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语言的胜境-外国文学与语言学-第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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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巴赫金并未因此轻易抛弃语言学，而是穿越它，带着语言学的馈赠而进

　　入超语言学之域。“超语言学的研究，不能忽视语言学，而应该运用语言学

　　《

　　的成果”。只不过，这种运用已是在意识形态视界上了。

　　艺术本文与超本文

　　文学研究需要这样一种超语言学理论，它既能深入文学语言的内部，又

　　能翻出到文学语言的外部，从内外各方面对文学语言作系统性思索。苏联符

　　号学家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由此应运而生。

　　洛特曼（Yury　Lotman）是六十、七十年代名扬西方的苏联塔尔图学派的

　　代表，他的文化符号学诗学被纳入本章讨论，是经过认真考虑的。他继巴赫

　　金之后，力图把艺术符号置于宏大的社会历史环境去考察，这对结构主义无

　　视社会历史环境的抽象语言学模式可以说形成一种类似于“解构”的力量；

　　但他也反对后结构主义那种摧毁任何整体或中心、一味解构的极端倾向，而

　　是试图在一种宽广的文化视界上实现符号世界的重构。由此而论，他这种关

　　于符号世界的解构中的重构行动，是与巴赫金的相类似的一种超语言学的符

　　号学追求。但与巴赫金在激烈的正面交锋中努力探索超语言学的“对话”世

　　界不同，洛特曼似对正面交战不感兴趣，但抱负更为远大、开阔和系统：他《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第252、251、50　页。

　　谋求使传统结构主义与新起的信息论、控制论和文化理论等综合为一个基本的概念结构，这个概念结构假定各种不同符号系统具有基本的统一性和功能上的相关性，而在此基础上论证探索艺术符号系统可能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的超语言学符号学有理由被视为更具统一性和相关性的文化符号学（或历史符号学）。在符号系统的统一性和相关性相继被结构主义导向僵化和抽象化、被后结构主义全盘否定的时代，这种以新的方式重建符号学大厦的大胆举动，自然就是引人注目的了。而对于那些不满于解构而渴求总体慰藉的人们，无疑尤具吸引力。这样，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之受到重视，是并不令人奇怪的。

　　在《结构主义诗学讲演录》（1964）、《艺术本文结构》（1970）和《诗的本文分析》（1972）等著作中，洛特曼讨论了诗的语言的性质、艺术本文性质、本文与语境的关系等符号学问题。对此，我们不妨由他的艺术本文概念去略作理解。

　　当洛特曼把“艺术本文”（artistic　text）看作特殊的“模式型系统”（modelling　system）时，他显然是在运用语言学观点。在他看来，语言从本质上说是“模式型系统”，即语言为世界提供“首要的控制原则”。由此而论，艺术本文正是一种赋予世界以秩序的模式型系统。但洛特曼认定，艺术本文不同于作为初始模式型系统的语言，而是建立在这种系统之上的第二级模式型系统。也就是说，他已从语言学进展到超语言学领域，认为艺术本文是超语言的模式型系统。这一观点原则上并未超出巴尔特关于文学的两级符号系统的论述，不过，洛特曼有自己的特殊着眼点。对他来说，艺术本文的特殊性在于，它具有多层次结构，这个结构内部各层次之间存在复杂多样的相互作用。这包括：从语词选择产生强化效果，高度有机的结构组织，多重复杂的语言符码等。语言信息的接受者须懂得有关语言符码，以便领会语言信息，同时，艺术本文的读者除了懂得语言符码外，还应掌握艺术符码。例如，要欣赏中国诗这种艺术性本文，首先应懂得汉语符码　（如识汉字，了解汉字的基本表达方式等），其次，更应掌握汉诗的平仄、节奏、韵律、意象、原型等艺术符码。每一艺术本文都由若干不同系统　（字词的、图象的、格律的、音韵的）交叉而成，它们不断组合，冲突和破裂，如此循环，以至无穷，每一次都使艺术本文的意义丰富和变化。如果说“美即信息，”信息指系统的组织程度，那么，艺术本文就是高度凝缩、多重、变化和复杂的因而是美的信息系统。

　　这样，在洛特曼看来，艺术本文远远超越一般语言范畴：它是系统中的系统，关系中的关系，是尤为丰富、复杂和充满变化的话语形式。到此为止，这一看法确实体现出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信息论和控制论等观点的新的综合，为理解艺术本文提供了新的东西。然而，它还未能反映出更为广泛的“文化”内涵，未能显示艺术本文作为包含众多信息处理系统的历史的真实结构这一特点。这就需要进而讨论洛特曼关于本文与“超本文”的关系的说明。“超本文”（extra—text）与克里丝蒂娃的“互本文”（inter—text）具相近处，即都相信本文的意义只有从它与其他本文的相关性上才能理解。但“互本文”未能就相关性本文的种种不同情况作明确的区分，而“超本文”则直接指那种似乎超出本文之外、但又内在地制约着本文的艺术传统、历史环境和意识形态氛围等东西，这也就是文化。文化是“由若干个别系统组成

　　的统一体”，“整个人类制定、交流和保存信息的活动。”在文化内部，“个

　　洛

　　别系统应当通过多层次秩序中的相互联系和与整体的联系”去阐明。　这表

　　明，艺术本文的意义只有在整个文化环境中才能真正显示出来。本文本质上

　　是与“超本文”联系着的：

　　任何艺术本文，唯有当其所起作用的集合体中存在审美沟通时才能

　　发挥社会功能。既然符号—沟通不仅要求有一个本文，还要求有一种语

　　言，那么，孤立地处于特定文化关联域和文化符码系统之外的艺术家的

　　洛

　　作品，就会象用一种无法理解的语言写成的“墓志铭”。

　　正是文化性“超本文”才为理解本文的意义提供必不可少的符码系统，而如果离开这种“超本文”，本文的意义就是不可理解的因而也就是不存在

　　的了。

　　这意味着说，艺术本文是双重性的：它既是包含众多信息系统的多层次

　　结构（“本文”），同时，又是在更大的文化环境中运作的符号（“超本文”）。

　　艺术本文的意义并不如结构主义所设想的那样是内在的，而是存在于本文与

　　更广泛的文化系统即“超本文”的联系之中。

　　洛特曼的研究鲜明地展示出，文学不是纯语言现象，而是远为复杂的文

　　化现象；文学不是所谓能指碎片或能指游戏，而是整体的、多层次的模式型

　　系统。这就为人们点明了重构符号学诗学大厦的可能性。应当说，这种通过

　　系统的本文理论分析而确立文学的更大的文化环境的关系的方法，是洛特曼

　　的独创性贡献，值得我们认真地研究。

　　理论碎片的拼贴

　　还有一种超语言学诗学，它把形形色色的超语言学理论汇集为一体，以

　　便发掘文学的“历史性”。这正是“新历史主义”诗学，其代表人物为美国

　　的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　blatt）等。

　　语言，具体讲，本文，仍然是新历史主义关注的中心。但新历史主义的

　　独特处，不仅仅在于它标举超语言学的研究途径，而且更在于，这种超语言

　　学途径比在巴赫金、洛特曼、巴尔特、克里丝蒂娃或杰姆逊那里有着远为复

　　杂和异质的形式。它是此前种种超语言学形式的新的“综合”。但这种“综

　　合”是奇特的。这一点尤其可以从作为它的特征之一的“本文的历史性与历

　　史的本文性”　（蒙特鲁斯）见出。关键是对“本文”和“历史”有着特殊规

　　定。

　　当新历史主义沉思本文时，这个本世纪诗学的关键概念之一已然承载着

　　种种理论负荷了。首先，虽已失势但仍盘根错节的“新批评”，把本文看作

　　与作者意图、读者反应和社会环境无关的纯粹形式，这对新历史主义来说是

　　一种偏狭的形式主义本文理论；其次，在新历史主义看来，结构主义符号学

　　在把本文视为能指与所指的完整统一体时，忽略了其中的个性、差异、非中

　　心化以及社会历史具体性；再次，阐释学的“本文”虽具有基于个体自我阐

　　释的不确定性和开放性，但与具体历史如政治、权力和文化的关联仍被切断；

　　复次，后结构主义者如德里达和巴尔特把本文视为能指游戏或能指碎片、认洛　特曼：　《艺术本文结构》，密执安大学出版社，1977　年版，第186、187　页。洛　特曼：　《艺术本文结构》，密执安大学出版社，1977　年版，第186、187　页。

　　定本文中别无一物，这诚然可以纠正结构主义的机械而僵化的中心观、整体

　　观，然而却以舍弃任何确定意义或历史内容为代价；最后，西方马克思主义

　　者如阿尔都塞和马歇雷“发现”了本文同意识形态、再生产的联系，不过未

　　能注意到权力、性因素的支配性作用。格林布拉特等漫游于这零散化的本文

　　理论迷津中，一方面热烈欢迎对本文持不确定的和开放的眼光，但另一方面

　　又对脱离历史的纯粹形式主义方法深感失望，渴望输入一种历史视界。

　　然而，现成的历史理论也无法提供令人满意的支援。“历史主义”最初

　　源于德国十八世纪历史哲学倡导者赫尔德尔，到十九世纪黑格尔唯心主义和

　　斯宾塞进化论达到高潮。这种历史主义从社会的、历史的和文化的语境中研

　　究文学，把一个民族的文学史看作这个民族的进化文学，把一个民族的文学

　　史看作这个民族的进化的“精神”的表达。卡莱尔（Thomas（Carlyle，1795

　　—1881）甚至断言：“一个民族的诗歌史正是它的政治史、科学史和宗教史

　　转

　　的本质。”这种把丰富而复杂的文学本文现象完全等同于统一的“民族精神”（或时代精神）的作法，往往为着虚幻的普遍性而遗忘现实的特殊性。显然，这种陷于“主义危机”中的历史理论本身就有待于拯救，又怎能拯救他人呢？

　　正当格林布拉特等面对现成本文和历史理论的严重缺憾而仿徨无计时，后结构主义阵营中的福柯送来不同凡响的福音。与德里达等后结构主义者执

　　持于语言中心论、符号中的差异分析，否定历史叙事不同，福柯大力标举超

　　语言学的话语与权力分析，鼓荡起新的激进的历史主义浪潮。

　　福柯与众不同地把本文置于话语活动中去考察。话语（discoruse）是比

　　索绪尔的“语言结构”和“言语”更多的东西，它包括说话人、受话人、本

　　文和语境等多种因素。正是通过对上述众多因素的综合强调，作为话语活动

　　的本文得以指向具体的社会历史。更为特殊而重要的是，福柯认为，话语始

　　终是与“权力”结合在一起的。社会性的和政治性的权力总通过话语去运作。

　　一切事物都可以归结为两样东西：权力和话语（知识）。从而话语总是具体

　　的、历史性的话语实践，植根在社会制度之中并受其制约。这就能够给格林

　　布拉特以一种启示：本文作为话语总是权力运行的场所，是历史现形的所在，即，本文具有历史性。

　　但历史在福柯这里已打上了后结构主义的深深烙印，这正是新历史主义

　　的历史观的主要来源。其一，历史并不是旧历史主义那种“过去的事件”，而始终是“被叙述的”关于过去事件的故事，过去并不能以真实的面目现形

　　而仅仅存在于“表征”形式中；其二，不存在单一的，具有统一分期的历史

　　实体，而只存在非连续的和矛盾的历史；其三，历史研究不再是纯客观的和

　　独立的，因为我们无法超越自己的历史境遇，过去只是从与我们的特定历史

　　关怀相一致的所有已写就本文中建构起来的东西；其四，由于文学并无那种

　　稳定不变的历史“背景”，这种所谓“背景”始终只是以作为互本文的其他

　　本文去重写的东西即本文，从而文学本文并非崇高的超验性的人类精神的表

　　达，而只是存在于其他本文中的本文。文学是互本文性的本文，历史也是如

　　此。这种历史观同福柯特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