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语言的胜境-外国文学与语言学-第1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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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现象—话语。……意义、符号和现实这三者通过社会评价而实现统

　　《

　　一。

　　这段话的重要性不应因“社会评价”概念的依旧过于空洞、抽象和陈旧

　　而遭到忽视，因为，它表露出二十年代时人为解决本世纪诗学中至今仍属疑

　　难的语言与意义问题的可贵努力。与语言学的符号学诗学（列维—斯特劳斯、前期巴尔特等）主要在语言与意义关系的语言学模式中求解不同，巴赫里输

　　入了两个新概念：一个是“现实”，由它代表“社会环境”、“历史”等，相当于语境因素，另一个就是“社会评价”，由它去以“中介”的身份串连

　　起语言　（符号）、意义和现实三者，这显然是属于艺术的“灵魂”一类关键

　　的东西，倘无它，艺术本文便是散沙一盘，或者用后结构主义术语说，是“碎

　　片”一堆。可见，巴赫金既不同于形式主义或语言学的符号学，也有别于后

　　结构主义的本文理论，因为后者正是相反全力拒斥“社会评价”一类当被称

　　作“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东西。巴赫金的上述考虑稍嫌笼统而令人难以掌握，但从社会评价、语言、意义和现实这四方面探索艺术话语的诗意特性，不失

　　为一条可行之道。例如，如果用后结构主义的“延异”、“本文的快乐”等

　　去有节制地抹掉上述四方面的某些机械的绝对性、确定性色彩，增加诸如杰

　　姆逊对“符号矩阵”的改造等可操作内容，再回注入克里丝蒂娃那种强烈干

　　预现实的邀请，巴赫金的上述设想也许会更为可观，也更具实用性。

　　颇富戏剧性的是，巴赫金的上述构想似乎对当今被后结构主义的轰击震

　　懵了的西方人并无太大吸引力，相反，他们为重新“发现”老巴赫金二十年

　　代就推出的“对话”（dialogue）及相关概念“异声同啸”（heteroglossia）

　　等而拍手称快。为什么？西人此时有自己的特殊胃口，这就是说：既为后结《　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第116、114、164　页。

　　《　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第116、114、164　页。

　　《　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第165、169、170　页。

　　《　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第165、169、170　页。

　　构主义的狂轰滥炸而称快但又不满足于其只破坏而不建设，而巴赫金却能有

　　此功而无此过，何不“拿来”？这样一来，“对话”等概念就需注意了。

　　对巴赫金而言，文学这种“艺术话语”并非单个人的讲话或句子成分，而就是“对话”：“话语是双方的动作，它取决于两方面：一是谁在说，二

　　巴

　　是对谁说”。　比之早先的“话语”，“对话”突出说话人和受话人之间的社

　　会沟通以及必然性的沟通障碍如差异、冲突等，尤其重要的是突出对话中的

　　双重声音关联这一生存基本条件：“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

　　巴

　　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这等于说生

　　存就由“对话”构成，你时时同一个“声音”对话，这“声音”可能时而熟

　　悉、亲切如“你”，可能时而陌生、敌对如“它”（马丁·布伯尔），反正

　　你正是在这种对话中活着，由这种对话而活着。“对话”就是生存。这表明，“对话”已是一个本体论和语言论相同一的概念，这倒近似于加达默尔的本

　　体论和语言论的阐释学。后者以“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和存在一理解

　　的“语言性”和同样字面形式的“对话”等道出了某种相同信息。但巴赫金

　　的“对话”毕竟自有其特殊内涵。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里，“对话”概念已跃居中心地位，被

　　视为解开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语言之谜的关键：

　　语言只能存在于使用者之间的对话沟通之中。对话沟通才是语言的

　　生命真正所在之处。语言的整个生命，不论是在哪一个运用领域里　（日

　　常生活、公事交往、科学、文艺等等），无不渗透着对话关系。这里明

　　白地让“对话”效力于较早的关于意识形态符号的社会沟通意图的观点。

　　但巴赫金赋予对话以新的含义，归纳起来有如下特点：（1）对话是“我”与“他者”的对话性对立：“生活中一切全是对话，也就是对话性的对立”；（2）对话不是手段而是目的；（3）对话本身就是行动；巴

　　巴（4）对话就是存在，“存在就意味着进行对话的沟通”；（5）对话是永恒地未完成或不可完成的；这五条可以说实质上并未超出

　　加达默尔的视界：对话的存在—本体性、语言性和开放性等等，不过由于早

　　于加达默尔数十年并且是从迥然不同的意识形态诗学路径提出，足可以令西

　　方学者惊奇而肃然了。但更具独创性因而更引人注目的在于：（6）对话具体表现为“异声同啸”，即“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

　　巴　　　　　　　　　　　　　　　　　　　　　　　巴

　　合的声音和意识”，　或“不同声音的配置及其相互关系。”经典小说往往

　　以“独白”为主导，一个权威声音统治其它声音，这意味着拥立与德里达的

　　指责相类似的权威等级制；而“异声同啸”则意味着消除唯一权威或权威，每种声音即每个人平等对话，竞相鸣放，而且还包括与自己的对话。例如，巴　赫金　（沃洛希诺夫）：《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哲学》，第86　页。

　　巴　赫金：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三联书店，1988　年版，第344、252　页。巴　赫金：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三联书店，1988　年版，第344、252、79　页。巴　赫金：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三联书店，1988　年版，第79　页。巴　赫金：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三联书店，1988　年版，第343　页。巴　赫金：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三联书店，1988　年版，第29　页。巴　赫金：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三联书店，1988　年版，第362　页

　　《罪与罪》中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独白充满对话性，“他不是思考种种事物，而是与这些事物说话。”这些话中塞满他人的语言，成为他与之争论的对手，于是他同这些声音展开对话：

　　他组织内心的语言，就是针对他近日来听到的、触动他的他人话语，组织一连串生动的、激烈的对语。他称呼争论的对方，都用“你”字，对其中几乎每一个人，都要引述回敬他的原话，却改变了语气。同时每

　　一个物，每一个新的人，对他来说立即变为一种象征……是某种生活目

　　的和思想立场的象征，是在令他苦恼的那些思想上的问题中代表着生活

　　中某种解决办法的象征。……他把所有这些人物相互联系起来，让它们

　　相互比较或者相互对立，迫使他们相互回答问题，相互呼应或相互揭露。

　　结果，他的内心的语言就象哲理剧一般展开，其中的人物都是生活中现

　　实存在的不同生活观和世界观的体现

　　者。《

　　这种消除“最强音”、“主调”而让众声齐鸣的平等、民主的语言世界，尽管还充满着不安与恐怖气氛，但能够平等对话本身，不就是一种“语言乌

　　托邦”么？我们能够在现实中随处与这种无权威的每个人平等对话的境界相

　　遇么？同时，作为作者，我们能如此自信地写作出这样的对话小说么？作为

　　读者，我们能这样自如地深入其中而获得参与对话的快乐么？确实，巴赫金

　　的如上描述令人想起加达默尔的“对话”中的“视界融合”和巴尔特的“本

　　文的快乐”，即都强调对话世界的不确定、差异、平等和由此而生的特殊快

　　乐。如此，当今西方文坛一致看好巴赫金，就不足为怪了。

　　然而，巴赫金的“异声同啸”对话自有其机杼。每一种声音并非不确定

　　的或总是“延异”的能指碎片，而是生活世界的“象征”，是意义的携带者，因而是确定的；同时，各种声音之间的对话虽然充满差异、冲突、宛如“哲

　　理剧”，但这个剧本并不象巴尔特所以为的那样是没有作者的“孤儿”，而

　　是由一个确定的、超然其上的作者去创造的。这个作者懂得如何安排出一场“异声同啸”对话：

　　他要表现的，恰恰是一个主题如何通过许多不同的声音来展示，这

　　可以称作主题的根本性的、不可或缺的异声同啸性和不协调性。陀思妥

　　耶夫斯基认为重要的，也正是不同声音的配置及其相互关系。《

　　可以说，巴赫金是从一个与众不同的确定的根基上去描述一种不确定的

　　对话，从而既关注加达默尔和巴尔特等人为之兴奋的不确定对话，却又克服

　　了他们轻易抛弃确定性把握的偏颇。但是，“异声同啸性”难道就需要从作

　　者意图去领会吗？凭什么证明它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意图呢？而且，这

　　样的领会和证明是否必要和有多大价值？为什么不能说是读者巴赫金个人的

　　阅读感受呢？因此，巴赫金对“对话”、“异声同啸”现象的描述，还有相

　　当浓烈的绝对或决定论色彩。对此作适当的“擦洗”工作，上述“对话”、“异声同啸”概念的真正价值才会显露其光泽。巴赫金上述概念的魅力，部

　　分地还来自于如下事实：它们的出现与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复调”小说的阐

　　释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这表明，真正有力的理论总是同具体文学现象的

　　分析结合在一起的，两者交相辉映，互为阐释，形成文学与诗学的阐释上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第326　页。

　　《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第361—362　页。

　　相关性，这大概正是“互本文性”或“互文体性”可以部分地表达的吧？

　　巴赫金的上述观点是他的独特语言观和研究方法的体现。

　　语言的本质是什么？前面我们已领略过语言是“隐喻”（卡西尔）、“诗”（海德格尔）等不同说法。在巴赫金看来，语言的本质就是“对话”。如果

　　说生存充满“对话”，就是“对话”，那么，“对话”就是生存的最基本的

　　东西，就是生存，而正是在这种生存与“对话”同一的状态中，语言的“对

　　话”本质显露出来。生存的特性也就是语言的特性—“对话性”。同加达默

　　尔的“语言性”相比，“对话性”显得具体、实用，突出文学本文内部的异

　　质、多样、冲突等复杂关联，尤其在运用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这一现代主

　　义经典本文时，展示出特别的魅力，在人们面前打开了一个惊人地生动和奇

　　妙的对话世界。但如果就此扩展进文学以外的非语言符号世界　（如绘画、音

　　乐、电影、戏剧等），也许就不会那么顺畅和实用了。加达默尔的“语言性”

　　虽然失之宽泛或大而无当，但有一个好处：适用于几乎一切艺术现象。由此

　　看来，“对话”概念在伸展到非语言符号领域时所带来的问题，有待于进一

　　步探索，这个问题倘能有所破解，会增强“对话”在今日语言学诗学中的威

　　力。

　　巴赫金的“对话”概念乃至他的全部诗学探索，都没有局限于纯语言学

　　方法，而属于“超语言学”。正是在此他与语言学的符号学诗学划清了界限。

　　例如“对话”，它被认为是“活生生的具体的言语整体”，这就决定了不仅

　　涉及语言学，而且还涉及社会学、历史等，因此，“对话关系是超出语言学

　　领域的关系”，它恰是“采用纯语言学标准所无法揭示出来的”，这就要求

　　运用超语言学方法。“超语言学研究的是活的语言中超出语言学范围的那些

　　方面”，即社会、历史、存在等。对巴赫金来说，超语言学也就是意识形态

　　语言学，即把语言视为处于意识形态环境作用中的人们的具体话语行为。当

　　然，巴赫金并未因此轻易抛弃语言学，而是穿越它，带着语言学的馈赠而进

　　入超语言学之域。“超语言学的研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