事，取得成功；价值指的是西方人的行动中缺乏的意义。按照符号矩阵的要求，有行动和价值两项，还应有非行动和非价值两项，由此可以为另外两种人，即坐椅上的人和吉姆爷，安排位置。这就得出如下矩阵：在这里，代表非价值与非行动的结合的，是那些坐在甲板坐椅上的人；代表非行动和价值的综合的则是那些虔诚而狂热的朝圣者；行动和非价值的组合就是虚无主义的冒险家；最后，谁是价值和行动的融合呢？这正是整部作品提出的中心42问题：什么样的行动方式才有价值。而吉姆爷给出了这一答案。于是就有这样的图式。杰姆逊由此认为，《吉姆爷》试图以吉姆爷最终舍己救人的有价值行动，解决超验的价值与物质行动这一困境。进一步说，这里的符号矩阵展示了十九世纪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意识形态，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诊断。正象冒险家们所体现的那样，货币的社会是一个充满行动的社会，但自身并没有任何价值。这正是两方对自身的看法，是西方关于自己的“神话”。这个“神话”最终带来的是一个神话般的“英雄”，而“需要英雄的国度是可悲的。”
参
从杰姆逊的如上分析可见，格雷马斯符号矩阵有一定应用价值。它有助
于清晰地梳理人物关系，并揭示他们之间复杂的矛盾情势。不过，杰姆逊的
方法已不是纯粹的结构语言学，而融入了意识形态阐释。
顺便讲，符号矩阵也可以用来阐释中国现代小说，如 《祝福》。在我们
构想的这个矩阵里，反抗者祥林嫂与压迫者鲁四老爷形成尖锐冲突；非反抗
者柳妈本来与祥林嫂同属被压迫者阵营，但却愚昧地参与对祥林嫂的迫害；
非压迫者“我”作为从压迫阵营中分离出来的现代知识分子，他同情祥林嫂
的悲惨遭遇，想帮助她，然而又缺乏拯救的力量。这里的关键是祥林嫂与帮
手“我”的关系。“我”对祥林嫂的无效的、失败的救助表明，在辛亥革命
后的中国，旧的力量的桎梏依然如故，而新的力量未能顺利生长。因此，上
述符号矩阵展现的是中国“五四”时期的意识形态，是对辛亥革命的局限以
及现代知识分子自身的软弱无能的批判。
格雷马斯的六种行动素和符号矩阵虽然有其应用价值，但也不是万能
的。他所构拟的这种叙述语法重在揭示人物行动中的“交换”情形，而其它
方面则多有忽略。相比之下，托多洛夫的《十日谈》语法、布雷蒙的叙述逻
参
辑和热奈特的叙述话语等研究，则是必要的相互补充 。不过，限于篇幅，只
得略去。正是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巴尔特才可能对文学语言从事较为全面
而系统的语言学思索，并引导到包罗万象的符号学大厦的建立。
文学与语言同质
巴尔特对文学的语言学—符号学研究，是与他对文学与语言的关系的认
识密不可分的。
在他看来，文学代表着语言的“至福境界”或“乌托邦”。他充满信心
地说：
文学的写作仍然是对语言至福境界的一种热切的想象，它紧忙地朝
向一种梦想的语言，这种语言的清晰性借助于某种理想的预期作用，象参 见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陕西师大出版社1986 年版，第127—132、140—141 页。参 见张寅德编：《叙述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年版。
征了一个新的亚当世界的完美，在这个世界里语言不再是疏离错乱的
了。写作的扩增将建立一种全新的文学，如果这种文学仅是为了如下的
巴
目标才创新其语言的话，这就是：文学应成为语言的乌托邦。只有在文
学中，并通过文学，语言才能结束“疏离错乱”的苦难时代，而达到理
想的清新与纯粹境界。同理，也只有从语言角度，文学对人类的特殊的“乌托邦”意义才能被发现。
巴尔特对文学与语言的这种关系的认识，是他从结构语言学立场获得
的：
结构主义本身是从语言范例中发展起来的，却在文学这个语言的作
品中找到一个亲密无间的对象：两者是同质的。巴
对这位结构主义者来说，文学与语言的本质是彼此互训的：语言的本质
在文学中，而文学的本质在语言中。
这种文学与语言同质的观点固然具有启发意义，但也会带来疑难；文学
与普通语言是完全等同的吗？
文学与两级符号系统
巴尔特从结构语言学角度，把文学视为符号（语言）系统，从而对文学
符号的特殊性作了重要区分。
一个符号（sign）由能指（声音）和所指（概念）组成。能指与所指的
关系怎样呢？巴尔特指出，它们的关系不是“相等”而是“对等”，即两者
形成相互联合或对应的关系。这里有“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两种情
形。在语言符号里，能指与所指属于“结构性关系”；而在非语言符号中，能指与所指属“联想式整体”。例如，西方人喜欢用一束玫瑰花表示爱情。
一束玫瑰花是能指，爱情是所指。两者的关系通过“联想”而使这束玫瑰花
成为符号。作为热情的符号的玫瑰花是“充实”的，它已不同于作为能指的
那束玫瑰，因为后者仅仅作为一种“园艺实体”起作用，是“空洞”的。同
理，中国人用柳枝表达惜别之情。这柳枝 （能指）与惜别之情 （所指）并无
必然的相等关系，它们只是通过人们的“联想”惯例才发生联系的。
文学又是怎样一种符号呢？巴尔特对“神话”的“两级符号系统”的分
析，揭示了文学符号的特性。按他的分析，文学并非一般符号 （如表示爱情
的玫瑰花），而是建立在先前就已存在的“符号链”之上，从而是作为“第
二级符号系统”发生作用的。由能指和所指及其关系构成的语言是基本的“第
一级符号系统”。这“第一级符号系统”作为整体又可以并入更高一级符号
系统中，成为它的能指，这就有“第二级符号系统”，文学神话、叙事正是
如此。不妨借用巴尔特的图表：被分析的一个著名例子是《巴黎竞赛画报》
封面：一个身着法国军装的黑人青年在向三色旗致敬。它的画面意义本身可
以看作由能指和所指构成的第一级符号，但它只是更高的第二级符号的能
指，新的所指则是：法兰西是一个伟大帝国，她的儿子们不分肤色都忠实地
为她的旗帜服务，因而都支持殖民主义。同样，我们也可以美国诗人庞德的
诗《在一个地铁车站》为例：巴 尔特：《写作的零度》，《符号学原理》，三联书店1988 年版，第109 页。巴 尔特：《科学对文学》，《泰晤士报文学副刊》1967 年9 月28 日
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一般显现；
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上的许多花瓣。
这首诗的字面意义本身是由能指和所指组成的第一级符号系统，它陈述
着诗人在地铁车站对周围人群的独特感受：一群美丽的面孔，幽灵般浮现于
忙碌拥挤的人流中，宛如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上缀满的花瓣。但如果到此为止，这首诗的意义就还没有穷尽，甚至还没有真正显现出来。应当把上述意义仅
仅看作第二级符号系统的能指，它指向新的所指，这种所指在这类文学作品
中往往可能有若干甚至无限。例如，我们可以说它写出了二十世纪初西方人
特有的世界体验：在罕见的美丽的面容的反衬下，周围人的世界愈发显得灰
暗、陌生、敌对。当然也可以有别的不同读解。由此可见，文学属于第二级
符号系统。这样，它就与一般语言或符号区别开来了。巴尔特还指出，在文
学中，这样的两级模型往往可以衍生出三级、四级乃至无限，哪一级都不能
说成最后的终极。
巴尔特进而重新确定了文学中能指、所指和符号的关系。在这第二级符
号系统中，起着能指作用的第一级系统的符号叫“形式”（form），新的所
指则称“概念”（concept），而使两者结为一体的符号行为叫做“意指行为”（signification）。这意味着说，文学正是一种特殊或复杂的意指行为。既
然如此，为文学制定一套独特的符号学理论—符号学诗学或叙述学，就是可
能的和必要的了。
叙事作品结构模型
尽管巴尔特在 《符号学原理》（1964）中推出了建立包罗万象的符号学
体系的宏大设想，但他对文学研究的符号学贡献主要还是体现在其长篇论文
《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1966）中。在这里，他提出了叙事作品结构的
分析模型。
巴尔特运用结构语言学研究文学叙事。他相信：
叙事作品的普通语言显然只是供话语语言学研究的一种特殊语言，因此它符合对等关系的假设。从结构上说，叙事作品具有句子的性质，但决不可能只是句子的总和。叙事作品是一个大句子，正如任何语句从
巴
某种意义上说都是一个小叙事作品的雏型一样。既然叙事作品是一个大
句子，那么，就应当可以对它作层次分析，建立层次结构。“语言学上
一个句子可以分多层次（语音、音位、语法、上下文）加以描写”，这
些层次处于一种“等级关系”中，只有在等级关系结构中才显示其意义。
巴巴 尔特：《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张寅德编：《叙述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年版，第6 — 8 页。
巴 尔特：《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张寅德编：《叙述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年版，第
由此，他提议将叙事作品分为三个描写层次：功能层，行为层和叙述层。
这三个层次是由低到高逐渐归并而形成一个整体的：一种功能须在行动素的
全部行为中占有地位时才有意义；而这一行为又由于交给自身具有代码的话
语、得到叙述才获得意义。（一）功能层。这是三层中最低一层。功能是叙事作品的最小叙述单位。
一部作品便由若干种功能构成。如果我们读到如下叙述：“庞德看见一个五
十岁左右的男子”，那么这一信息同时包含两个功能：一是人的年龄成为某
幅肖像的组成部分，二是点明这个男子庞德不认识。功能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是分布类，二是归并类。分布类功能指处于同层次的相关单位，例如，购
买手枪的相关单位是以后使用手枪；拿起电话听筒的相关单位是以后挂上听
筒时；鹦鹉闯入屋子的相关单位是找还信件，等等。分布类功能又含两种。
第一种为“核心”，是基本功能，属于作品的关键联结点，为故事的下文打
开或结束一个未定局面。“电话铃响了”，那么有可能去接电话，也有可能
不接，故事必然朝这两种方向之一种发展。第二种为补充单位，叫“催化”，即是由“核心”而催化出的细小单位，是对“核心”的补充，属于连续单位。“电话铃响了”和“庞德接电话”之间，可以插入一系列细节，如“朝办公
室走去，拿起听筒，放下香烟”等，这些正具有“催化”功能。
除分布类功能外，第二大类为归并类，这类功能只有在行为或叙述层才
能获得理解。它由种种“迹象”和“信息”组成。“迹象”指作品中标志性
格、情感、气氛和哲理的单位。例如，《祝福》开头“旧历的年底毕竟最象
年底………”，烘托出鲁镇的气氛，暗示出与祥林嫂悲剧命运的鲜明对比，而这一推断本身又形成一个“迹象”。“信息”则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