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格勃全史-第8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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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有充分的可能，而且印度用英文出版的刊物数量众多。
60年代初，莫斯科总部的假情报高级专家伊万·阿加扬茨主持D 处的工作。根
据同该处的协议。波格丹诺夫帮助寻找能被广泛运用于“积极行动”的印度报纸，
他最终还真找到了一家。这家报纸同许多别的报纸一样，根本没有想到会被利用。
尤里·莫金就曾在1967年竞选前和竞选中把假资料鱼目混珠塞进印度报刊（莫金曾
任“五杰”的上司）。为了抵毁反共的孟买竞选者帕秀尔。莫金散布了一封假信件。
信中说，孟买的英国总领事弥尔顿曾写信告诉切斯特·鲍尔斯大使：“我认为策略
地停止同巴基斯坦的私情，哪怕仅在竞选期间节制我们的胃口，将使我们顺利达到
目的。说实话，我们的援助已经不少了，该适可而止了。在这方面我们应该看到，
孟买已经开始传说，他已经从我们这儿得到50万卢比用于竞选。”
莫金还公开了一封英国最高专员“约翰弗里曼爵士”的电报，电报向英国外交
部报告，美国人为右翼政党及政治家的竞选基金划拨了大量资金。而真正的最高专
员弗里曼先生此时骑士爵位还未得到。莫金设法为自己的假情报销赃灭迹，大概可
以说明他为什么在1967年4月突然离开印度，而他在那里只呆了9个月。
60年代末，叶罗欣任间谍头目时，他搞的一次有效的“积极行动”是散布以美
国海军研究中心的戈尔东·戈尔德斯坦名义执笔的假信件，里面提到在越南和泰国
有美国的细菌武器。最初这封信发表在孟买的《自由新闻报》上，然后1968年3月7
日的《时报》又提及此信。而莫斯科电台把此事用于对亚洲的节目广播，证明美国
在越南制造流行病。印度的《闪电》周刊登载了一篇基于这一假消息的文章，题为
《美国将认可细菌战和原子弹》。后来查明，在此之前一年戈尔德斯坦曾投寄过一
些参加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请柬，他的签名和公文纸被人拍了下来。自从朝鲜战争时
“细菌战”的行动将一些西方学者引入歧途以后，“美国的细菌武器”这一题目就
不止一次被用于苏联的“积极行动”。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在印度的隐蔽组织中的主要人物是印共党员罗梅什·昌
德拉，二战前在剑桥大学读书时，他就对苏联抱有强烈的好感。1966年昌德拉任世
界和平理事会主席，这是二战后代替明岑贝格“无罪者俱乐部”的苏联最大的隐蔽
组织。开始时世界和平理事会设在巴黎，1951年由于有类似“第五纵队”的行为而
被驱逐；1954年迁往维也纳，1957年又由于从事“有损奥地利国家利益”的活动而
被取缔。其实此后世界和平理事会又以国际和平研究所的名义继续在维也纳活动，
直到1968年9 月在赫尔辛基建立了总部。昌德拉使世界和平理事会同很多第三世界
国家的问题打起了交道，从而使该组织更有力量。1971年昌德拉在世界和平理事会
组织的世界和平大会上作了关于60年代的总结报告，他痛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
不仅是欧洲和平的最大威胁。也是全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
“不管是在亚洲还是非洲都可以感到北约的魔爪……帝国主义的力量，特别是
北约的剥削对全世界几亿人的贫困和饥饿负有责任。”
世界和平理事会表示，该组织是靠它的会员组织交纳会费维持的。确实，在各
国都有“保卫和平委员会”。但它如此充足的奖金实际上都来自苏联，70年代末苏
联每年为它提供5000万美元，这是因为世界和平理事会忠实地遵循着由苏共中央国
际部制定的方针。后来它在联合国取得了一席之地，它努力证明自己是一种独立运
动。而实际上，世界和平理事会的行动主要是针对西方的。昌德拉经常表示，来自
苏联的对和平的威胁是不存在的。
“苏联对外政策的目的在于维持稳固的和平以及与不同体制国家的和平共处。
苏联的军事政策也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它完全是防御性的”。
其他一些组织的行动一般也都追随世界和平理事会。60年代末，70年代初，世
界和平理事会的公开行动和克格勃的“积极行动”都首先集中于越南战争。莫斯科
总部完全正确地预见到，美国的参战正好可以大大扩大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对
第三世界国家的地毯式轰炸和近50万美国兵的参战不仅使世界舆论开始谴责美国，
同时也分化了美国人民。昌德拉和和平理事会想尽办法促成这两种转化，1967——
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年会上，反对美国的意见趋向一致。1969年大会通过了
一系列决议：有关“孤立和长期谴责美国政府官员”的决议；有关给“逃避兵役、
从军队中开小差的境外美国人提供帮助并在其军队内部开展宣传工作” 的决议；
“扩大对美国产品的抵制，如武器、汽油，并抵制为越南战争供应武器、提供服务
的美国公司（加泛美航空公司）以及支持战争的非美国公司。”
第一总局“积极行动”分队在动员国际社会舆论反对越南战争方面功绩显著，
为了肯定其成绩。把它由处级晋升为A 机构。但正如戈尔季耶夫斯基后来不止一次
指出的那样，总部对“积极行动”所起的作用有些夸大。尽管克格勃在第三世界散
布了美国使用细菌武器的谣言，引起了不少的反响，但没有一条苏联的假消息在影
响世界舆论方面能够赶上美国记者通过电视屏幕向全世界播放的镜头，里面有被团
体汽油烧焦的婴儿和各种战争惨象。引发约翰逊总统放弃1968年再次参加竞选的，
并非昌德拉在世界和平理事会组织的反越战行动，而是因为参议院外事委员会中有
人说，约翰逊总统在战争性质和美国参战规模上欺骗了国会。
1962年来自中国的威胁终于使勃列日涅夫把同印度建立特殊关系作为南亚政策
的基础。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1967一1977年，1980－1984年任总理）已经
准备签订苏印条约，但因为她领导的是少数派政府，所以没有足够的力量同认为条
约会破坏印度“不结盟国家”名声的反对党抗衡。但在1971年大选以优势取胜后，
英迪拉·甘地同苏联签订了和平、友好合作条约。印度外交部常任秘书卡乌尔证实，
“这是印度为数不多的几次绝秘密谈之一。双方知道此事的都不超过6 个人，其中
包括总理和外交部长。大众传播媒界对此一无所知”。在8 月的签字仪式上荡罗米
柯指出：“这一条约的意义怎么说也不为过。”苏联得到了不结盟运动领头国家的
支持，两国马上发表联合公报，呼吁美国军队撤出越南。印度此时也可以指望得到
苏联的外交支持，以及为不久就要发生的“印巴”战争提供武器。
在9月为期4天的战争中，尽管有美、中两国的支持，巴基斯坦还是遭到毁灭性
的失败。东巴基斯坦取得独立，成为孟加拉国。而巴基斯坦成了只有5500万人口的
国家，已不可能对印度造成严重威胁。苏联外交官在联合国欢呼：“这是历史上首
次美、中两国同时失败。”
莫斯科总部认为，印苏的关系之所以越走越近，克格勃劳苦功高。
60年代在德里任间谍头目的德米特里·叶罗欣于1970年回国，成为克格勃最年
轻的少将。作为奖励，克格勃在德里的间谍机构升了一格。叶罗欣的继任者是雅科
夫·普罗科菲耶夫·梅佳尼克，他还非副手。梅佳尼克领导着另外3 个克格勃间谍
局，它们分设在印度孟买、加尔各答和马德拉斯的苏联领事馆。据戈尔季耶夫斯基
了解的情况，这3 个机构都直接同莫斯科用密码联系，他们力图从莫斯科而不是德
里得到日常工作指令。
1971年友好条约签订以后，印度成为苏联集团以外驻有克格勒数量最多的国家
之一。在大约300名苏联驻印度的“外交和业务人员”之中，有150人是克格勃和情
报总局的工作人员。克格勃在印度行动规模之大是因为这个国家在苏联外交中占有
优先地位，而且这里开展工作的条件十分有利。戈尔季耶夫斯基提出，克格勃有意
在任何一个像印度一样无法限制克格勃间谍机关规模的国家扩大活动。
无论是英迪拉·甘地还是拉吉夫，甘地执政期间，印度都没有减少苏联外交人
员和商务代表人员的数量，这样就给克格勃和情报总局打了一把无边的“保护伞”。
除此以外，同其他许多国家不同，印度并不拒绝那些已被不友好的政府驱逐出
境的苏联情报人员呆在印度。
戈尔季耶夫斯基在印度的同事曾对他夸口说，在印度想受贿的记者和政客要多
少有多少。西·尼哈·辛格曾先后作过《政治家报》和《印度快报》的编辑，他说，
可以说印度的社会精英们正用苏联人的钱尽情享受。一些政治机构的代表认为，”
苏联人的钱，特别是竞选时用于政党或个别活动家的开支的那些钱，把美国及其他
反共赞助者的钱挤了出去”。
1974年英迪拉·甘地发表一系列讲话，指责中央情报局的破坏活动给印度造成
了经常性的威胁。美国驻德里的大使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亨命令进行特别调
查，结果查明两起尼赫鲁执政期间在邦大选中向共产党的对手提供资金支持的事件。
一件发生在喀拉拉邦，另一件在西孟加拉邦。莫伊尼亨后来回忆说：“两次的钱都
转给了提出要钱的国大党，其中一次是给了甘地女士本人，她那时还是一名党内官
员。因为我们后来不再给她钱了，很自然她对我们把钱给了谁很感兴趣。这种做法
不能纵容。”
尽管从工作人员的数量和活动规模来说，克格勃在印度远远超过其他外国情报
机构，但它也不是唯一受到印度国家安全机关优待的机构。1985年德里由间谍行为
引起一场丑闻，其中牵扯到法国人、波兰人、东德人和苏联人。法国人认为印度人
用最严厉的措施针对他们，是为了把丑闻对苏联集团造成的不利后果降低到最小。
克格勃的任务并不是对印度政府施加影响，因为在英迪拉·甘地和拉吉夫·甘
地执政期间，印度的政策一直对苏联非常有利。苏联是想利用印度作为行动基地，
对西方和第三世界开战。70年代以前德里已成为克格勃在海外“积极行动”的最大
基地。间谍头目梅佳尼克和他的下任都有一名“专门负责积极行动的助手”，一般
都是上校或中校军衔。随着科技间谍的发展，印度的作用变得更大，它为接近那些
无法接触到的西方技术提供了渠道。据戈尔季耶夫斯基回忆，70年代中期，有一次
T 局局长列昂尼德·谢尔盖耶维奇·扎伊采夫非常恼火，因为苏联在美国、西欧和
日本的技侦人员以系统都搞不到西方某种设备的一个零件。他大骂：“如果这样我
必须通过印度的渠道了，它们从未让我失望过！”
纳赛尔死后，在第三世界除了印度以外，古巴也是苏联的“家产”。1963年卡
斯特罗首次访苏，受到英雄般的礼遇，而加勒比海危机时的相互指责似乎被淡忘了。
他的随行翻译是尼古拉·列昂诺夫。列昂诺夫是第一总局的一颗新星，当时35岁，
比卡斯特罗小三岁。50年代中他在墨西哥的间谍机关工作，是第一个发现卡斯特罗
领袖天才的克格勃官员。列昂诺夫中断了自己在墨西哥的旅行，陪同卡斯特罗做了
一次对卡斯特罗来说从未有过的凯旋式的访问，周游了苏联，从列宁格勒直到西伯
利亚，在整整40天时间里，这位游击战争的超凡领导人身着保护色的作训服在工厂、
俱乐部面对情绪高涨的人群讲话，站在列宁墓观礼台上检阅“五一”游行。他被授
予“苏联英雄”称号，获得了列宁勋章和“红星”奖章。国事访问结束后，列昂诺
夫在总部吹牛说，他和卡斯特罗已经成了永远的朋友。卡斯特罗访问后。第一批古
巴情报机构（古巴对外情报部门）的人员被派到苏联总部进修。在哈瓦那同卡斯特
罗联系最密切的还是亚历山大·希托夫，曾任克格勃驻外机构间谍头目，当时已成
为苏联驻古巴大使。他肯定地说、卡斯特罗同加勒比海危机时一样，仍然把苏联大
使馆当成自己的家。希托夫和切·格瓦拉一起负责选拔和培养拉美间谍。
尽管卡斯特罗和列昂诺夫、希托夫关系甚好，莫斯科却认为他是一个看不透的、
难以对付的同盟者。卡斯特罗是从马埃斯特游山游击队基地直接进入哈瓦那，夺取
了政权。他以此为骄傲，并声明；是他自己的武装道路而不是莫斯科提供的和平道
