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语言的胜境-外国文学与语言学-第2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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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这种历史观同福柯特有的知识考古学及相应的话语与权力、文化档案、认识阶等结合起来，就为新历史主义的“本文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本文性”命

　　题提供了理论依据。

　　当然，阿尔都塞也是新历史主义的精神导师之一。他关于意识形态与想转　引自塞尔登（Roman　Selden）《当代文学理论导读》，伦敦1989　年版，第104　页。

　　象态、物质存在和主体的“质询”的关系，尤其是关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再生产和文化表征的种种见解，为新历史主义者提供了性能精良的武器，使他们能够透过本文去分析背后的学术教规、经济再生产、物质机器和主体异化等。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来尝试理解新历史主义的重要主张和特征：“本文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本文性”。本文的历史性，是说本文总属于特定历史。

　　本文作为福柯意义上的话语，它并非一无所有但也不是确定的和完整的，它是模糊不清的历史残迹，重要的是以“考古”或“考据”方式、以发掘“档案”的方略，去重建这本文得以产生的历史背景，根据这一背景去重新理解本文，颠覆对本文的现成的传统理解，从而形成对本文所置身其中的文化机器、权力结构或文学惯例的批判。格林布拉特写道，他的目标是“尽可能找回文学本文最初创作与消费时的历史境遇，并分析这些境遇与我们现在境遇之间的关系”。这里要“找回”的“历史”既指文学本文产生和接受的那个时代状况，也指现在阐释者对过去那个时代状况的新姿态。但显而易见，这种历史既不是旧历史主义那种“民族精神”或“时代精神”，也不是浪漫主义的作者体验与意图，而只是阐释者出于自身需要、根据某些文献遗迹或档案而随意地重构的具有支配本文写作的权力的本文。因此，如果说，“本文的历史性”是指作为过去残迹的本文总是受制于特定权力关系、社会制度即历史的话，那么，“历史的本文性”则指作为本文的支配力量的特定权力关系、社会制度即历史本身也只是重写的本文。作为本文的历史是符号性的而非实在的，差异的而非同一的，碎片的而非整体的。这等于是用文化或文学“符码”去取代更基本的政治、社会、性别等“符码”。

　　可以说，新历史主义的语言观以及相应的本文和历史观没有根本上独创性的东西。它是结构主义的语言重要性和语言学模型，阐释学的本文开放性，后结构主义者德里达的能指游戏和移心化、福柯的话语与权力，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与再生产等多种理论的综合。但这种综合不是整体性的，而只是缺乏统一支撑的理论碎片的拼贴—是类似于后现代主义的“拼贴”（collage）艺术的那种七拼八凑的东西。这似已表明，后期现代美学或二十世纪诗学进展到此，已耗竭了创新和开拓的能量，而只剩下收集理论残片的余勇。当然，这种拼贴还是产生了一种外表新奇的理论品种，它表现为“用一种文化系统的共时性本文代替一种独立存在的文学史的历史性本文”。这本身就意味着

　　对新历史主义自己所师承或反对的种种理论的“触犯”：（1）由于提出从本文与历史语境的关系去研究本文，触犯了新批评的形式主义；（2）主张区分本文与语境，触犯了认定本文之外一无所有的后结构主义；（3）把历史语境视作支配政治与社会的文化系统，触犯了强调文化受制于政治与社会的一般历史学家；（4）将文学与文化的关系看作“互本文性”的，触犯了习惯于在文化背景中阐释文学的传统历史学家和文学学者。一个有趣的情况是，集中地看，新历史主义似乎是在把历史学家斥为“形式主义谬误”的东西（文化主义和本文主义），同形式主义以为“历史主义谬误”的东西（发生论和参指性）奇特地揉合起来。于是，人们不得不遗憾地感到：它“既过于是历史性的又不够是历史性的”，“既过于是形式主义的，又不够是形式主义的。”

　　格林布拉特：《回声与惊叹》，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90　年版，第80　页。怀　特　（H。　White）：《新历史主义：一则评论》，《最新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第503　页。

　　因此，拼贴的理论确能标新立异，但魅力有限和令人怀疑。

　　女扮男装与性政治

　　新历史主义的上述特点，集中体现在对莎士比亚戏剧的阐释之中，由此可以见出它在文学研究上的特色。

　　《第十二夜》是莎士比亚的一部著名喜剧。其中女主角薇奥拉女扮男装的情节受到格林布拉特的精心研究。新历史主义的历史，往往只是弗洛依德主义的性压抑与升华、阿尔都塞的文化机器和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等的拼贴的产物。格林布拉特在　《莎士比亚的协商》第三十章《虚构与摩擦》中，通过格《第十二夜》薇奥拉女扮男装情节的分析说明了这一点。

　　薇奥拉在整个剧中都是以女扮男装的形象出现的。她因海上遇险而与孪生兄弟西巴斯辛分离，流落伊利里亚。她女扮男装，充当奥西诺公爵的侍童，代他向伯爵小姐奥丽维娅求爱。谁料奥丽维娅却爱上她，而她又暗恋公爵。

　　这场爱情纠纷后来以薇奥拉与公爵、奥丽维娅与西巴斯辛双双结为美眷而告结束。由于薇奥拉处于全剧矛盾的中心，理解这位女扮男装的人物就成为理解全剧的关键。那么，这里的女扮男装有什么意义？这一情节源于何处？

　　人们一般认为这个故事最初见于意大利喜剧《欺骗》，但直接取材于巴那比·里奇《阿波洛尼斯和西拉的历史》对《欺骗》的转述。格林布拉特的作法是：撇开这个经典结论，精心搜寻出两则轶闻掌故去加以重新“考证”。

　　这一作法本身就是新历史主义教义的具体化：本文是模糊的历史残片，经典阐释不足以用来擦亮残片，而必须以“知识考古学”的方式，通过发掘某些

　　边缘性的“其他本文”，以使湮没无闻的意义清晰起来，并重构为整体。一则轶事出自十六世纪法国散文学蒙田　（Michel　Eyquem　de　Montaigne，　1533

　　—1592）的《随笔集》。一个姑娘女扮男装与另一姑娘结了婚，但被判死刑，罪名是“利用非法手段弥补自己性别的缺陷”。另一则轶事出自十七世纪法

　　国医生雅克·杜弗尔专著《论两性人》。名叫玛丽的女子与一寡妇同床共枕数月，彼此相爱。玛丽告诉她自己本是男人，于是改名马伦，穿上男服，结了婚。政府对马伦作生理鉴定，认为他并非男子，将处火刑。但马伦一再上诉，医生再作检查，终于裁定他是男子。

　　格林布拉特以为，由这两件轶事　（“其他本文”）可以重建起据以理解莎剧本文的历史语境。他相信，这两件轶事代表了文艺复兴时期所复活的古希腊观点：人本来是双性同体人即阴阳人，自从分离后，每个男性或女性都本能地和正当地向往着他或她所缺失的另一半。如柏拉图所说，“我们本来是完整的，对于那种完整的希冀和追求就是所谓爱情。……全体人类都只有一条幸福之路，就是实现爱情，找到恰好和自己配合的爱人，总之，回原到人的本来性格。”而对性的改变和性方面的奇迹抱有浓烈兴趣，渴望自主婚姻合法化，正是莎士比亚时代的一个普遍旨趣。格林布拉特由这两则“其他本文”以及相应的时代文化语境获得了理解　《第十二夜》的门径：这出戏正意味着把性活动提炼并转换成以薇奥拉的女扮男装为中心的的性竞争，不过怀　特：　《新历史主义：一则评论》，第496—198　页。

　　格林布拉特：《莎士比亚的协商》，加州大学出版社，1988　年版，第66—128　页。柏　拉图：《会饮》，《柏拉图文艺对话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年版，第238—243　页。是莎士比亚自己及其同时代人的性冲动借助传闻而作的舞台游戏，是这多种性因素的“协商”的产物。而且，这种性的快乐是充溢在莎士比亚的全部喜剧形式之中的。可见，向真正的“性”发出呼唤，正是莎士比亚戏剧魅力的核心。格林布拉特相信，这样的阐释可以实现“本文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本文性”的目标。

　　这种“历史性”能令人信服吗？格林布拉特当然知道莎士比亚未必了解那两则轶事，但他相信，作为喜剧的话语实践与医学文献都从属于当时更大的文化语境或文化符码。可以不管本文本身究竟如何，只要重构起这种更大的文化符码，就重构起了本文的秘密得以破译的根本的历史性“密码”。这里的“历史”其实与特定的生产方式、阶级意识并无多大关系，只不过是历史轶事。而按照旧历史主义，偶然的历史轶事并不必然与“时代精神”相关，因而可以忽略不计。在我们看来，这种历史轶事也许是真实的，然而它与本文的联系却不一定是必然的或直接的，而是随意的、间接的或可有可无的。因此，新历史主义的“历史”本身不过是历史碎片。

　　上述三种超语言学诗学，都从比语言学更广阔的视界上看待文学。比起结构语言学、无意识语言学等语言学视界来，它们的优势在于不仅能关注语言本身的魅力，而且能追究语言“背后”的更广阔的文化、历史内涵。这无疑有助于纠正语言学途径忽略文学的历史性的偏颇。不过，这些理论本身也各有其局限，需要具体分析。

　　结　语　走向修辞论的诗学

　　文学是有意义的，这种意义总是不得不通过语言组织表达出来。但语言组织从来不是意义的被动工具或温顺仆从，相反，它在那里确确实实地创造并构成意义，或者有时还颠覆意义。由此可以说，语言是文学意义的基本存在方式。离开语言，便不会有文学。而要弄清文学的奥秘，就应当紧紧抓住语言问题，并运用语言论或语言学途径去追究。本书讨论到的结构语言学、诗学、象征语言学诗学、无意识语言学诗学、存在语言学诗学和超语言学诗学，使我们获得上述认识。而与此同时，这些语言论诗学也表露出它们各不相同的理论风范。

　　结构语言学诗学突出语言学模型的优先地位，首次把系统性、可操作性和确定性特色输入诗学中，显示出以语言学驾驭一切的宏大气魄，从而创造了二十世纪最为激动人心、影响最为深广的“语言乌托邦”。它在破除文学的神秘性方面也功不可没。但另一方面，结构语言学诗学又往往过分迷信语言学模型的神力，忽视文学的个性、偶然性或异质性探求，对语言背后的历史孰视无睹。

　　象征语言学诗学似乎与此不同：它乐于在包罗万象的“象征的宇宙”中思索文学，发现文学语言的“造型性权力”，而并不依赖任何语言学模型，更不追求可操作性和确定性。这固然使它一时从者如云，但更应看到它的空洞和大而无当。

　　把文学当作“梦语”（无意识语言）而加以阐释，是无意识语言学的拿手好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拉康，他以结构语言学和超语言学“改写”弗洛依德的语言阐释程序，建立起在小说分析中可以大展拳脚的三角结构模型，突出语言对意义、主体的“颠覆”作用。不过，问题在于，语言的作用难道就在于本身之中吗？它是否只有否定性而没有肯定性作用？

　　存在语言学诗学则与众不同地立足于存在，思考存在的语言性，寻求存在、语言和诗的同一。同结构语言学诗学相比，它与其说是一种诗学研究方法，不如说是一种诗意冥思方式。因为，它不讲求理论模型、系统性、可操作性，对诗本文的选择　（不如说挑剔）极严（诗中之诗），难以适用于更广泛的研究对象。

　　超语言学诗学正可以发现上述语言学诗学的症候，并予以纠正。巴赫金的“对话”和“异声同啸”，洛特曼的“艺术本文”和“超本文”，新历史主义的“本文的历史性”等，表达了超越语言学狭隘视界而走向文化、历史的努力，昭示着近年西方诗学重新历史化这一新势头。但这里的文化、历史概念本身却又是一种碎片拼贴的结果。

　　不存在完美无缺的语言论诗学，正象不存在完美无缺的语言学一样。

　　语言问题固然是文学研究的中心，但历史问题却更为根本。把语言置于历史根基上，诗学就有救了。如此，诗学难道不应走向能统领语言与历史的修辞学？修辞学不正是诗学的新奇观？修辞学，或者更广意义上的修辞论，强调把关于语言和历史的思索统合到话语实践中，既关注语言“背后”的历史，又注重历史在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